古时候交通法制中的军民思想诌议.docx

古时候交通法制中的军民思想诌议 作者：黄勇 李小历 况腊生 单位：总装备部 从魏晋时期开始，具体管理驿站的负责人被编入军队，称为驿将，下属则有“驿卒、驿子”等军卒，南北朝时期沿袭前制，太尉府“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率徒转运事”(《宋书百官志》)在南北朝时期驿站更是直接参与到军事斗争中，作为军事据点或拥有军事力量的机构发挥特殊的战略作用”，［4］(P15)西晋六曹尚书中开始设驾部曹尚书，历东晋南朝，“驾部尚书知牛马骡驴”(《南齐书》卷五十七)，并管理朝廷的交通事务《周礼》夏官属有舆司马之职，盖驾部之任也魏氏始置驾部郎曹，历晋、宋、齐、後魏、北齐并为驾部郎中，梁、陈为驾部侍郎後周夏官府有驾部中大夫一人，隋文帝改为驾部侍郎，炀帝曰驾部郎宋、齐左民尚书领驾部，梁、陈左民部尚书领驾部，後魏、北齐殿中尚书领驾部，隋则兵部领焉”(《唐六典》卷五)唐人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认为“邮驿本备军国所需”(《唐律疏议》第379条)，国家交通就是军事交通，服务于军事需要，这从当时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的定型就可以得到印证在唐代，驾部归属六部之一的兵部领导，负责全国驿站交通事务，兵部下设“驾部郎中一人，从五品上。

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唐六典》卷五)在地方上，有专司军务的兵曹负责当地驿站事务，“兵曹、司兵参军掌武官选举，兵甲器仗，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唐六典》卷三十)在边疆地区，“驿站则和烽、戌等军事设施合二为一，显示了边疆地区驿站的特点”［5］此外，国家还制定了大量军事交通性质的驿站法律制度［1］由此，唐代定型了驿站兵部领导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并一直延续到清末驿站军事交通法律制度甚至在明清时期专门编入《兵律》中可以说“中国古代交通基本上是一种军事交通，交通机构为军方所有，主要为军事服务”，［6］从而确立了军事性质的国家交通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国家交通由军方直接管理，这极大方便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专制统治，有效维护了君主专制政体现代国家交通的军事化管理往往存在于战时在解放战争中，我国交通也经历了一个军事化管理的时期1945年东北解放区成立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并颁布了最早的铁路军运法规《铁道军事运输暂行条例》，开始利用铁路运送部队进行作战后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负责全国各解放区的铁路管理，此后部队人员和装备运输主要通过铁路进行，有效保证了渡江作战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才划归国务院，但目前在各级铁路部门和企业设立相应的军代表机构，监督铁路企业用较低的运价完成铁路军事运输任务同样我国民用航空一开始也隶属于军方，时至今天，我国空域和空中交通主要还是空军管理国家交通在战时的军事化管理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国家集中所有交通力量保障战争的胜利，但在平时国家交通除服务于军事外，主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不能实行军事化管理军事发展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只有国家交通大发展了，才能带动军事交通不断发展，因此国家交通完全军事化管理是不利于交通和经济发展的，这也是为何最近几年开始试行低空开放的原因 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 古人认为国家交通主要为军事服务，但也认识到这种军事化的国家交通能直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致远以利天下”(《周易系辞》)，“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汉书舆服制》)，由此唐人也积极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唐王朝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经济重建唐安史之乱后，原有经济秩序和商品交换遭到了较大的破坏，各地正常来往和交流被阻隔，漕运和税收不通，粮食和物资无法运到京师，使得京师地区物价飞涨，朝廷陷入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

唐代宗任命主管财政的刘晏改革全国驿站军事交通体系，疏通漕运刘晏在运河沿岸驿站设立驿防兵，保护沿岸驿站和漕运的安全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彫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全唐文》卷四十六)这迅速解决了当时粮食问题，江淮通过漕运“每年运米数十一万石，以实关中”，同时通过驿站军事交通来传送各地物价信息，调动物资，平抑物价，“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刘晏改革唐代驿站军事交通体系，利用驿站军事交通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当时国家在经历大动乱之后，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驿站军事交通直接保障经济秩序的重构，有效维护了唐王朝的统治这也说明军事交通能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要发展军民结合的国防交通体系，既服务于部队，又服务于经济建设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军用和民用的界限日益模糊，客观上促进了军民融合型军事交通的建设。

现代高速公路已经广泛适用于战斗机起降，民航运送轻装兵员，我国铁路既承担绝大部分军事运输任务，也主要承担国民经济建设运输任务，这也适应了信息化战争对军民一体化综合交通保障的要求信息化战争条件的多维一体、高烈度、短时间、首战即是决战、无明显前后方界限等特点，以及现代军事交通的巨大投入，如伊尔76军用运输机每架3亿元人民币，使得军事交通单靠军队自身是难以保障，也使得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独立于国家交通而开创“另外一个天地”，所以军事交通建设必须走军民结合的道路，这是现代军事交通的发展方向，不仅能迅速提高我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能促进国家交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符合“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思想如为确保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0”军演等活动的军事要求，2009年总后勤部与铁道部合作，完成了20多条铁路的100多项军事改造任务军队还积极参与中国高铁的设计和规划，已经有1000多个火车站配备了军事运输设施，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铁路支援网络，提升了军队战略投送能力目前我国民航也积极承担军事运输任务，汶川大地震中，军用和民航飞机运送了数十万救灾将士美国《商船法》甚至规定了新船建造必须适用于国防用途，其设计和建造必须经过军方人员审定批准，同时军队承担全部改造费用和30%的建造费用。

取富户主邮递，谓之“捉驿” 所谓“捉驿”，就是取富裕的百姓管理驿站军事交通事务，是一种军民结合的军事交通制度唐代初期驿站捉驿制度直接源自府兵制度，捉驿制度下驿长的征发原则、地位和身份、征发和使用等都是唐代府兵制度具体内容的体现”［1］(P191)府兵制度是古代游牧民族“全民皆兵”思想的体现，“唐代府兵制度源于北魏鲜卑族世兵制度，士兵都是从世族(强宗)或重臣的子弟中挑选而来当选后，遇到机会，仍可以照旧充任官吏，无分文武;还可免除赋役不过这些军人的后代，要继承服兵役的义务士兵享有均田的权利而免除科役的义务，自有军籍，但很多军用物资许需自备卫士有征发和轮番守卫京师的任务”［7］(P15－21)府兵制度体现的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思想，当时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而且人口不多为抵御外敌侵入，实行全民皆兵，全体牧民平时放牧，战时全部参战，而且自行准备参战装备南北朝时期，由于军事战争频繁，西魏征兵不再限于鲜卑族，而将汉人也纳入其中北周朝更是“夏人半为兵”兵源大增，但是百姓大都挂名军籍而逃避赋役，国家收入大减隋代以后，政府将府兵编入民籍，军民不再各自分籍，“开皇十年五月乙巳昭”记载了这个转变，“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卷二)，这样有利于国家查禁百姓借兵役逃避赋役，增加收入从南北朝开始，驿站管理人员就是从通过府兵制度征召的卫士中担任，称为驿将唐代初期继承上述思想和制度，对驿站实行“捉驿”制度，即由当地富户充当驿站的负责人，所以同时又有驿长之称，后国家法律正式将驿站的负责人定名为驿长，是军人身份，其承担驿站的具体管理工作当时国家“初，州县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史料也有富户捉驿的记载，“先是，胡人康谦以贾富，杨国忠辅政，纳其金，授安南都护，领山南东路驿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从敦煌文书中也可以看到捉驿的材料《鸣沙石室古佚书沙洲图经》中载:“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已上驿，瓜州捉右在州东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县界同前者奉敕置，遣沙洲百姓越界供奉……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洲，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洲捉四驿，件检瓜州驿数如前”［8］(P334)“捉驿”制度下驿站的负责人被冠一个全新的称呼:驿长，吐鲁番出土文书有武则天时期关于驿长的记载武周(?)宁戎驿马及马草文书［9］(P97)前缺1、二车2、宁戎驿马四十二3、得驿长4、饲马草5、当越九十六后缺“每驿，置驿长一人”(《唐六典》卷五“兵部驾部郎”)，同样在《厩牧令》十一(开元七年)也规定:诸每驿皆置驿长一人。

驿长一经设置，一般要长期担任，不得在任期内随意更换《日本养老厩牧令》第十五条，“凡驿，各置长一人，取驿户内家口富干事者为之一置以后，悉令长仕，若有死老病及家贫不堪任者，立替其替代之日，马及鞍俱欠阙，并征前人若缘边之处，被蕃贼抄掠，不用此令日本的《厩牧令》源自唐朝，可以反过来考察唐代的相关情况《唐会要》对驿长的任期制也有记载:“开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敕，专知传驿官，一差定后，年限未终，所由不得辄回改并别差使”(《唐会要》卷六十一)这里的专知传驿官员，就包括驿长在内，一经设定，年限为尽，不能轻易更换驿长除了是当地富户外，还需要有一定地位、相当于六品至九品官员的后代高宗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以选举渐弊陈奏:其一曰:吏部比来取人，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是伤多;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通典》卷十七)杜佑注:“杂色解文:三卫、内外行署、内卫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在这里，杂色人等中驿长和牧长，牧尉并列在一起同时《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上牧监条也记载了牧长的地位:诸牧监掌群牧孳课之事群有牧长、牧尉牧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牧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

据此可以推测驿长的社会地位大概与牧长相当，是流外杂色人，相当于六品至九品官员的后代驿长因为承担军事交通任务，可被免除赋税、徭役日本的《令集解释义》卷十三《赋役令》规定:凡舍人、史生、伴部、兵卫、仕丁、防人、帐内、资人、事办、驿长、烽长及内外初位长上，勋位八等以上杂户、陵户、品部、徒人在役，并免课役这里所引的是日本令，因其渊源是唐令，所以反过来可以证明唐代的情况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民众流离失所，再加上府兵制度被废除，政府无法继续施行捉驿制度为保障国家交通的安全畅通，刘晏废除捉驿制度，“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将驿站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由驿吏管理驿站，这样捉驿制度就完全被废除了唐代军民结合的捉驿制度，其实质是将沉重的军事交通负担转嫁给平民百姓唐代驿站的管理是一项庞大事务一方面唐代驿站数目巨大，事务异常繁忙，“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唐六典》卷五)，同时还配备相关人员和马匹等物资，“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