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另类解读.docx

    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另类解读    陈曙光Summary：中国道路，西方话语中一般称为“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的性质判断上，西方学者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新自由主义模式说、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第三条道路说、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等等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的解读，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带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或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中国模式的内容和性质是确定的，是非成败也是有定论的对于西方学者的歪曲解读，我们应该仔细地加以甄别，审慎地展开批判，同时应该积极建构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使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信Key：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学术话语：D616 ：A ：1003-854X（2014）08-0052-07中国道路，西方话语中一般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的性质本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在西方话语中却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判断总体来说，西方学者的解读，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带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或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

对此，我们应该加以甄别和批判，切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歪曲解读一：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的实质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西方一些左翼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幌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创新，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中国实际上早已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一切价值和原则，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实质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中国模式与其初衷及理想相去甚远：在‘社会主义与市场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中，后者占了上风”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爱德华·斯坦菲尔德在接受台湾《旺报》记者专访时也指出：“中国吸纳了资本主义的规则制度与精神……，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在国内外都有市场，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我以为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第一，这一看法违背了“一”与“多”的辩证法一”与“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可以分为“多”，“多”可以合为“一”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坚持“一”的主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多元中寻找一致，在多样中谋求共识一些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改革举措在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依据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背道而驰，因而断定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其实，社会主义是“多”和“一”的统一体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西方某些左翼学者将中国模式看作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这大概就忽略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第二，这一看法违背了“主流”与“支流”的辩证法在任何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中，都有主流，也有支流；有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也有占次要地位的方面认识客观事物，既不能抓住支流而不见主流，也不能只见主流而忽视支流，尤其不能把主流当支流，把支流当主流当今中国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主要的一面，也有次要的一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

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更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严重，就断言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恐怕就没有正确把握主流和支流的辩证法第三，这一看法违背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敢于变，敢于不变这样就不会因变而失了方寸、乱了阵脚，也不会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坚守社会主义的底线，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不能变的另一方面，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是发展的，中国模式也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一些西方学者和政客只看到中国“变”的一面，如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鼓励外国资本进入，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而忽视了中国还有“不变”的一面，如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因而对中国模式作出错误的估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歪曲解读二：新自由主义模式说——中国代表着“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形象”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因于新自由主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哈维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里根、撒切尔夫人并列，意在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英、美一样，实质上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他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都只不过是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借口，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中国的崛起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向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后果”哈维还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与美、英等发达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中国奇迹是难以想象的还有左翼学者认为，中国不仅没有背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代表着“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形象”，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典范中国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这一定位呢？第一，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存在某种耦合，但不能藉此将中国模式定位为新自由主义模式。

确实，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与中国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是耦合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等政策主张也有相似之处但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吸引外资等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况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中国的吸引外资、发展私有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自由贸易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因此，中国模式不能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第二，新自由主义模式说没有抓住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大卫·哈维等西方学者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某种耦合的地方，却忽略了它们之间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我们毫不含糊、决不动摇正是这些基本特征将中国模式同新自由主义模式区别开来第三，纵观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惹的祸，中国模式的成功恰恰说明中国没有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粉墨登场已经30多年，很多国家在服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所遭遇的不是“休克”就是“陷阱”，就连发达国家自身也遍体鳞伤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曾善意地提醒我们：“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反观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枝独秀，从容崛起，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决抵挡住了新自由主义的屡屡来犯，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始终确保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歪曲解读三：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的奥秘在于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联姻“儒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海外学者对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地区工业文明体系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体系的总称和概括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东亚工业文明体系与欧美工业文明体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文化的差异，即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别他们借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韦伯命题”，提出儒教教义与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带有典型的东方色彩属于新型的儒家资本主义中国地处东亚，同属汉文化圈，中国模式也因此被某些学者贴上了儒家资本主义的标签。

他们将中国模式看作东亚模式的一个变种，将“中国奇迹”的奥秘归结于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联姻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如果说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工业化的开拓阶段，那么新儒家的集体主义更适合大规模的工业化时代我以为，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完全不能揭示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第一，这一观点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一致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两者之间的区别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就曾指出，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存在两大重要的历史性差异，一是中国革命是拥有社会主义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寻求的是建立平等的、人民有发言权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与东亚其他国家不一样；二是中国在国际上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而东亚其他国家的转型是在二战后美国的支持下完成的这一观点只看到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但忽视了儒家文化本质上仍然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今天，尽管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但是，中国模式的思想支撑不是儒家学说，中国模式的性质也非资本主义，“半部论语治天下”早已是昔日美好的回忆。

儒家文化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没有经历近代科学的洗礼和工业革命的煎熬，从总体上说仍然落后于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资本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相比更是低一个层次儒家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是先进的但在工业文明时代，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有限的如果试图用它解决诸如现代社会治理、现代政治建构、现代经济发展、全球秩序重建等诸多时代课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今天试图将已经走下神坛的传统文化简单复活，使其重新登上王座的想法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当然，我们否定儒家资本主义，绝不意味着否定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这块东方沃土上生长起来的一朵奇葩，它博大精深，蕴含着厚重的东方智慧，直至今天依然有其巨大的时代价值然而，不能将其意义无限拔高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还要“去其糟粕”歪曲解读四：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国家”和“领导者”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的提出，反映了后危机时代西方学者观察中国的一个新动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继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儒家资本主义模式等之后对中国模式的又一新定位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了一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专栏文章。

这些文章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些经济体借助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国家支持的私营公司以及国家主权基金等，纷纷在世界市场上并购企业，争夺国际紧缺资源，已经对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构成严重威胁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年会期间组织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西方评论家表示，中美之争从根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