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中的矛盾艺术理论论文.doc

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中的矛盾_艺术理论论文 　　摘要：80年代末，不仅是质疑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对个别作家或学科的解释，就连其提出的假设——政治的和方法论的——也受到了质疑直到1900年，对《东方主义》的评价日益暴露出其论点的多种多样、根深蒂固的矛盾：即赛义德企图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各个方面与福柯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其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把权力当做镇压工具并代表了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工作的传统看法；福柯的理论则把权势的话语和语言当做决定社会实际的主要因素，把权力看作是按照其“社会利益”“偏离中心”“非人格化”并且是专断的　　关键词：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矛盾　　　　对赛义德《东方主义》的争议，在其出版后5年内就陆续开始了，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对它的批评80年代末，不仅是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对个别作家或学科的解释遭到质疑，就连其提出的假设——政治的和方法论的——也受到了质疑直到1900年，对《东方主义》的评价日益暴露出其论点的多科，多样、根深蒂固的矛盾　　这些矛盾主要可以解释为赛义德企图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各个方面与福柯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尤其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把权力当做镇压工具并代表了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工作的传统看法；福柯的理论则把权势的话语和语言当做决定社会实际的主要因素，把权力看作是按照其“社会利益”“偏离中心”“非人格化”并且是专断的　　首先，在赛义德对论东方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物质实践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他试图消除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两者之间差异一方面，他提出西方学术传统和东方代表文本要早于甚至是决定了对东方的扩张，比如就曾为拿破仑入侵埃及打下了基础不过在其他时候，他又认为，对东方的扩张也会决定西方学术传统和东方代表文本，以致“近代”法国的东方学源于拿破仑远征带来的新意识和新知识这个问题从未解决，问题不仅仅是在《东方主义》的认识论中存在深刻矛盾，在某些时刻，赛义德遵循话语理论的逻辑，他坚持认为由东方主义建构的东方作为一种基本是想象的或者是构建的空间，并不是“真实”东方的一个对象或者是可靠的再现另一方面，他又宣布，事实上西方总是歪曲东方，这样就毫无保留的用实利主义的词藻把它虚设为一个真实的空间这个空间独立于并早于再现的东方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东方主义的话语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在理论上它被一种有所改变的对东方的观念加以修正。

　　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采用的方法论也被质疑一方面赛义德的人道主义是求助于葛兰西，但他又极力反人道主义这种情况在于赛义德称之为“隐形的”和“显性的”东方主义的区别他强调“隐形的”东方主义超越“显性的”东方主义，他的殖民话语肯定“有着任何封闭系统能具有的独立自足和自我强化的特点，在这样的系统论中，物质之所以是其所是，是因为他们有其所是，或一时，或永远，总是有其本体论的根源，任何经验事实都无法滔滔或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东方主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共时结构，其本身不变的想象在任何既有的西方对东方的文本中找到同样不变的权利意志——不管是其历史语境或背景，其特定的推论模式，以及其产生的或代表的文化这种整体的凝视中(totalizing gaze)重复了赛义德自己设想中的殖民话语同化其属民的倾向这种“隐形的”和“显性的”的分析让人想起了用以支撑许多非常重要的结构主义批评模式的二元分类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传统上围绕着意识和潜意识——在梦的解析中围绕“隐形的”和“显性的”内容——的关系展开，索绪尔的语言体系则围绕着语言和话语在赛义德的想象中，“隐形的”东方主义代表了作为东方主义“深层结构”的政治定位和权力意志，这种权力被假设为一直存在于语言之中；而“显性的”东方主义表示“表面细节”——单一的学科，文化作品，学者甚至民族传统。

赛义德的说服力主要在于其显示了前一方面的东方主义对后一方面的决定性力量赛义德还坚持“隐形的”东方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时，他很难充分的道清楚不同民族传统的差异因为《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话语不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创造的，特别是英国、法国、美国的文化比如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东方主义与一个世纪后美国东方主义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差异，而赛义德要把这些都“当做一个单元”来考虑因此，尽管使得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物质和政治环境已有很大变化，赛义德还是在继续使西方控制东方的知识体系中发现完全一致的东西：此论点是有失偏颇的　　其次是关于东方主义是否具有一贯性的争议从该话语的历史发展上：早先他提出：“东方主义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调整、美饰甚至革命?”也曾自己回答，认为该话语有不同的阶段，甚至有急剧的转变，人们可以按照福柯认识变动的观念将这一方法论的成就归功于他其中这个转变令人吃惊的准确性定在1312年，人们肯定会把这个年代简略的作为文艺复兴开端，另一个转变由福柯定在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段中这被看作是东方主义的最重要的转变时刻，相应的也是西方影响下实质上迅速扩大的时期话语的另一次转化早在19世纪40年代，还有一次是19世纪后期，另外两次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在那时，据说”东方主义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几乎难以默认”。

另一方面，经常看到在殖民话语中一致的地方，要比那些不一致的地方要强得多，一致在赛义德的叙述中东方主义不时有其不变动的一致之处，据说都是通过殖民话语传入东方的在这个意义上，对赛义德而言，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之间话语的重要差别根本不是差别，而是要增加范围的问题其实“作为一种信念体系，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东方主义无法获得发展它实际上是发展理论上的对立面赛义德还宣称，“东方主义以其18世纪以后的形式绝不可能自我修正而这一点又和刚才提到的“有重大变化的”论点完全是矛盾　　在阅读并理解“显性的”和“隐形的”东方主义之间的关系时，同样出现分歧，原因在于如何阅读东方主义文本有不同的看法赛义德在致力于“显性的”东方主义时采用的是细读单个文本，让大家看清楚特定作家是如何背离“隐形的”东方主义所建立的模式的：作为学者，最感兴趣的不是总体的政治现实，而是具体的细节，就像雷恩、福楼拜和勒南，而不是不容争辩的真理：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加优越，而是在这个真理开启的广阔空间内所显现的具体文本证据　　与之相反，在赛义德强调“隐形的”东方主义时，他又主张适当的阅读实践：“不是要分析隐藏于东方主义文本内部的东西，而是分析文本的表面……但我认为这个想法不能过于强调。

实际上，因为这个观点是被提出当作用于替代的阅读方式的，而不是一种辩证联系的阅读方式人们面临着严峻的选择例如，人们探讨吉卜林只是按照他如何反映他所在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人种学的、人类学的和政治学的思想以及按他在早期次大陆小说代表文本中加强有关印度的想象来完成的?还是将他作为一名这样的作家，他的“独特”个人风格和想象质疑升值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思想和有关帝国著作的公认传统?赛义德让人产生分歧的关键在于，他没有解决好如何将东方主义的“隐形”和“显性”方面关系概念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