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方广錩——略谈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doc

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方廣錩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內容摘要:本文對漢文大藏經從古到今的編藏理路作了簡單的梳理,指出古代編藏主要出於宗教目的.日本《大正藏》的編纂,體現了大藏經從宗教性向學術性的演變.而大陸《中華藏》的編纂，則進一步將大文化理念引進大藏經的編藏實踐文章最後對目前編藏工作的開展提出個人的一些設想一、漢文大藏經簡史漢文大藏經是基本網羅歷代漢譯佛典並以之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結構規範組織,並具有一定外在標誌的漢文佛教典籍及相關文獻的叢書,是漢傳佛教基本典籍的總匯漢文大藏經隨著漢傳佛教的發展而成長壯大它與漢傳佛教的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個時代的漢文大藏經基本上反映了那個時代漢傳佛教的概貌.以我國書籍製作方式的演進為線索，漢文大藏經自古到今的發展史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寫本時期、刻本時期、近代印刷本時期、數碼化時期.佛教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無論是“伊存授經說"，還是“漢明感夢求法說”,佛教初傳都與佛經的傳寫緊密相連，這說明佛經的傳入與佛教的傳入完全同步.也就是說,就漢文大藏經的發展史而言，從佛教初傳開始，就進入漢文大藏經的寫本時期.漢文大藏經的寫本時期，可以分為若干個階段。

從佛教初傳到東晉釋道安時代,可稱為漢文大藏經的醞釀階段.在這一階段，大藏經雖然尚未正式形成，但匯攏經典、整理典籍的工作已經開始從東晉晚期到隋朝初年,是漢文大藏經的形成階段在這一階段，各種形態的大藏經開始陸續湧現現存最早的大藏經實物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系北魏永平、延昌年間（508~515）由敦煌鎮官經生抄寫由此可知,當時造藏已經成為一項官方的文化事業而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首創“入藏錄”，證明大藏經無論從實際上,還是理論上,此時均已卓然成形入藏錄”這種體例被後代各種有影響的經錄沿襲，成為大藏經最基本的目錄依據從隋朝初年到會昌廢佛,是漢文大藏經的結構體系化階段唐釋智升於開元十八年(630）完成的《開元釋教錄》，集前代之大成，創一時之新風，垂千年之典範他在大藏經結構體系及佛教經錄方面的成就,體現了我國古代佛教文獻學，古代漢文文獻學的最高水準從晚唐會昌廢佛到北宋《開寶藏》的刊刻，是漢文大藏經的全國統一化階段由於主客觀種種原因，全國的大藏經逐漸統一到《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基礎的形態上.寫本有一個基本特點—-流變性寫本是由寫經生等各色人等一本一本書寫出來的,不但在外觀上有很大的個性特徵，內容上也容易形成異變，由此出現各種各樣的異本。

敦煌遺書中大量異本的發現，為我們研究寫本的流變性，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最近幾年日本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落合俊典教授主持的日本寺院所藏古寫本藏經的調查與研究，也充分證明了寫本藏經的流變性這一特徵充分重視與研究寫本佛典的流變性，全面評價它在中國佛教發展中的地位，是佛教文獻學面臨的一個新的任務會昌廢佛後全國藏經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基礎統一，為刻本藏經的流通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背景《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官修刻本大藏經第一批版片，開雕於開寶四年（971)，完成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共計13萬塊在古代，這實在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從此，我國大藏經進入刻本時期但是,從現有資料看,《開寶藏》雖然在流通，民間依然在修造寫本大藏經.所以，整個北宋，基本是寫本藏經、刻本藏經同時流通的時期,或者說是刻本藏經逐漸取代寫本藏經的時期北宋晚年，《崇甯藏》、《毗盧藏》、《思溪藏》漸次刊刻，寫本藏經逐步退出實用領域但是,它依然以金銀字大藏經這樣的特殊形態，活躍在歷史舞臺上從現有資料看,金銀字大藏經的書寫,大約一直延續到明清此後，寫本大藏經不再出現,但寫本佛經,包括金銀字寫經、血經，作為人們表達自己虔誠信仰的方式,始終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

近代以來,寫經又成為書法家、藝術家藝術創作的源泉之一.從北宋《開寶藏》起，到清末民初的金陵刻經處、毗陵刻經處刊刻書冊本藏經為止，我國歷朝歷代都曾刊印刻本大藏經,總數不清，至少在二十部以上就刻本藏經而言，版片的刊刻一旦完成，新藏經的刷印就是一件相對較為容易的事情，這促進了藏經的流通且同一副版片所印藏經，內容完全一致,不同于寫本藏經所具有的流變性這都是刻本藏經優於寫本藏經的地方.但一部藏經的版片數量動輒高達10余萬，刊刻、管理都非易事.故古人有斫臂化緣、累代刻藏的佳話.遺憾的是,中華民族雖然是一個善於創造文化的民族，卻又是一個不善於保護文化的民族歷經兵火災劫，現在存世的完整刻本大藏已經極為稀少;完整的大藏經版片，僅剩《龍藏》一副.不少刻本藏經僅剩零本，還有不少刻本藏經尚需我們去發掘與考證近現代鉛印、影印技術的發明，為知識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手段近現代印刷本藏經文字清晰,裝幀實用,信息量大特別應該提出的是,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出現，與近現代佛教學術研究的興起密切相關由此,以《大正藏》為代表的新編藏經問世不久,便以其無可比擬的優勢，取代了在佛教史上雄踞千年的刻本藏經不過，由於電子技術的崛起,現代印刷本藏經獨擅勝場僅百年，佛教藏經就開始進入數碼化時期。

雖則如此,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現代印刷本藏經作為佛教法寶的代表，作為千百萬信徒膜拜的對象,不但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而且會向豪華裝幀的方向發展電子技術的迅猛發展，開創了書籍的數碼化時期從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期開始，漢文大藏經也踏入數碼化的門檻20多年來，大藏經的數碼化取得令人驚歎的長足發展與近現代印刷本藏經的排印本、影印本兩種形態相應,數碼化大藏經也出現用文字錄入方式形成的電子文本及用圖像掃描方式形成的掃描本,並不斷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由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主持的《電子佛典集成》是目前最為流通的電子文本大藏經目前，藏經數碼化正方興未艾,並進一步向內容更豐富、使用更方便、功能更強大的方向發展，且將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增強其宗教權威性與社會公信力 關於本節，可參見拙作《關於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代導言）》，載《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二、編纂大藏經的內在理路（一)、“內在理路"釋義上面簡單介紹了兩千年來漢文大藏經的基本概貌本節想探討編纂大藏經的內在理路以前還沒有人探討過這個問題，因此首先需要說明什麼是編纂大藏經的內在理路任何時代、任何人，花費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編纂大藏經，必然有他的目的.為了達成這一目的,必然有一個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甄別、選取佛典的入藏標準，有一系列與這一目的相配套的編纂藏經的方法。

我認為,編藏目的、入藏標準、編藏方法三者，構成了大藏經編纂的內在理路從歷史上看,大藏經的編纂者，一般很少公開宣示自己編纂藏經的目的、標準與方法但無論哪一部藏經，實際都存在這三者，它們貫穿于該藏經籌備與編纂的整個過程，並體現在最終完成的這部大藏經中,所以稱之為“內在”理路我們可以通過分析一部一部的藏經，來探討它們各自的內在編藏理路當然,就某一部具體的藏經而言，還有一個它的預設編藏理路能否從始至終貫徹到底的問題本文對此不予討論，僅從宏觀的角度，探討古今編藏理路的表現形態及其演變軌跡二)、佛教編藏的基本理路首先應該指出,結集佛典本來就是印度佛教的傳統佛、法、僧三寶的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是否已經產生，還可以再研究從早期佛典看,三皈依在當時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熟語；但從歷史事實看，釋迦牟尼時代，佛典還沒有產生當然,從邏輯上講，佛法形成在先，佛典結集於後因此,釋迦牟尼時代尚未出現佛典，不影響三寶觀念的產生.從現有資料看,起碼在部派分裂之前，三寶觀念已經產生如果說三寶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已經形成，則第一結集的歷史地位將更加重要因為這說明當時的僧人已經非常清醒地把法作為與佛、僧並立的亙古永存的真理即使三寶觀念在釋迦牟尼時代尚未形成，可以設想，第一結集的成果,對三寶觀念的形成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

印度佛教此後的歷次結集，各有各的歷史背景與原因，這裏不做探討但佛典作為佛法的代表，始終受到重視與尊崇.佛教傳入中國,怎樣才能讓中國信徒原原本本、毫不走樣地接受佛教的思想，是當時傳教法師面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第一、品質層面,即“不走樣”；第二、效果層面，即“能接受”從這兩個層面，生髮出早期漢譯佛典的“直譯派"與“意譯派”之爭而漢文大藏經所以形成,正是這一理路在新時期的發展限於資料,我們對早期中國佛典的流傳情況，特別是大藏經形成的具體過程，尚處在若明若暗的境地但根據現存的道安時代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道安編纂經錄的基本態度是鑒真偽、辨源流.也就是說,他特別注重佛典傳播的品質層面，亦即純正性原則這種態度,貫穿了道安一生所有與經典有關的活動早在三國時期，圍繞《法句經》的翻譯，曾經發生過一場關於直譯、意譯的大爭論這場爭論以直譯派的勝利告終而道安的“鑒真偽、辨源流”,可以說是直譯派路線在新時代的發展雖然三國以後，意譯照樣大行其道;雖然道安以後,疑偽經以更大的勢頭湧現出來;但在中國佛教的發展史上,從佛教初傳，到唐玄宗時代,這種保持佛典純正性的努力一直在大藏經的編纂活動中佔據統治地位，並直接影響著漢文大藏經的形態。

我曾經撰文指出,從歷史發展看，漢文大藏經有三種功能與三種表現形態而正是編藏僧人努力保持佛教典籍純正性的內在的宗教責任感,使當時的大藏經獲得了學習、傳播佛法的功能,出現了義理性的形態但佛典畢竟是法寶的代表,三寶崇拜則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形態作為一個宗教，純正的信仰是佛教立足的基礎因此,大藏經作為法寶的代表，自然也就具備了福田的功能，具備信仰性形態三)、古代藏經的兩種功能形態我曾經多次撰文指出：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既有比較精細、高深的哲學形態，也有比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態由此，它能夠適應不同層次人們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種形態稱為“佛教的義理層面"，把後一種形態稱為“佛教的信仰層面”.義理層面的佛教以探究諸法實相與自我證悟為特徵,以大藏經中收入的印度譯典及中國高僧著述為依據，以追求最終解脫為主要目標;而信仰層面的佛教則以功德思想與他力拯救為基礎,以漢譯典籍中的信仰性論述及中國人撰著乃至諸多疑偽經為依據，以追求現世利益為主要目標.義理層面的佛教在我國佛教史上處於主導地位，它為佛教提供了高水準的骨幹與活潑潑的靈魂,它的興衰決定了中國佛教的興衰;但信仰層面的佛教較義理層面的佛教影響更大、更深、更遠，為中國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是中國佛教綿長生命力的基本保證。

這兩種層面的佛教雖然各有特點，有時看來截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但又相互滲透、互為依存，絞纏在一起，相比較而存在當兩者相對平衡,佛教的發展便相對順暢；當兩者的力量相對失衡，佛教的發展便出現危機.在中國佛教的研究中，兩者不可偏廢.漢文大藏經的義理層面與信仰層面，也密不可分地相互滲透與依存毋寧說,正因為大藏經具有高度的義理性,才使它具備成為信仰性對象的基礎.比如，唐智升編定的《開元大藏》，就其內在理路而言，原本是一部義理性大藏但將它按照白居易《蘇州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記載的方式納入轉輪藏，它就具備了典型的信仰性功能 參見《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第1487頁按照這篇文章的記敍，該轉輪藏中所收藏的是一部依據《開元錄·入藏錄》組織的大藏經可以想見，廣大群眾的信仰又擴大了義理性大藏經在信教群體中的影響.不過，在此又必須指出,與晚唐以前佛教的義理層面在我國佛教史上處於主導地位相適應，我國當時的大藏經,雖然兩種形態具備，但以義理性為主導但隨著佛教信仰層面的力量日益加強,大藏經的形態也產生新的變化如黑水城出土的《大乘入藏錄卷上》,這部藏經雖然依據《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的標準收入經典,卻按照諸經卷數的多少排列次序.所以,編纂這部藏經的目的不是供人學習佛教義理，僅是供人頂禮膜拜。

正因為這樣，這部藏經完全不講究結構的合理，只講究外觀的整齊 參見拙作《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研究》第四章第一節，版本同前這樣一部完全體現大藏經信仰功能的藏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