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误读的—种现代质疑和阐释-读张石山《被误读的（论语）》.docx

    “百年误读”的种现代质疑和阐释读张石山《被误读的（论语）》    山西 王春林多年来一直以小说创作而名世的作家张石山，最近一个时期忽然改弦易辙，创作转型，居然摇身一变，以学者的姿态，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典籍之一《论语》，进行全新的解读与阐释曾经出现过诸子百家的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具原创性的一个时期早在雅斯贝尔斯所言的那个“轴心期”（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时代，与印度、欧洲差不多同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就已经抵达了它的巅峰状态所谓孔孟老庄，所谓儒道法墨，正是这样一批卓越的思想巨子，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石在先秦时代出现的诸种思想中，儒家文化是最不容忽视的一种而在儒家文化的代表性典籍中，《论语》无疑又是最重要的一部这样，《论语》在某种意义上自然就可以被看作典籍中的典籍，是先秦时代最具思想原创性的文化典籍之一唯其如此，在一部以注经解经为基本特色的中国文化史上，关于《论语》的研究阐释性文字，几可以用汗牛充栋称之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中国文化史上已经出现过那么多关于《论语》的研究阐释性文字，那么，张石山为什么还要再来重新解读阐释《论语》呢？换而言之，张石山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于孔子思想有新的发现与认识呢？尽管说我对于作家张石山的思想发现能力有着足够的信任，但以上疑问的存在，却又确实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现实。

张石山为什么要强调自己的这部著作为“《论语》片解”呢？对于这一点，作家在“后记”中曾经有过专门的说明：“我的文字，我的看法，我的心得，我的观点，除了是片段的，还非常可能是片面的一孔之见，或者竟能发他人所未发，不敢专美；或者竟是错解和偏解，偏激而片面，也概无掩藏之必要……片段的，甚而是片面的若干心得，是为‘片解，但是，等我带着前面的疑问读完张石山的这一部《被误读的{论语）》之后，才真切地意识到，尽管张石山不无自谦地把自己的这部著作称为“片解”，但在实际上，这却是一部对于《论语》有着自己独到的感受和体悟，立足于当下时代文化语境对于孔子思想进行了合理的现代阐释的研究著作很显然，张石山之所以能够有所发现和贡献，与他重读《论语》的根本动机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源自欧洲的殖民主义仗炮舰东来，要征服东方，必然要在同时践踏摧毁东方文明中国在兵戎相见中无疑是失败了，推而及之在政治体制上落伍了，经济发展方面也滞后了；那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也一定就是一无可取了吗？中国人、中国的文化精英们，面对变局，进退失据始而不能接受中央帝国的失败，继而迁怒于自身的传统文明不唯数典忘祖，乃至为虎作伥，甘为殖民主义之前驱，诋毁自己的文明、糟践自己的圣贤。

《被误读的（论语）》后记）在这里，张石山的具体所指，很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那场可谓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所谓的“打倒孔家店”云云，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孔子在那个被批判过程中一种逃无可逃的首当其冲位置但是，对于孔子的批判却并没有到“五四”而中止到了20世纪中叶的“文革”当中，孔子再一次不幸而成为被批判的靶子：“‘文化大革命，中，标榜为革命的‘批孔’，则搞成了举国上下的政治运动，‘打倒孔老二’的口号甚嚣尘上在我的目击和记忆里，所谓的批判，属于类似司法审判首先对儒学、对《论语》做了‘有罪推定’，然后对两干多年前的孔子进行‘缺席判决’，一边倒的万众声讨，则是人云亦云，犹如群犬吠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读过原典，断然就坐上了革命派的交椅，义形于色，和四书五经不共戴天起来《被误读的<论语）》后记）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也就浮出了海面那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孔子为什么会先后两次横遭批判劫难？张石山所一再强调的百年误读，显然就集中体现为这两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那么，以记录孔子思想为主的《论语》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样罪大恶极？能不能够给予《论语》一种全新的理解与阐释呢？所有这些疑问的产生，显然正是促使作家张石山重读《论语》的根本动机所在。

但谁知不读不要紧，一读，就读出了许多事先未曾预料到的收获，到最后居然成就了张石山这样一部颇具新意的《被误读的（论语）》在我看来，张石山之所以能够于重读时有所发现，一方面固然在于他有着小说家的敏锐与深刻，但在另一方面，恐怕却更在于他是一位拥有相对成熟的独立知识分子人格的当代作家依我浅见，张石山这部《被误读的{论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思想进行了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阐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了孔子的仁道思想这个核心，并结合《论语》相关部分的细读对于孔子的仁道思想进行了格外深入的探讨分析那么，孔子仁道思想的核心意旨究竟如何呢？张石山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曾经有多处涉及在《有子立论的致命偏颇》一节，围绕对于有子一番言论的理解，张石山对于孔子的仁道思想进行过相当精到的论述《学而篇·第二章》中有这么一段有子的言论：“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作为孔子的弟子，有子在这里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基础，只要有了孝悌，不犯上作乱，“道”就产生了现在的问题是，有子关于“仁”的看法可以被视为孔子思想的正确反映吗？张石山显然不认同这种理解。

结合《宪问篇·第二十二章》中的“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结合《学而篇，第三章》中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张石山通过对于有子看法的反驳，对于孔子仁道思想的深刻内涵进行了鞭辟有力的阐述：“孔子的仁学，可谓博大精深究竟什么是仁，何为仁之本？孔子从来没有过一个断然而简易的概念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孔子提倡孝悌，但从来没有作过‘孝悌为仁之本’这样的结论；第二，孔子倡导仁学，弘扬仁道，但孔子的仁学从来没有过‘不要犯上作乱’这样的精神导向固然，个人修养，完善人格，追求仁进而逐步达于仁，无疑是孔子仁学的重大内容但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这绝不是仁学的全部学而为仁，成长建造为理想的君子人格之后，大家要干什么？学以致用，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儒生们，君子们，要以天下为己任大家要改变世界，要为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世界秩序而奋斗孔子，生逢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老先生不仅智慧权变，尤其刚猛精进他毕生鼓吹的儒学，充满反抗暴虐、抗击不义的精神而且，孔子以身作则，对权臣、暴君等居上位者，屡屡抨击不义、指斥非仁，从来都不惮于‘犯上，儒学推崇奉行的仁道，天然地成为暴君暴政的死敌尽管说在关于《论语》的长期研究过程中，对于孔子的仁道思想，确实早有学者从反抗暴政的角度进行过解读，但张石山这部《被误读的（论语）》的可贵之处，却在于他主要从帝王文化与土君子文化冲突的特定视角，对于这种反抗暴政的理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诚如张石山所言：“肩负民族文化道统传承的伟大使命的孔子，敏感地乃至天才地预感到了王权专制即将降临中华大地老先生奔走天下、整理经典，就是要力争把我们民族创建的合乎礼制的规则体系，推广开来、留传下来孔子奔波呼号，到底没有能够阻挡王权专制的出现；王权专制焚书坑儒，却也到底没有能够消灭儒学传统与士文化两者之间的生死搏战始终没有停止过士文化经历了现当代近百年残酷的焚书坑儒，竟然传留一线生命，不能不说近乎一个奇迹《“克己复礼”说》）这一点在《“为政以德”居其所》一篇有着可谓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一篇，张石山把《为政篇》中的第一、三、十九、二十章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不仅强调孔子反抗暴政思想的重要性，而且更进一步地在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冲突的意义上凸显出了孔子仁道思想的某种现代意义为政以德的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还有没有现实意义？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张石山之所以要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批孔家们长期以来在这一方面对于孔子有着极大的误解：“和诋毁汉字汉语同步，批孔家们激烈批孔，已有百年他们批判孔夫子的要点之一，说孔子以及儒学是替统治者出谋划策的，甚至就是统治者的帮凶。

必须承认，张石山在这里所指出的，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种习惯性论调最起码，在我自己，长期以来就曾经是这么理解孔子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反复读过《论语》，我的结论正好相反有《论语》白纸黑字在，以孔子为首的天下己任的士子，坚持道统，他们自称帝王师，恰恰是对帝王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为政以德，正是孔子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之一然而，在强调孔子“为政以德”重要意义的同时，张石山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如此一种思想必然会在现实政治中一再受阻的可能遭遇：“我相信，为政以德，这样的道理，历代暴君听不进去，当代批孔家也听不进去为政以德，只是孔子的理想对于暴君和暴君身边的批孔家、马屁家，孔子和我们都在浪费笔墨、白费口舌但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正是因为暴政现实的长期存在，所以，孔子以反抗暴政为根本旨归的“仁道”“为政以德”思想方才具有了一种超越一时一地的普遍价值尤其是在当下时代的中国，如此一种思想的现实意义，无论如何都是不容轻易忽视的在孔子的时代，他不可能提出‘民主政治’的当代理念但孔子倡导的士子精神，与当代知识分子尊奉的‘社会良心’并无过分扦格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理念，其精神指向并不过时；孔子所希望建立的道德社会，并不排斥当代民主制度。

要求孔子提出所谓的民主政治理念，当然是一种不够尊重历史存在的举动，但对于孔子的思想进行合理的现代阐释，在孔子的思想中发现通向现代政治理念的相关因素，却是我们无法推脱的重要责任张石山所完成的，正是这样一种极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的思想超越了时代犹如北辰，亘古照耀实际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种仁道理念的强烈支撑之下，《论语》才会对闵子骞如此一种“不合作”的士人行为加以充分的肯定与褒扬周辙东，王纲堕孔子所处时代，已经礼崩乐坏，周天子被诸侯架空，诸侯被世家架空尽管孔子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几乎已经无可转捩而这种情况即便无可转捩，孔夫子也决不屈服形势，而去助长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和他忠实的追随者，面对无道的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坚决不合作的立场拒绝到费地做县宰的孔门弟子闵子骞，则显然是这样一位立场坚定的“不合作”者闵子骞的言行，就叫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堪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当然，也可以称之为‘不合作’天下无道，当政者无道，士君子决不仕任拒绝乃至逃隐，坚决不合作，本身就是在行道、卫道拒绝与不仁合作，正是仁的题中应有《闵子骞：不合作的前驱》）正因为如此，所以，张石山才不由得发出了深深的感叹：“‘非暴力，不合作’，何必甘地？我们古来就有这样的文明资源。

说到如何评价闵子骞的行为，我的看法可能与张石山略有不同尽管从表面上看，闵子骞的行为似乎确有“不合作”的意味，但我们必须看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现代的社会运动，而闵子骞的个人行为，好像还是从一种士君子“无道则隐”的个人行为层面上理解更为合适些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完全可以被看作所谓帝王文化与土君子文化相互抗衡博弈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西方有学者特别欣赏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对于那一套成熟的文宫制度有着极高的评价如果顾及史实，恐怕就得承认，从根本上支撑所谓文宫制度的，自然只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士君子文化说到士君子文化，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无疑就是孔子，我们完全可以把孔子看作士君子文化的主要开创者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土文化刚刚觉醒士子的人格是独立的，其精神是自由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管仲的抉择，并没有受到孔子的抨击，恰恰是得到了褒扬其间的意味，发人深思《君子如何可有不仁》）正因为我们的历史上不仅曾经存在过士君子文化，而且士君子文化也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张石山才对士君子文化寄予了深切的厚望，才希望土君子文化能够在当下以至于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