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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论：一种全新的文艺阐释观念 1     在中国现代的文论与批评话语构成中，“典型”一词曾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中国自身传统的文论话语而言，典型观是一种全新的文艺阐释观念这种观念的理论塑形首先来自于恩格斯1880年代给两位女作家的信     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写道：          对于这两种环境（引者按：指《旧和新》中描写的盐场和维也纳社交界）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他又针对《城市姑娘》的不足写道：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这两段话，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经典性表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对典型问题的研究，大都是以理解恩格斯的这两段话为出发点。

由于理解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的典型学说，并引发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多次论争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大多是根据上面第一段话将典型概括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分歧只在于这种统一是以共性还是以个性为主导方面，而共性到底又所指为何，是阶级性，还是性格类型性，是普遍人性，还是人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新时期以来，又有人据上面后一段话加以补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除去包括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外，还包括人物与环境的统一，前一个统一侧重于人物的个性化，后一个统一侧重于人物的典型性这个解释虽较以往的解释全面一点，但由于立论的依据只限于上面提到的两封文艺书信，仍然不能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典型观的全貌实际上，在恩格斯给两位女作家的信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文艺书信和研究论著中已对人物形象包括典型形象的创造问题有过许多深入的思考和精辟的论说，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不顾及这些思考和论说显然难以获得全面的概括全面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既不能用上述的“单统一”论也不能用“双统一”论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的有机整体观念，整体性是艺术典型的基本特性概括起来说，艺术典型的整体性，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规定性：典型人物作为个性存在的整体性；典型人物作为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典型人物作为艺术存在的整体性。

     2     典型性问题是典型理论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理论界的多数学者都把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确定为人物的共性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典型性在于个性实际上，不论是“共性出典型”说还是“个性出典型”说，都不能正确阐释典型之所以为典型其实，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仅在于其抽象的普遍代表性或共性，也不仅仅在于其具体的个别独特性或个性，而在于二者的有机统一，在于这种有机统一所构成的性格整体性这是典型人物能够作为活生生的艺术生命而存在的根源所在而典型人物性格特征的整体性，不是共性加个性，也不是个性消融于共性之中，而是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与代表性在个性与独特性之中显露出来马克思在评价法国作家欧仁·苏的流行小说《巴黎的秘密》时，曾称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并不显眼的人物为典型他说：“在欧仁·苏的小说里，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是巴黎看门女人的典型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为什么皮普勒太太是一个典型人物？因为皮普勒太太身上带有当时巴黎看门女人这一特定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性格共有的一些特点，如贪图小利、灵活多变，为了私利而当拉皮条和密探的角色等等，同时这些有代表性的特点又是通过她自己具有个人特点的独特言行活灵活现地表露出来的。

3     欧洲文艺史上的典型观念，经历了由古代的类型说向近代以后的个性说的转向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戏剧创作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普遍存在类型化的倾向，缺乏个性尽管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包含了艺术形象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统一的思想，但由于该著一度失传，因而他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形象创造理论却是其《修辞学》里提出的“类型说”其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其影响深远的《诗艺》中又进一步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类型说”，明确规定应该根据年龄、身份、地位、职业乃至籍贯和性别上的不同来安排人物的言行，恰如其分地塑造人物形象同时，他还提出了“定型说”，认为在描写古代人的性格时，只能依样摹仿古代作家已有的创作，以古代史诗和戏剧中所塑造的形象为规范这种典型即类型的理论虽经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文艺创作实践的有力冲击，但影响并未完全消失至17世纪，在法国替新古典主义立法的布瓦洛在其《论诗艺》里将类型说与定型说的老调重谈，西班牙戏剧家维迦也在其《喜剧写作的新艺术》里倡导类型说甚至18世纪孟德斯鸠的美在事物的“常态”说，19世纪丹纳的美在事物的“种类特征”说，也无不与古代的类型说密切相关     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欧洲的典型观念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获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

如果说18世纪中叶以前，西方学者把典型理论的重点摆在普遍性或共性上的话，那么此后典型的重点则移到了特殊性或个性上面这一转变，从远的背景上讲是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结果；从近的背景上看是与18世纪启蒙运动普遍倡导个性解放分不开的在美学领域，德国美学家鲍姆嘉滕首先指出：“个别事物是完全确定的，所以个别事物的观念（意象）最能见出诗的性质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701页这是近代典型观的重点由共性移向个性的开端随后，德国古代艺术史学家希尔特（Hirt）在就古典艺术的风格特征与温克尔曼进行争论时提出：“古代艺术的原则不在客观的美和表情的冲淡，而是只在个性方面有意义和显出特征的东西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669页在文学领域，伟大作家歌德也批判了类型说，认为类型概念使我们漠然无动于衷，而显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真实的艺术因此，他认为“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歌德并不否认和排斥人物的普遍性，而是认为普遍性只有通过特殊性才能表现出来，他说：“诗人应该抓住特殊如果其中有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说这种特殊中表现出一般。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416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了自己的好友席勒“为一般而找特殊”的创作倾向，主张“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是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的正确程序由这一简短的回顾可以见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典型形象的创造上十分强调个性化问题，要求对有代表性的人物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创造出“惊人的独特的形象”，并且明确指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这一切都是与西方典型理论在近代的转向相一致的4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众多典型形象如奥勃洛莫夫、林黛玉、高老头、阿Q等等，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而典型创造的方法就涉及到典型化的问题别林斯基认为典型化是创作本身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没有典型化，就没有艺术”《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75页在文艺创作中，文艺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把现实生活中本来不典型或不太典型的事物或人物，运用形象思维，进行一番艺术的加工和改造，使之变成典型形象，这个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其中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典型化的方法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由于文学反映的对象不同，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有别，特别是作家的审美理想、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等各不相同，典型化的具体方式或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然而，不论采用什么方式、经由何种途径，文学家都必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个基本规律，即在典型化过程中，作家总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人物和具体的矛盾冲突反映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和某一类人的本质特征简言之，在所有具体的典型化过程中，都包含着个性化和概括化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由于具体的艺术典型都是共性与个性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典型化自始至终离不开单个的人，离不开在生活本身中那些个性化的感性形式，典型化是以个性化为基础的所谓个性化，首先是要求典型塑造不能违背形象的个别性、具体性和生动性的特点不仅如此，个性化还要求揭示出个人性格所独具的某些鲜明特点，使之变成具有独立自足性的个性以阿Q这个典型为例，他不仅像小D、王胡一样是生活于清末民初的未庄的贫苦农民，是活生生的具体人物，而且具有小D、王胡所不具有的一些独特的个性特征，如因头上长着不光彩的癞疮疤便避“癞”讳“光”乃至忌“亮”、“灯”、“烛”等字眼，挨了别人的打便说“总算被儿子打了”以自我安慰等等甚至连其穿戴也是独特的鲁迅先生曾说过他给阿Q戴的是毡帽，“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17页。

可见阿Q在鲁迅的心目中是有确定的独特的形象和性格的这说明典型化不能没有个性化然而，个性化只是典型化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还必须概括化所谓概括化，就是把同类人物身上具有本质特征的东西和能体现规律性内容的生活现象集中起来、概括起来，使所描写的事物和人物更突出、更有代表性或普遍性巴尔扎克称自己创作小说总是“对事件作综合的处理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相似的人物《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总是“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第235—236页这种综合、杂揉，就是一种概括化而文学的概括化不像科学的抽象化那样舍弃感性的材料，相反，它总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像巴尔扎克所说的，作家在综合中“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最终则以更为集中、突出的笔墨“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并且“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典型化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运动和再创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上所述，个性化与概括化是不可偏废的。

个性化是概括化的基础和前提，关系到典型人物是否真实、是否能成为一个生气灌注的艺术生命的方面，没有个性化就没有艺术典型的诞生；概括化是关系到典型人物概括力高低即形象反映生活的深浅的方面，失去了概括化，形象描绘就会变成偶然现象的毫无意义的记录，同样难以创造出艺术典型来同时，个性化与概括化又是不能互相分离或脱节的概括化只能与个性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个性化了的形式来进行；而个性化必须借助于概括化才能使形象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在具体的典型化过程中，并不是先个性化了再概括化，或是先概括化了再个性化在此过程中，个性化与概括化是有机结合同时进行的随着个性化与概括化的协调运动，一方面形象的个性特征越来越鲜明突出，一方面形象所蕴含的社会本质越来越丰富深广，最后便诞生出一个共性与个性高度统一的典型形象因此，忽视对于人物形象的社会本质的深刻概括，孤立地展现“个性”，把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个人癖好等堆积在一个人物身上，不过是一种恶劣的个性化倾向，是一种垂死的模仿文学的标志；而单纯强调形象的概括化，忽视人物性格的具体性、独特性，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则必然流入公式化概念化这两种片面性，都是不符合典型化的规律的。

     5     在中国左翼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周扬与胡风可说是一对老冤家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交过锋，其中有些交锋仅是个人恩怨和宗派意识的表露，没有什么理论建设意义，而他们于上世纪30年代就典型问题的争论则不是这样这次争论的缘起是由于恩格斯的有关文艺书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