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doc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作 者】陈谦 【作者简介】陈谦，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 【摘 要 题】政治制度 【关 键 词】传播/政治传播/政治传播制度传播学界普遍认为，传播与人类社会相伴始终，人类须臾不可没有传播而政治活动亦是如此，有学者指出：“自从有了政治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治传播”[1]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自战国以来，官僚政治逐渐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逐步建立，制度之内的传播问题日显重要阎步克先生在分析先秦官制中“史”官的发展分化时指出：“战国以来的官僚政治，正是在严格依照成文法典和充分运用文书档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而“乐师”的变迁对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也有重大影响[3]从传播学意义上说，职掌文书法典的“史”官和职掌礼乐教化的“乐师”，其与传播相关的职能因政治环境复杂化而不断分化，并在官僚政治运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两者总的分化趋向是：“史”官分化为行政、监察系统的官僚；乐师分化为礼仪、教化系统的官僚前者涉及决策、行政信息的传播与控制，后者涉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信息的存续与维护阎步克先生认为：“这两个不同文化子系统的两立并存，以及这一格局对后世文化的重大影响，可以构成重要的研究课题，甚至是理解传统政治文化的钥匙之一[4]这一观点给从传播视角研究政治制度以重要启发，同样，它也可以作为把握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发展演变的线索本文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试对建构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框架作一简要论述一）传播学中的“传播”释义及我国传播研究的旨趣一般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由西方（主要是美国）和港台地区引入中国大陆的引入后被译为“传播学(communication)”和“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hramm)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指出：“本书主要是论述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决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5]从中可以看出，施氏所说的“传播”泛指人类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关于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施拉姆也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6]其他西方传播研究者对“communication”的定义有诸多不同，但总的来说，“communication”的涵义比较广泛，几乎可以囊括人类各种有意无意、单向双向的信息传递活动鉴于此，我国传播学者张国良先生给“传播”下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即“人类（自身及相互之间）传授（传送和接受）信息的行为或过程”[7]《现代汉语词典》对“传播”的解释是“广泛散布”而“传布”一词又被解释为“传播”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考察，也可以得到大体一致的结果如《北史·突厥传》最早出现“传播”：“宜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又如，《宋史·贺铸传》云：“所谓词章，往往传播在人口此外，《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中有几处在记载朝廷除授、政令等信息被人泄露的情况时使用了“传播”一词。

如“士大夫间好事者，乐于传播，撰造无根之言”；“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中外”；“机密谋画，不可漏泄，今乃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等这些古代文献中出现的“传播”就是“传布”，可解释为“广泛散布”，这与英文的“communication”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communication”还含有运输、通信、沟通及信息双向交流之意，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传播”基本没有这些意义可以说，“沟通”、“交流”、“交往”等信息交互传递行为也应是“communication”的应有之义可见，传播学之“传播”与中文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在内涵上是有差别的关于这个问题，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文版的译者也意识到了，他们解释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学”的理由是：“传播学是在近四十年来报刊、广播、电视等事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是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的问题，是信息的点到面的传播中的问题，故译为传播、传播学用于个人间或两方面交换意见时，则译为交流[8]可见，如果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大众媒介，那么译为传播学尚可但如果研究的是人类一般的信息传递与交流，译为传播学就有些牵强，而且极易使人据中文的理解习惯而“望文生义”。

这样容易导致对传播学之“传播”认识的褊狭，进而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所涉问题界定狭窄目前“传播学”已约定俗成，不便辄改，即便改为诸如“交流学”等也未必合适，因为这样命名同样缺乏概括性，只能根据情境或行文说话方便、准确而选用“交流”、“沟通”、“传递”、“传布”、“扩散”等因而，不妨将信息的“广泛散布”称为狭义“传播”，而将所有涉及信息传递与接受的内涵称为广义“传播”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如信息决策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教育教化制度、图书文献整理保存制度等都涉及信息的传递、接受、反馈、保存等）时，使用的是广义“传播”而这正是笔者试图建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基本理论依据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TAG标签： 传播学 古代 信息 决策 制度 传播 研究 体系 活动 政治目前，我国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新闻传播或大众传播而新闻传播或大众传播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媒体信息的广泛散布，“传播”的这一涵义与中文习惯上的理解基本一致我国传播研究成果也多属于这一方面，恕不列举此外，文化传播研究也大多是在“广泛散布”（也包括“传承”）意义上认识“传播”的以上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适应了实际需要，是合理的。

但总体上看，对传播学之“传播”如果仅作狭义理解，容易导致视野的狭窄，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与创新既然“传播”所指如此广泛，那么，人类的传播现象与行为无处不在人类传播的特性被学者概括为形态多样性、时空遍布性、行为伴随性及极端重要性等几个方面[9]这些特性表明，传播贯穿于人类的一切行为笔者认为，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可以化约为传播活动，或者可以说，“政治就是传播”二）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界，近20年来也在开拓传播研究的新领域，致力于使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并出版、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论著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在视野上有所拓展，政治传播及制度问题也有所涉及，如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就设“政治领域的传播”一章，孙旭培的《华夏传播论》辟有“政治传播”一章，但总体上不够系统全面，政治传播制度更不是专门论题，因而也没有明确的研究框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与传播有关的问题已被学者涉及，如白纲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书导论中，作者写道：“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机构（国家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形式）；二是政策法令；三是机构的运行和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

同时，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作出十个方面的界定[10]，其中“首脑与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行政管理制度”、“监察制度”等几方面明显关涉或主要就是信息传播及反馈问题，而且书中的某些部分运用了信息传递与反馈的概念进行分析[11]但由于学术旨趣与视野的不同，这些问题虽偶尔也从信息传播角度有所论述，但终究属于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并非传播视角的自觉观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建构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及研究框架就有了一定根据然而，其基本问题并未完全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定义“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1983年，台湾学者祝基滢先生的著作《政治传播学》出版，考察了政治传播的研究范围，但并未给“什么是政治传播”作出明确回答，而是说“政治传播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它的研究范围固广，但其理论尚未定型”[12]而大陆传播学者邵培仁在1991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给“政治传播”下了初步定义，即“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3]笔者认为，政治传播应该是政治体系内的活动关于政治活动，艾森斯塔得将其分为“立法性决策”或“最高统治”活动、行政活动、“党派政治”活动及司法活动几方面[14]。

而政治传播活动就是贯穿于诸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很难精准区分，但可以感受到政治传播活动的存在对于统治者来说，政治体系内的政治传播活动，是一种政治控制的手段因此，笔者更愿意借鉴戴逸区(K.W.Deutsch)的思路，强调在政治体系中，“建立控制传播的方法”[15]，来定义及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因而，笔者暂且将“政治传播”定义为：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系内，统治者作为信息的中枢，利用信息输出、传递、扩散、存储及输入、反馈等方式，完成社会控制、监督、整合及存续，以保持政治稳定、延续的手段与活动而政治传播制度与政治制度有很大程度上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政治传播制度就是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关于“政治制度”，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治制度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总和[16]这个定义是对“政治制度”本质的说明，重点并不在于解释何谓“制度”美国政治学家里普森(Leslie Lipson)认为：“所谓制度，就是在群体满足公共需要的重复性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程式化的行为模式的产物[17]借鉴里氏对“制度”的解释，笔者对“政治传播制度”作如下定义：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三）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艾森斯塔得指出，在中央集权的历史帝国中，统治者政治目标的发展，总是为政治体系的衍生提供原动力他们总是积极“创置或扶植用以动员资源和贯彻政策的各种机构”[18]，统治者将创置的各种机构作为执行决策、政策、法令的必要手段，而这些机构就是政治传播的重要通道，“对君主来说，有效控制政治信息通道，是分官设职的目的所在，也是维护并强化君权的基本手段”[19]笔者认为，机构、职掌、程序化活动是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而以程序化活动为重点，政治传播制度就包含于其中从信息传播角度观察政治制度，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的体系大致包括如下五种制度：(1)信息中枢的政治决策制度；(2)政治信息传递渠道（包括媒介）制度；(3)政治信息收集与反馈制度；(4)政治秩序的信息监控与政治传播权力调节制度；(5)政治文化传统的信息存续与维护制度五个方面相互关联，但又具有各自的功能，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制度体系1.信息中枢的决策制度从现代政治学的认识来看，政治除了行使暴力镇压职能外，行政管理也是重要的职能而无论是暴力镇压还是行政管理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传播活动，其都是决策活动在古代王朝官僚政治活动中，决策活动受到高度重视。

可以说，决策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首要问题白纲等指出，首脑与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居于统帅地位，是‘纲’，或者叫作‘轴心’”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决策权力是最为重要的传播权力，它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白纲等认为，首脑与中央决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