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其仁:汇率与货币系列(19-25).doc
31页周其仁: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九——“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发布日期:/10/10 18:11:00 来源:经济观测报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一旦投入市场,由人们买进卖出,就产生了对货币的需求讲过了,货币别无她用,无非是交易的帮手交易规模扩大了,需要更多的货币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这辈人有一件事很幸运,就是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很少以货币运转,转变成要诸多货币运转的历程至于今天中国的货币存量对年度产出之比差不多居地球之冠,那是此前想也没想到过的 1978年我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的时候,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但是32%这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里,要货币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大多数,在生产队范畴内记个工分就直接分派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货币的商品粮”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而政府为了国家工业化,又把统购价压得很低1斤粮食1毛钱,1000亿斤也但是100亿人民币,哪里要多少货币为农业服务?工业都是国有的,生产资料靠筹划调拨,消费资料在低工资、低物价、凭票凭证的架构里,是商品也消费不了多少钱。
至于自然资源,任你地下埋的、河里流的、山上长的、天上飞的,皆在指令筹划掌控之中,一切“非礼莫动”,有货币也无用 放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界定了产权,特别是放出了交易权农民的粮食、棉花可以按市价卖了,工厂的产品可以按市价卖了,劳动力也是商品了,人民可以自谋职业了,国有工程师可以周末指引乡镇公司赚点外快,艺人可以上街市卖艺养家活口当时《人民日报》刊发过一幅老汉卖粮大把数钱的照片,让人过目不忘我自己读到过最传奇的故事,是刘晓庆“走穴”时每天表演后和她妈妈一起点钞票点到半夜两三点——那时人民币的面值小,真的是要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把这些微观图像加起来,1985年广义货币对GDP之比为54%,1990年为82%,1993年过100%,1997年达到124%市场化改革让中国的货币深化势不可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念书时,在英文的《中国经济评论》上读到易纲的一篇论文该文起首提出一种问题,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货币供应的增长,远远高于GNP增长值与物价指数增长值之和根据这篇论文提供的数据,1978-1992年间,中国的钞票(M0)和广义货币(M2)分别增长了20倍,但真实GNP只增长了2.3倍,而官方物价指数和自由市场价格指数也只分别增长了1.25倍和1.41倍。
易纲的问题是:为什么流通中的货币量大大增长了?那无法被GNP增长与物价增长解释的“超额货币(excessmoney)”,究竟因何而来,最后又跑到哪里去了? 易纲提出的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力整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但有一项困扰如影相随,那就是“货币超发”货币少发固然不成,流通局限性、打击生产但是货币供应超过了经济运营的需要——即货币超发——也会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严重的货币超发,一定带来严重的通胀这是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的,也被无数经验事实不断验证1980年和1988年弗里德曼两次访问中国,恰恰都是中国通胀指数高企的年代,因此弗老的理论影响到中国人的经济思维,实在很有缘分货币主义觉得,法定货币时代最要加以防备的,是政府因短期的财政压力积极超发货币,带来通胀甚至恶性通胀,最后危害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至于如何才干做到货币供应可控,弗里德曼的主张是“准则高于权威”,也就是美联储干脆像计算机同样,恒定让货币供应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4个百分点,坚持执行,对任何经济、政治压力一概不予理睬 美国那样的经济,究竟能不能以略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供应货币,是此外一种问题但是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从改革以来货币供应就始终大大高于经济增长。
这就带出诸多不同的解释,例如“物价指数低估”、“强制储蓄”、尚有什么“货币悬浮”等等易纲的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即“货币化进程增长中国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并用1978-1992年中国经济的数据予以严格验证这里,“货币化”就是指国民经济从筹划统制、自给自足向市场体系的转化,诸如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乡镇公司的异军突起、民营公司的增长等,都带来新增的、“额外的”货币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营中货币用量增长,也解释了“超额货币”的来龙去脉 我觉得这篇论文最重要的地方,是把制度变迁带到了宏观经济分析之中很清晰,根据“货币化增长货币需求”假说,恰恰是制度变动带来了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具体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能不能仅仅按照“比经济增长略高某些”的水平来控制货币供应呢?答案是不行的由于那样就满足不了货币化进程对额外货币的需求,不仅克制经济增长,并且克制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如果对农民、农村和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变迁熟视无睹,照猫画虎地套用成熟市场经济的 “货币准则”,那绝对是要坏事的这不是说货币主义失灵,也不是说那时中国就不存在货币超发要点是,脱离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虽然通行天下的货币主义原理也不能为转型中国自动提供制定对的货币政策的根据。
1995年终我回国后来,看到中国经济的货币深化方兴未艾经济逻辑很明白:随着同样样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出产品的经济资源就有了可预期的将来货币收入流于是,资源就有了资本化的也许农地资产、劳力资产、建设用地资产、都市房屋资产纷纷登场,也正在这些资产不断流转的市场过程中,产生了更巨量的货币需求想想一幅都市土地的图景吧,过去政府一道命令说划拨给谁就划拨给谁了,有批件足矣,哪里需要多少货币?都市土地可以批租之后,大规模的土地拍卖要“吃”掉多少货币啊!城乡的房改房也是这样,过去单位分房子抓阄排号,麻烦是麻烦,但那是不花钱的麻烦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同样的房子在诸多居民家庭之间转手,人们消费房子,房子就非消费货币不可 因此,易纲那篇论文抓住的问题不仅延续下来,并且越发引人注目还是货币增长的幅度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指数之和,只但是“超额货币”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变得数目更加巨大更具特色的,是中国与多数发达国家走过的途径不同,在那些地方,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了90%的高点就掉头向下而中国的货币轨迹是继续攀升,直到广义货币存量占GDP之比超过150%、甚至达到当下的180%我们也许需要新的验证,看看资产市场化是不是比产品市场化带动更高的货币需求?但是在得出结论之前,制度分析还可以引出此外一种方向的问题:如果货币深化的进程停滞或逆转,那么过多的货币存量将因此减少了“消费需求”,就转而压迫一般物价与资产价格,引起通胀与某些资产价格的狂涨。
周其仁:汇率与货币评论(20)——制度变量影响货币与物价发布日期:/10/18 19:01:00 来源:本站把货币化纳入宏观分析,意义重大在真实世界里,没有谁不关怀价格水平及其变动,所谓看不见之手分派人间的福利与财富,重要就是经由价格变化来进行的由此,价格水平究竟受什么影响而变动、究竟由什么决定变动,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持久关怀的话题经济学回答这个问题,多家多派共同享有的一种理论基本,应当是“货币数量论”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觉得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如果货币周转率基本不变,被看作是一种常量,那么,从上述方程推断,价格总水平重要受货币量与商品劳务量的反向影响:给定商品劳务量,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就越高;给定货币量,商品劳务量供应得越多,价格水平就越低也许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把经济关系说得如此公式化但是从经验科学的角度看,把一种命题表述得干脆利落、毫不模糊,就容易接受可观测现象和可感知经验的检查批准不批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任何人均有机会推翻货币数量论——只要你观测到货币周转率和商品劳务量不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没有提高价格水平,或者反过来,货币周转率与货币供应量不变,商品劳务量的增长也没有减少价格水平,你就可以大声质疑、大胆推翻,甚至提出新假说,进行新检查,由此提高有关价格变动规律的认知水平。
就我所知,一方面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Newcomb)这位纽康先生是美国海军天文台的数学和天文学专家、也是全美天文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会长1885年,她刊登了一部《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不仅厘清了经济存量与流量的区别,用图示阐明人们之间的金钱流通,还提出了货币数量方程虽然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做出奉献的故事,在经济学的早年时代并不罕见——斯密刊登《国富论》时甚至还没有经济学,她本人则以道德哲学家而闻名英国——但纽康先生提出货币数量论还是有点特别在她之前,出名经济学家林立,诸多前辈早就关注市场景气发生波动与金块、纸币、信心和预期之间的关联但是,后来被欧文•费雪命名为“有关货币数量的理论 (quantitytheoryofmoney)”,还是被“外行的”天文学家拔得头筹或许,这与天文学宏大的视野、以及天文学家们坚信万物运动都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描述有关吧?真实世界究竟有无MV=PQ这回事?这就要讲验证了学问史说,厘定货币数量论的基本概念、推敲其逻辑以及阐释理论的行为含义,是费雪在19后来完毕的至于实证检查,则不能不提到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巨大工程。
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支持下,弗里德曼和她的合伙者施瓦茨(AnnaJ.Schwartz)运用1867-1960年间的美国经济与金融数据,系统探查了美国货币存量周期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她们的结论是,货币存量的变化,独立地、稳定地影响经济状况、收入和价格的变化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 “货币主义”格言——“通胀但是是一种货币现象”——基本就是这本 《美国货币史》及其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与周期》)从费雪到弗里德曼,当年纽康的天才猜想得到阐释和验证,从而在政策制定者与公众的头脑里,开辟出一块“货币是重要的”新天地中国经验也验证着货币数量论不管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恶性通胀,60年代初在严肃的物价管制下顽强地以“短缺”变现出来的通胀,还是改革后多次进入两位数的通胀——凡物价总水平持续的上涨,都可以从货币存量大幅度增长的事实中找到因素1988年弗里德曼访华的讲演对中国听众的说服力,靠的可不是她的辩才这位诺奖得主的风格,在某些方面与我喜欢的科斯专家相仿,也属于“人贵叙己而不自诩”的那个路数,绝不靠“吾日三赞吾身”那类没完没了的自我吹嘘来“制造影响”对我这辈人而言,若不是1980年代末高达19%的物价指数,要接受原本从没据说过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怕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验丰富了货币数量论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货币化或货币深化,可以在给定货币量的条件下,增长货币需求,从而对物价的上涨产生克制作用这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数量方程里的Q(商品劳务)分为两部分来解决,其一是“正常的商品劳务”,即耗费了货币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其二是新加的商品劳务,即原本不在市场之中、未耗费货币成本就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劳务举凡土地、劳力、创业动机和形形色色有市场价值的创意,都可以一分为二,其中新增部分,有新的身体和新的胃口,需要额外消费一块货币如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晰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上周本专栏简介易纲的论文,就是用1978-1992年的中国数据,验证了货币化进程如何增长货币的需求,从而解释了中国的广义货币超过GNP增长与CPI增长之和的“货币之谜”在原创的货币数量论里,究竟有无这层重要含义呢?直接读,是没有的由于横竖那里只写下一种Q,并没有把它分开来解决但是深究一下,我觉得此含义还是蕴藏在其中证据之一,是上引纽康专家1885年的原著,是把货币数量公式定名为 “交易方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