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健康安全高密度城市治理的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docx
17页面向健康安全高密度城市治理的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 马文军,李 亮,王奕曾,何 乔,孙 健(1.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2.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 200240;3.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香港 999077;4.贝尔福-蒙贝利亚技术大学信息学院,贝尔福 法国 90000;5.长安大学未来交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注重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新时代发展趋势,而生活圈规划应运而生生活圈”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日本发起的“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强调社区居民以住所为中心通过步行开展购物、休闲、通勤、社交等日常活动所构成的行为和空间范围[2]随后,这一概念在韩国、台湾等地扩散开来,影响逐步扩大2016年以来,国内以上海为首的多座城市陆续出台“15 min社区生活圈”建设方针,着眼于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及优化,为提升城市居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做出巨大贡献2021年6月,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以下简称《生活圈指南》),提出打造满足社区居民全生命周期工作与生活等各类需求的基本单元,引领面向未来、健康低碳的美好生活方式。
随着社区生活圈建设工作相继开展,相关领域研究也逐步深入例如,程蓉[3]详细解读上海15 min社区生活圈规划制定过程和发展愿景,并提出空间治理对策;魏伟等[4]基于供需匹配原则,分析武汉主城区15 min生活圈规划的布局模式并提出优化策略;刘泉等[5]对生活圈规划理念和规划模型进行解读,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和来源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以真实全面、动态开放等特点为城市规划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6],学者们开始对生活圈进行量化测度与分析研究[7-8]例如,孙道胜等[7]通过社区居民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数据,界定15 min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范围;黄慧明等[8]基于信令数据研究广州15 min社区生活圈内居民活动特征在新时代发展要求和新技术条件下,规划实施评估朝着更加注重过程评估、关注指标实时监测、重视反馈优化实施等方向转变目前,国内城市体检工作已陆续开展,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9]自然资源部最新提出的《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流程》(以下简称《体检评估流程》)中涵盖了安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六方面的城市体检指标,并鼓励各城市依据需求增加本地化体检指标,形成指标体系[10]。
虽然目前设定的多项指标涉及社区宜居性方面评估,但仍停留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覆盖及区域半径层面,对设施公平性、多样性、居民日常需求等方面未做深入考虑2020年初至今,Covid-19疫情对全球经济和民生都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一时间如何提升城市应对突发卫生安全事件能力成为讨论的热点,“健康”和“安全”已成为所有城市一致性的诉求和愿景社区作为城市组织的基本单元,既是生活圈规划的核心对象,又是城市防灾防疫的前沿阵地,也是社区居民的安全屏障在规划过程中融入健康和安全的理念,配置和优化日常健康和应急设施,实现设施的弹性预留和动态响应,社区生活圈也能兼作城市防灾防疫圈,助推健康安全城市的发展本文结合城市体检工作,针对开展15 min社区生活圈规划的高密度城市,提出一套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体系,全面分析社区生活圈建设情况与服务需求为了打造社区防灾防疫圈,推进健康安全城市建设,除关注日常生活服务设施外,还将重点放置在健康及应急设施上,以生活服务和健康安全两大视角对生活圈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在此基础之上,选取北京、上海、深圳、武汉作为实例,对比4大城市间社区生活圈建设现状,总结问题并给出建议1 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体系构建新城市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量新数据、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客观指标拟合城市居民主观维度的感受品质成为可能[11]。
本文所构建的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体系采用了传统统计数据(人口、环境等普查年鉴数据)与新兴大数据(POI(兴趣点)、OSM(开放街道地图)数据等)相结合的多元城市数据,通过Python和ArcGIS软件分析处理海量数据并得出结果整个评估体系将聚焦生活服务和健康安全两大板块内容,生活服务评估从公平性、可达性和多样性三方面展开,健康安全评估重点在防灾防疫、健康出行及环境绿色水平(图1)图1 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框架Fig.1 Physical examinatio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community-life circle1.1 生活服务评估15 min社区生活圈规划的本质是城市设施与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空间相匹配[12]因此,社区居民生活相关服务设施评估是整个评估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已开展生活圈规划城市的相关政策要求,结合《生活圈指南》中提出完善配置的设施类型,总结上海、武汉等多地专家意见,最终确定评估对象为教育、文化、体育、行政、商业、养老、医疗7类共计16项基础保障型生活服务设施鉴于正常步行速度为60~100 m·min-1,本文设定15 min步行范围为1 000m,该距离也是大多数公共设施的适宜服务半径[13]。
具体测度过程如下:依托ArcGIS软件,通过城市路网数据建立交通网络,以1 000 m为半径对城市中所有居住区进行服务区分析,生成每个居住区的15 min社区生活圈范围,分析每个生活圈范围内生活服务设施分布情况1.1.1 公平性指标公平性指标可细分为覆盖率和达标率覆盖率反映区域内生活服务设施已覆盖居住区数量占总数的比例如果居住区k在15 min步行范围(1 000 m)内能到达第i种公共服务设施,则称该居住区被覆盖计算公式如下:式中:i表示第i种设施;I表示第i种设施构成的集合;Cki表示居住区k与第i种设施之间的距离,m;m表示区域内包含居住区总数;Cri表示第i种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达标率在覆盖率的基础上加入对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以及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可替代性关系的考量本研究依据上海、武汉等地专家访谈意见,将相对重要且难以替代的设施列为必选项,将相互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设施设置为加分项,构建达标标准如表1所示表1 生活服务设施达标界定Tab.1 Standard definition of life service facilities1.1.2 可达性指标生活圈内设施数量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构建可达性指标对生活圈内设施状况进一步测度。
为整合不同类型生活服务设施,计算前先确定各类设施的权重[14]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AHP)法计算权重,其特点在于能够利用较少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本研究邀请来自上海、武汉、泉州、宁波等地50位专家对各类生活服务设施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和打分研究依据专家打分情况构造各类设施两两比较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最终计算得到各类生活服务设施权重系数如表2所示表2 生活服务设施权重赋值Tab.2 Weight of life service facilities为消除不同类型设施数量级差异的影响,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式对不同类型设施数量进行处理得到相应设施数量指数从而消除量纲,之后再进行相关计算居住区k的综合可达性指数Ak计算公式如下:式中:Wi表示第i种设施的权重;Fi表示居住区k生活圈覆盖的第i种设施标准化后得到的数量指数;n表示该类设施的种数1.1.3 多样性指标两个生活圈在公平性和可达性指数相近情况下,各自拥有的服务设施的种类差异也可能很大,研究认为不同设施数量分配均衡的生活圈生活服务水平更高据此,对各居住区生活圈增设设施种类测度,并引入香农-维纳指数进行设施多样性评价香农-维纳指数最早被用于生态学领域中物种多样性的计算,后延伸至建成环境的研究中并得到广泛应用[15],计算公式如下:式中:Hk表示居住区k的多样性指数;s表示生活圈中设施种数;ni表示第i种设施的数量;N表示生活圈内所有设施的数量。
1.2 健康安全评估随着Covid-19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健康”和“安全”已成为现阶段城市建设的首要目标因此,在考虑健康安全城市建设需求下,本研究对社区生活圈内防灾、医疗、交通、环境等相关设施建设情况展开多方面分析和评价1.2.1防灾健康指标社区是城市治理基本单元,也是城市遭遇灾害时的前沿阵地,是城市安全的保障本研究从社区遭受重大卫生安全突发事件时居民衣食住行方面需求入手,综合专家意见和《体检评估流程》中涉及的安全方面指标,确定避难收容、医疗消防、生活保障三类共8项防灾防疫设施作为评估对象,以这些设施的可达性作为生活圈防灾防疫能力的评价标准同样通过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打分确定各项设施权重,如表3所示表3 防灾健康设施权重赋值Tab.3 Weight of disaster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facilities居住区k防灾防疫指数Sk计算公式如下:式中:Wi表示第i种设施的权重;Ri表示居住区k生活圈覆盖的第i种防灾健康设施标准化后的数量指数1.2.2健康出行指标社区生活圈规划倡导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本研究将社区出行分为生活圈内和生活圈间出行两类步行是生活圈内出行的首要交通方式,而公共交通是生活圈间出行提倡的交通方式。
通达完整的步行网络和数量种类繁多的公共交通站点不但能引导社区居民健康出行,而且在城市突发卫生安全事件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出行路径选择,提升社区的防灾防疫能力由此,以生活圈内路网密度和覆盖公交站点数量为参数,构建生活圈健康出行指数Tk,计算公式如下:式中:Dk表示居住区k生活圈内的路网密度;Pk表示标准化后得到的居住区k生活圈覆盖的公交站点数量指数1.2.3 环境绿色指标城市绿地与公共健康高度相关[16],一方面绿色空间能够改善空气质量,调节环境舒适度;另一方面,绿色空间往往是体育锻炼的目的地,能够激发社区居民有益健康的行为同时,公共绿地在城市面临重大灾害事件威胁时,可作为紧急避难空间使用因此,本研究在社区生活圈健康安全方面体检过程中加入对公共绿地的评估结合相关文献,公共绿地的面积和可达性对其内部的活动量影响显著,同时可达性决定着公共绿地在灾害发生时作为临时避难场所时能够发挥的作用[17],据此构建环境绿色指数Ek如下:式中:Gk表示居住区k生活圈范围内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dk表示居住区k公共绿地的可达性,通过最近距离衡量2 以京沪深汉为例的实证分析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了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出现,特别是高密度城市普遍存在医疗难、高房价、交通拥堵、环境等社会问题。
同时,由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大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样背景下,对高密度城市进行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刻不容缓,只有尽快落实有效提升居民日常生活水平的政策和方针,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以人为本的规划目标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北京、上海、深圳、武汉这4座具备代表性的国内高密度特大城市作为案例,进行社区生活圈体检评估体系的实证分析,比较生活圈建设工作上的差异,给出优化建议这4座城市常住人口均在1 000万人以上,分别代表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部大通道大枢纽地区的最高发展水平一方面,它们是国内最早一批提出实行社区生活圈规划的城市,生活圈建设已经初具成效;另一方面,4座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完善,公共数据平台的海量数据可用于生活圈服务要素的核实和校准,能较精准评价生活圈建设水平2.1 数据获取及预处理本文所用数据分为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街道路网及统计数据,数据均截至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