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区干部生活轶事.docx

160;         白区干部生活轶事                    裴毅然北伐以前，中共组织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党员只是零星个别，绝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发展工农党员，一般通过亲串亲、邻串邻介绍，支部大会通过就可以了入党宣誓时，不少地方要喝鸡血酒，誓词为：“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命令；打破宗族，不分姓氏；牺牲个人，不害同志；生死共存，永不叛党；如有变心，刀斩弹穿大革命起来后，中共走向公开与半公开，各级组织分设组织、宣传部门，发展党员要填写申请书，由党员介绍、支部通过，并经区委（省委）审查，才能举行宣誓仪式四一二”后， 白区干部潜伏于危险的“ 地下”， 与监狱、刑场相邻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党内流传两句话：“ 二万五千里， 三千六百日二万五千里指长征，概括武装斗争；三千六百日，指白区地下活动十年，包括监狱刑场南昌起义后，一大代表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周恩来嘱其在南昌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为包写了介绍信包惠僧在南昌一表亲家住了月余，化装逃出南昌，从九江搭船回湖北老家黄冈，因白色恐怖，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没找到组织，携妻再逃至江苏高邮岳家避难。

两个多月后，风声不好，走避上海，见了李达、施存统、马哲民等人，包惠僧曾在回忆录中说：“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紧张的气氛经济状况1927年6月1日，政治局修改党章，规定党费缴纳：月收入不满20元减免党费，20元以上起征；30元以内月缴党费两角；60元以下一元；80元以下3%；80元以上特别征收；失业工人或在狱者免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1927年10月27日，陕西省委发出征收党费的第十号通告，要求党员都应按时缴纳党费，规定不同缴纳数额与月薪20元以上的累进“特别捐”，严令“党费于每月十号前一律收齐”，无故拖延超过三日，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留党察看；迟过五天仍抗拒不缴者，呈上级予以开除此时全陕甘党员不过1681人（1/3为农民），要求1928年1月发展党员达到5430名党员人数有限，所缴党费甚微，不可能支撑全党庞大活动1927年10月，党在上海收容南昌起义散失的归队者，一时没分配工作的，每人每天两角生活费，首次发放最多只给两元同月，湖南省委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也越来越艰苦，省委候委兼妇女部长刘英曾说：“由于党的活动经费太少，我们几乎领不到生活费，饱一顿、饿一顿成了常事，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

职业革命家众多，大大超过非职业化党员，根本无法用党员缴纳的党费维持这么一群职业革命家的生计当时中青年党员流行“以身许党”——领取党的生活费，全力从事党的工作，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乃至家庭关系，才是“职业革命家”大多数党员都等着领取生活费，怎么还有钱缴纳党费？为此，1928年后，中组部部长周恩来提出白区干部的“三化”——秘密机关社会化、党员职业化、身分合法化创造社的李初梨，1928年入党，1929年11月任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长，半年后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党组织（按：基层）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五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披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我们到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王明集团就是利用生活费控制上海党组织，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们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意见”的上海基层组织就采取这一招刘晓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1930年4月，汉口党组织派曾三赴沪学习无线电收发报，但组织太穷，只给路费15元。

曾三已在小旅馆待命很久，积欠十几元房租、饭钱，15元全交出都不够曾三只好当了蚊帐，得2.8元，再向两位穷同乡挤借十元，才结了旅馆的账，所剩不够买船票，通过水手帮助，用“看黄鱼”的办法上船抵达上海，身上只有一角多钱到饭店一看，每天房租2.97元，“我怎能[来自Www.lw5U.com]住得起！只好拿出一件夹袍子去当了四元钱，第二天就搬到一个小旅馆去了又过了一天，李强（化名张振声）找到我，给了我五元钱[来自WwW.lw5U.com]……学习期间，组织上给我们每人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费（房租不算在内），除了吃饭所剩不多，还要订一份报纸，买些生活必需品，因此生活过得比较艰苦……长期都是每天买一把小白菜、一块豆腐，或者一块‘日本’咸鱼充当副食如果买二角钱肉，就一定要放在菜篮子上面，好让二房东看到我们也能吃到肉有时生活费晚送一两天，就得当衣度日，从当衣铺出来，捏着刚刚当得的钱去吃阳春面和烧饼《红色往事》，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被捕、入狱与牺牲“四一二”时，上海吴淞大学川籍生何洛与妻子刘尊一被捕何洛参加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民选上海市府委员兼局长；刘尊一为江浙区妇委书记刘也是四川妹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由罗亦农介绍入党，与赵世炎两姊妹及其他七女生结拜为“十姐妹”，相约终身不嫁。

不过，此时已过半数背约刘尊一是“十姊妹”中最漂亮的一位此时，桂系接管上海特别市党部，白崇禧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受同事托请，从轻发落有孕在身的刘尊一，假释送医同被杀的有从杭州逃来的党员宣中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安体诚（杭州法政专校教授）1927年夏，孙传芳败退苏北后，取得张宗昌等军阀支持，从扬州渡江，攻占镇江，向南京推进何应钦、白崇禧率北伐军第一、第七军迎敌，双方对峙于南京与镇江之间的龙潭，战况惨烈潘宜之在上海率领东路军刚接收的两艘军舰楚同号、永安号溯江而上，直抵龙潭江面，炮击孙部，使其腹背受敌，一败涂地是役，潘宜之立了大功潘没邀功讨赏，而是上南京再次将刘尊一保释出狱，送进医院，让刘生下前夫何洛的遗孤刘尊一大受感动，决定嫁给潘宜之此后，刘尊一留英学习教育，终身从教潘宜之乃同盟会员、孙中山侍从秘书、保定军校三期生（白崇禧同班同学），“四一二”次日夜晚，周恩来在上海七宝镇被捕，潘念旧情，当即放了周1940年，周恩来在重庆特函国府经济部次长潘宜之，以示谢意1945年9月9日，潘宜之愤于国府降格使用，服用烈性安眠药自杀于昆明，终年52岁，留下24字遗嘱：“ 穿上大衣， 放进棺材， 抬往后山，埋在地下，树立碑子，就此了事。

1950年后，刘尊一于西南师院教育系任教授被捕是白区地下党员必须“时刻准备着”的，对地下党员而言，“二进宫”“三进宫”属于家常便饭1929年秋，张爱萍在上海“二进宫”第一次进提篮桥二十天，同时被捕的还有佘一梦及后为著名演员的王莹；第二次先入龙华警备司令部，再转苏州省法院审判，一月后因“证据不足”获释此时苏北南通、如皋、靖江、泰兴等农民暴动，成立红十四军，江苏省委从上海增调干部，支部大会上张爱萍报名参加，遂从“学生娃”转为职业军人1930年初秋，在进军泰州的战斗中张爱萍被打断了左手，秘密送往上海的日本医院疗伤，不料这段经历在“文革”中被诬为“红十四军的王连举”（王为京剧《红灯记》中的叛徒，开枪自伤左臂）江西苏区发展之前，中央机关只能设置于大城市上海因其租界、地理、交通等条件，便于隐蔽，“四一二”后一直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各苏区重要干部均由上海派出，各地也一直向上海中央要干部如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创办《革命军日报》，居然在南昌、武汉都找不到合适者，郭沫若只得建议向上海要“创造社小伙计”潘汉年上海被捕的地下党员最多，成仁成烈者最多，而叛徒也出得最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戏”。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演出魔术被捕，是因为被上海过来的叛徒尤崇新认出1933年中央军委被破坏，陈赓被捕，乃顾顺章派特务巡回小菜场，发现陈赓之妻后盯梢而至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被捕，也因秘书叛变告密最有代表性的叛变事件，除了大叛徒顾顺章（中委），还有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白鑫，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升至团长，1929年随领导人赴沪，任江苏省军委秘书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白鑫家，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主持省军委会议，出席者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军委委员邢士贞（负责兵运）、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开会时间已到，但军委秘书白鑫还未到不一会儿，白鑫来了，身后跟着工部局巡捕与国民党的暗探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案”四人，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正法”于龙华唯有张际春得以保存，因张际春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有“不杀黄埔生”的规矩，特派国民党中组部秘书赴沪，保下张际春，于1932年初释放此处需作一说明，此张际春非另一同姓同名张际春，两位都是黄埔一期生。

这位黄埔一期生乃湖南醴陵人，1933年死于战斗，一说出狱后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政训处中校政治教官，1933年4月病逝重庆另一张际春乃湘南宜章人，1924年入黄埔一期，1925年入党；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秘书长、抗大政治部主任、中宣部副部长，1968年死于“文革”迫害之前，白鑫表弟在海陆丰叛逃，被彭湃下令处决，此为白鑫叛变心理原因之一抵沪后，在国民党捕杀压力下，白鑫通过南京的哥哥联系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表示一念之差误入歧途范争波要白鑫戴罪立功，特别希望白鑫设法捉捕彭湃彭湃、杨殷等四人被杀后，白鑫躲进范公馆，深居简出，以防复仇1929年11月11日晚，上海霞飞路范公馆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别克轿车，范争波等人簇拥白鑫走出，送白鑫上南京领赏并远赴法国白鑫与范争波拱手作别，正要举步上车，拐角处突然飞来一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开，跳下三人，三声清脆枪声，范争波还未明白过来，白鑫就已倒地一命呜呼范赶紧叫人动手，为时已晚，三名“红队”（红色恐怖队）队员迅速跃上车，消失在夜幕中白鑫的叛徒级别跻身“十大叛徒”，其余九人为：陈公博、周佛海、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丁默村、李士群、文强、胡均鹤（赵尚志妹夫）。

所谓“十大叛徒”，乃民间根据“综合内容”排列，大致反映“排列前十”1928年秋，福建省委书记陈少微被捕，他刨挖墙洞逃出，省委常委李连生则在漳州被枪毙1931年11月，郑超麟等托派骨干被捕半年多，提他出去照相，胸前挂上姓名牌牌照规矩，照相之后三天就是枪毙，同牢难友都将家里送来的最好菜肴给他吃，他摘下眼镜托难友转交其妻作纪念苦熬三天，平安无事事后知道：原判死刑，恰好龙华警备司令换人，蒋介石嫡系熊式辉换成十九路军的戴戟，刀下留人，改判15年徒刑1935年2月19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因叛徒出卖被捕，搜走三千现金、二十多只金戒指、四十多对玉镯、九箱文件及印鉴等是日，被捕男女及家属共三四十人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还有宣传部长朱镜我、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以及王凌波、杜国庠、罗晓红、田汉、阳翰笙、许涤新等，系上海地下党被捕人数最多的一次，史称“二一九”事件郑林，山西永济县任阳村人，1934年入党，1935年5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囚禁于山西陆军第一监狱狱里穿着灰色囚衣的政治犯戴着脚镣，两人一间、四五人一间，也有二三十人一间，上下午各有一次可出来大便，白天可在院内晒太阳，但规定亲属不准探监，不准接触普通刑事犯，且任何书报都不准看。

吃饭上厨房排队，吃食是发臭的小米和几片发酸的萝卜干，一次有人竟从饭锅里捞出两只焖烂的老鼠犯人们提出要吃一碗干净的饭，狱方回答：“犯人就是要吃陈仓米，陈仓米就是这样，谁不爱吃就不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