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科学与大学1.docx

真理、科学与大学 摘要：真理的存在是大学合法性的来源真理本身即目的而非某种功利主义的考量当前，科学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了真理在大学里的隐退随着大学里追求真理的活动被科学探究的活动所取代，大学逐渐失去了形而上的意义而沦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对于科学的研究只是大学的一种职能，对于真理的追求才是大学的灵魂所在现代大学的改革必须要从理念上恢复其对于真理的偏好，避免陷入科学主义的窠臼　　关键词：真理，科学，大学　　求知是人的本性之一真理乃是求知的终极目的虽然生活的意义未必全赖于对真理的发现，但若没有对于真理的追求，人生必然毫无意义在西方的认识论传统中，无论宗教还是世俗，无不坚持对于对真理的信仰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于真理的热爱才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并成就了灿烂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哲人对沉思的推崇到中世纪知识分子对于真理的探究从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院到中世纪大学，从自由七艺到基督教哲学，对于真理的追求始终是西方人智识生活中大事近代科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宗教的祛魅，科学的应用性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互为犄角，从而瓦解了以真理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为前提的认识论哲学按照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逻辑，“规律”成为了真理的替代物。

所谓的真理就成了最高的自然规律而不再是理智的终极信仰其结果，现代大学彻底沦为科学研究的机构而不是追求真理的场所科学与真理并不必然矛盾，但科学绝不能等同于真理科学的结果可能意味着真理，但真理绝不仅仅是科学大学里很多非科学的研究活动同样可能蕴涵着真理今天的现实是，科学主义的范式垄断或主导了大学的研究活动，大学对于真理本身的追求被对于规律的发现所取代在功利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大学的改革日益陷入适应论的怪圈而无法超越　　一、真理的隐退　　关于真理的观念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整个西方文明的主要内驱力就是对于真理的追求按苏格拉底的说法，即求知若求生西方文明的智识传统中，对于何为“真”，亚里士多德早在《形而上学》中就指出：“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1]自古希腊以来，这种符合论的真理观一直影响并主导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智识生活，并催生了灿烂的文明中世纪以后，基督教会同样接受了耶稣“你将掌握真理，同时真理将使你自由”的箴言[2]其结果，在基督教哲学的影响下，伴随着神学自身的科学化，近代科学开始慢慢在教会的庇荫下萌芽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真理”的观念只有在佛教的观念中，‘理’才有真假之分。

[3]现代汉语中的“真理”一词也来自于佛教用语，所谓“真理虚寂，惑心不解”在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时期“真理”观念较相近的是关于“道”的观念与西方文明中将追求真理的活动诉诸于人的理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更具非理性或超理性的色彩，强调个人的直觉或顿悟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这里的“知识”其实就是指“真理”而不是“意见”因为，能够与美德相匹配的知识必须是“真知”而不能是“假知”而所谓的真理即真正的知识或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在古希腊语中，“科学”和“知识”是同一个词，即epistemeEpisteme所指的“知识”或“真知”是与“意见”或“信念”（doxa）相对应的知识必须是关于‘是’或存在的，而意见是关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事物的[4]结合亚里士多德关于“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说不是什么，这是真的”的论断，可以认为，所谓的“知识”必须蕴涵着“真理”而不可能是“意见”，否则不可能是“美德”后来随着古希腊文明的没落，罗马帝国的兴起，拉丁文逐渐取代希腊文，并成为整个欧洲的通用语言而在拉丁文中，scientia是对希腊文episteme的翻译，被用来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

而今天英语中的science和knowledge都是根据情境对于拉丁文scientia的翻译基于英美的智识传统和语言习惯，science被等同于了natural science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逻辑，科学成为了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科学的才是真理由此真理被自然科学所垄断但事实上，真理是普遍的相反，在人类知识领域中自然科学是极特殊的，并非所有的知识分支都可以称之为科学　　历史上，大学产生之时，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尚处于襁褓之中，还只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科学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尚未出现，更不用提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和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使命仍然是“追求真理——时代的女儿”而非从事科学研究迟至19世纪中叶，虽然那时很多近代大学里已引进自然科学的课程，但纽曼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仍然称大学为“国民追求真理的中心[5]正是继承古希腊的认识论传统，以真理的存在作为终极信仰，纽曼才断言“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同一时代，即便是在曾开科学研究先河的柏林大学，当时之所以要引入“科学”其本意也主要是为了人的“教养”或“通识性教养”，其主观上也主要是强调科学的精神性而非应用性从中世纪到近代，本质上大学的理念是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的（Telos）而非科学主义的。

以真理为终极目的反映了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对于大学的主导与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范式相比，真理更加普遍，也更加自足哈佛的校训即为“真理”（Veritas）真理本身在形而上意义上的价值更符合大学的性质　　不过，真理具有自足性并不意味着真理是无条件的或绝对的无论何时，真理本身都会存在“真理的悖论”，即一方面真理本身是永恒的，另一方面又.没有永恒的真理具体而言，“真理本身是永恒的”强调了真理的未来性和可能性，而“没有永恒的真理”关注的则是真理的历史性和局限性真理的悖论”就像“人性的悖论”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避免的但就像“人性的悖论”无法否认人性的存在一样，“真理的悖论”也不是要否认或怀疑真理的存在知识上的怀疑论最终只会推进知识的进步真理的悖论”也只会使人不懈地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对真理的考察既困难、又容易，这从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它本身，也没有一个人毫无所得就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对事物的本性说了些什么，作为一个个体，对真理可能全无或很少贡献，但联合起来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6]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沉思的极度推崇和对于真理的迷恋是发自内心的当时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真理本身才是最高的目的先有真理后有自由。

《理想国》中，柏拉图就认为，人们应该按真理生活，真理比自由更重要后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土多德同样表示“更爱真理”他认为，自由虽然重要，但它仍不是最高的善在古希腊哲人的心目中，“沉思”之所以被誉之为“第一幸福”就在于它可以超越人的肉体本身的易朽性，指向永恒的真理　　进入20世纪，在哲学层面上，“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真理”的求真意志同样遭到了“权力意志”哲学的激烈批判尼采以他的“超人哲学”试图“重估一切价值”尼采之后，以福柯对于知识和权力关系的话语分析为切入点，真理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普遍怀疑，并进而遭到激烈解构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无论科学还是真理都不过是“语言的游戏”或权力的建构虽然科学与真理同属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同样的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但科学话语和真理话语还是有明显不同对于大学而言，科学与真理的境遇也是不同的某种意义上，真理是永恒的，而科学则是历史的现代以前，真理本身就是古典传统的一部分，而科学则地地道道的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无论何时，真理始终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科学则只能以知识分支的形式或特定科学的形式来呈现此外，由于科学本身在大学里已经高度的制度化，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丝毫无损于科学的扩张。

相反，真理话语主要存在于大学的理念中，不可能被制度化其结果，在外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内有科学主义的排挤的情况下，大学里真理话语的隐退不可避免纳斯鲍姆就认为，“对今天的学术界极为有害的趋势是放弃追求真理和客观性，就好像这些目标再也不能对我们起指导作用[7]随着科学在大学里的繁荣，“科学性”取代“真理性”成为了学术活动的主要话语方式和合法性来源大学已成为科学探究的场所而不再是追求真理的中心已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对大学而言，真理是永恒的目的而不是目标（target）作为终极目的，真理具有整体性，且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发现和真理自成目的性相比，科学的本质则在于应用科学本身不是目的即便是科学中的基础研究，其价值仍在于未来的可应用性洪堡在柏林大学所提倡的那种服务于人的“教养”或“通识性教养”的“纯科学”，如果不是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也只是“昙花一现”大学里只有关于特定对象的特定的科学而没有一般的科学，更不会有“无用”的科学或“通用”的科学历史上，伴随近代科学的兴起并向现代科学成功转型，真理逐渐从大学的话语体系中隐退而随着真理话语体系的隐退，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垄断了大学的理念市场和话语体系其结果，人文与科学失去了共同感（common sense），并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

不过，真理隐退并不意味着真理的消失消失的只能是真理话语；而真理本身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学毕竟是人的组合，如果我们愿意，完全可以恢复其对于真理的偏好归根结底，真理是人对于可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一种认识论的信仰它深深植根于人的求知本性之中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中的科学话语仍不过是真理话语的临时替代品人们对于科学的执迷，除了功利主义的驱使之外，仍然源于对于真理的期望科学之于真理，正犹如宗教之于信仰木心曾言：“宗教事小，信仰事大”[8]同样的，对于大学而言，“科学事小，真理事大正是以真理的名义，不同的学科才得以共存于大学，大学本身才上有普世的价值若按照科学的逻辑，大学早已沦为知识的工厂，而失去了人文的底蕴科学的有效性局限于科学世界，而真理则无论在科学世界还是生活世界都起作用科学的未必是真理，真理也未必一定是科学　　二、科学的兴起　　对于未知的好奇和探究是人的本能，但探究或求知并不能直接导致发现科学历史上，人类并非一开始就拥有科学科学只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近代科学的成功放大了科学的普适性相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统一科学范式的历史非常短暂人们不可能单靠自己就可以对科学产生天生的兴趣，……只有当社会感到需要科学的时候，才会去唤醒人类。

[9]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科学只是人类诸多探究中的一种，科学知识也只是人类知识总体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系统更是很晚才在大学里产生近代以来，自然科学萌芽于西方世界既是一种文明的宿命也存在历史的偶然一方面西方理性主义的智识传统为近代科学的出现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中世纪大学及其他科学建制的产生也为近代科学的繁荣及其向现代科学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缘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宗教的继承者，有宗教的起源，同时也是社会的产物就像在动物中那样，本能已经足以应付一切，科学根本不会出现，科学只有在本能消退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科学的诞生表明，社会需要科学[10]当然，对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言，仅有社会需要肯定是不够的更何况社会需要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文明的产物，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按恩格斯的说法，“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1]不过，这种说法成立的前提是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已经存在否则，无论社会需求多么强烈，智识的沙漠里也长不科学的幼苗　　人类文明演化的重要的机制就是人类的好奇（认识论哲学）和社会的需要（政治论哲学）19世纪以来，科学的兴起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改善了人的福祉。

但与此同时，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有背离甚至危及人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趋势科学和技术在带来繁荣和富裕的同时也在制造风险风险社会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噩梦除了由科学和技术直接造成的人为风险之外，在社会生活领域认识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