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禁酒禁曲的初步研究.doc

清代禁酒禁曲的初步研究载《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范金民清代，随着人口急剧增长，人田矛盾日益突出，粮食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面对人口增长远远快于耕地增长的严酷现实，清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一方面采取诸如奖励垦荒、开发边疆、发展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推广高产作物、发挥耕地潜力等一系列扶持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力措施，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量，同时又采取截漕调拨、官买平粜、充实仓贮、劝捐赈饥等一系列干预粮食流通的措施另一方面，又采取劝谕撙节、禁止造酒或造曲贩卖等措施，以限制粮食消费在粮食问题上，既鼓励生产，又限制消费，既注意开源，又强调节流，为利用有限的耕地养活数亿人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生产和消费是粮食问题互为相关的两个方面对于清代统治者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尽管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但从总体上说，学界已经用力不少，成果也较多，而对其限制并直接干预粮食消费的措施，以笔者之少见寡闻，似乎还没有专文探讨过笔者以为，处在封建社会末期，时当人口膨胀之际，统治者实行禁酒禁曲的干预粮食消费的政策，有关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发展过程，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今就此问题略作考察，敬请行家指正。

一、禁酒禁曲与制造酒曲耗费粮食有关清代各地烧酒踩曲极为盛行，耗费粮食尤难以数计礼部侍郎方苞于乾隆初年概括北方酿酒造曲情形道：“西北五省烧酒之坊，本大者分锅叠烧，每岁耗谷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石烧坊多者，每县至百余其中三斗五斗之谷，则比户能烧即专计城镇之坊，大小相折，以县四十为率，每岁耗谷已千数百万石①乾隆初年陈兆仑也见“有力之家业于是者……满于河北五省中”②从各省的具体情形来看，方、陈二人所言不虚河南盛产小麦，宜于踩曲，因而造曲最盛最多，行销全国各地乾隆初年河南巡抚尹会一说：“豫省产粮，唯二麦为最广，而耗费麦粮者，莫如踩曲为最甚凡直隶、山、陕等省需用酒曲，类皆取资于豫故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于水陆码头、有名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耗麦奚啻数千万石③又说“通省而计，岁费麦粮宁止数十万石而已以数十万石之曲而运之各省，则烧锅造酒者所费又奚啻数百万石”④前后所说河南踩曲及耗麦数甚为悬殊再看他另一疏，“查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赀，乘麦收价贱之时，在于码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百余万块不等，车载船装，贩运他省”⑤一商如此，众商踩曲之多可以想见但我们仍无从得知耗麦确数。

后任巡抚雅尔图①方苞：《方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②陈兆仑：《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二《上鄂相国论酒禁书》③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二《清禁酒曲疏》④《尹少宰奏议》卷五《再议禁曲疏》⑤《尹少宰奏议》卷五《复奏封曲疏》在奏中提到了尹会一任上踩曲的细数，“自乾隆二年十月奉文禁止起，至乾隆三年十二月，据各属册报，旧存曲块售销十分之九，只剩曲六百余万块”①根据雅尔图的说法，乾隆初年河南一省年踩曲量达6000万块考虑到禁曲之日已过踩曲旺季，实际踩曲数还将远远高于此数麦曲每块约1斤，耗麦三四升，即以6000万块计算，河南年耗麦达200万石以上而以此耗费200万石麦踩成的曲去烧酒，每年更需消耗麦600万石直隶酒曲制造以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宣化、通州等府州最为有名因其烧酒最为普遍，康雍年间禁酒就首当其冲，最先行禁其中尤以宣化府为最甚因其所产高粱味苦而宜烧酒，故乾隆初年禁酒后仍然允许额设缸户521座这些缸户“大率一岁中二、三、八、九、十月蒸烧为多其缸房一座中少者数缸，多者至三五十缸每日尽烧，自一二缸至五六缸不等，需七八日轮转一次而缸口又有大小，每日每缸所烧粮石自六斗至一石二斗不等”②虽无法精确统计，但可见耗粮之多。

即如保定府属偏僻的涞水县，清初“京商下县造曲，每商用至百人或七八十人”③，当地人群趋而为曲佣山东酒曲烧造同样较盛据乾隆六年山东巡抚朱定元奏称，“烧锅踩曲者，习俗相仍，颇为不少”短短一年，仅拿获在册的就有“曲犯六十二案，共曲八十二万余斤又烧锅数十余①乾隆五年正月二十五日，河南巡抚雅尔图《为申严曲禁收买麦石以裕民食仓储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公布有《乾隆年间江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上)、(下)，分别刊于《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和第3、4期以下凡未指明出处者，皆取自于此②方观承疏，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七《经政略·榷税》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二《保定府部·风俗考》起，悉皆肆行踩贩之徒”①在严禁酒曲数年后，踩曲烧酒仍然习俗相仍，则未曾禁止时当更是一番兴旺景象该省临清就是一个酒曲的有名产地明中期与淮安等地“岁造曲百十块”②清乾隆前临清旧城内更有曲巷，闻名于时雍正年间，山西商人预先将资本散给陕西农民，麦收后大量收囤，出现“民间每于麦秋之后，不以积储为急务，而以晒曲为生涯”的局面当时该省“三原、泾阳、咸阳、渭南、富平等县烧锅各以千计，其余州县亦皆有之”，以致“粮食耗费，盖藏空虚”③。

乾隆间，山西商人仍然采用老办法牟利乾隆三年巡抚张楷奏报：“山右富商，亦群至陕省，广收麦石，大夥开踩，民间糊口之粮，悉耗为无用之曲④川陕总督查郎阿也说：“至若咸阳、朝邑开设曲坊，伊等并不自己造酒，只踩成曲块发往外省每年晋豫客商预先持银来陕定造，盈千累万，骡负船装，每年耗费之麦，不下数十万石⑤山西、河南商人在陕西同在他省一样，放银定造麦曲，收集后运贩各地，每年耗麦达数十万石南方几省踩曲烧酒也盛江苏是造曲仅次于河南且烧酒极为发达之区造曲多集中在徐州、淮安和镇江等地苏州巡抚许容在乾隆三年(1738)说：“富商大贾当麦秋之际，挟持重赀，赴各处大镇多买麦石，广为造曲而地方嗜利之人，亦多买麦石，广造以货卖①乾隆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山东巡抚朱定元《为报明抵任以来拿获曲犯及曲斤数奏折》②《明英宗实录》卷二五六③史贻直：《筹禁烧锅疏》，《皇清奏议》卷三一④乾隆三年九月十五日，陕西巡抚张楷《为遵旨复陈陕省行禁踩曲情形之奏折》⑤乾隆三年十月十一日，川陕总督杏郎阿《为曲坊之禁实有裨民事奏折》远商盈千累万，水用船装，陆用车载，贩往北直、山西等处并云“镇江府属之丹徒县与徐州府属之邳州、铜山、丰、沛、萧楊等县，均多造曲之家，兼有兴贩之客。

每于麦熟之后，广为收买，肆行踩造，耗费麦石，不可胜计”①这是说江苏数量庞大的曲块车载船装，畅销于北方麦烧之地销路既广，耗麦必多即就镇江一地而言，康熙后期，“每年地方麦出，有等营利之家，收买堆贮，专踹酒曲，致糜多费”②乾隆初年竟至“工役不下万余人”③苏州则以造酒出名光西南郊的木渎一镇，乾隆五年(1740)“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纵非日日举火，然以一岁计之，所烧奚啻百万其他市镇槽坊，间有私相仿效则苏城昕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并说“每年数百万斛之酒，售于本地者无几，而销于外路者最多”④据此可知，木渎一镇几乎比户从事米烧，年耗米粮达数百万石，造成烧酒数百万担木渎邻乡横金，才20里70图，“道光年间有‘横一万’之谣，言日出浇酒一万斤也况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核计岁耗米麦，附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⑤一镇一乡如此，苏州一府耗米耗麦更是难以料算，实行酒禁时如此，则禁止之前当更蔚为壮观隆张渠所说“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和包世臣所说“烧酒成于高梁及大、小麦，高粱一石得酒三十五斤，大麦四十斤，小麦六十余斤”，姑以苏州年产500万斛酒为准和以每石约150市斤隹算，则每年需耗粳米近500万石，或高粱1100余万石，或大①乾隆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苏州巡抚许容《为陈严禁贩曲宜宽民用事奏折》。

②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三九《劝谕暂停踹曲告示》③《清高宗实录》卷六九④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江苏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⑤金文榜：《榷酤说》，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石百《户政》麦900余万石，或小麦600余万石清中期苏州每年要从外地输入数百万石粮食，如雍正年间，每年从江西、湖广等地输入近千万石米粮，从华北、东北、江淮等地输入上百万石小麦、大豆及杂粮等其实就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而论，苏州一地所产足敷当地居民食用外地输入的粮食，一部分转输给了浙江杭嘉湖蚕桑区和福建的缺粮区，极少部分走私出洋，而相当一部分则留在当地填补了因造酒而形成的粮食空缺因此乾隆初年张渠说：“江苏历年米贵，说者求其故而不得，皆云奸徒贩米出洋然节次查禁，未见平减……臣细察民隐，推究本源，始知粮价日昂，皆由烧锅用米之一事①嘉庆末年包世臣更将米粮不敷之因说得极为明确：“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安徽与河南相邻之区大多踩曲安庆巡抚孙国玺于乾隆三年奏报：“每见富商大贾，厚挟赀本，身赴麦多之地，或先期放银，或临时籴买，盈千累百，开厢踩曲而地方即有惯能踩造之人，利其工食，自备器具，代为踩造。

一月之内，便皆造成，连驴满舳，装载而去又或本地富民，囤积开踩，居奇贩卖该省凤阳、颍州与泗州等地“有江口集、留陵集等处，向多聚客踩曲，贩卖别处，岁以为常，所耗地方麦石，不可胜计”③商人或预付资本，或临时收购，规模大，数量多，耗麦不少湖北在严行曲禁数年后的乾隆六年，襄阳所属樊城一带，“囤麦踩户颇多”从拿获的踩曲户来看，“每户囤曲自三四①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②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述》卷二《庚辰杂著》③乾隆三年八月十三日，安庆巡抚孙国玺《为严禁踩曲销毁酒具事奏折》千块以至万余块不等，每块需麦三四升计一十九户现获之曲，约计不下十余万块，约需麦四五千石”①可见湖北踩曲之地不广，人也不多，但较为集中，颇具规模以上我们只是择取了几个省区，已可见清代各地烧酒造曲之盛，耗粮之多，至少年耗已达3000余万石我们还没有述及全国几乎无处不造的黄酒等酒精含量低的酒类和不少地方的名优特产烧酒如果加上这些酒，每年耗费粮食之数当更为可观当时全国用于平粜的常平仓谷额定数为3300余万石，乾隆年间仓贮较充，实存大致保持在3100余万石左右②可见，当时烧酒耗粮已完全相当于常平仓存谷数了雍正年间仓贮不及乾隆时，且尚未全面禁酒禁曲，则烧酒耗粮更远远多于仓谷数。

造酒用粮如此惊人，当时可供生产粮食的土地和用粮最大宗的人口又是如何情形呢?清代长期垦辟土地，效果显著全国耕地面积顺治十八年约为575亿亩，康熙二十四年增为635亿亩，雍正二年剧增为76l亿亩，乾隆九年续增为764亿亩，乾隆十八年降为753亿亩，乾隆四十九年又增为76l亿亩，嘉庆十七年降为759亿亩③白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24年中，土地增了06亿亩，自康熙二十四年到雍正二年的39年中，土地增了126亿亩，自乾隆九年到嘉庆十七年的68年中，土地数额基本稳定在75亿奎76亿亩之间如果上述数字有可比性，说明康熙时期①乾隆六年九月十七日，湖北巡抚范璨《为襄阳曲禁应照豫省之例一体奉行事奏折》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户部·积储》常平谷数，余见历年实录③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一辑为便于比较，文中上田数不用实录所载、嘉庆十七年为各种记录的平均数是土地增加最快最多的时期，雍正二年较之顺治十八年多了132亿亩，增了23％，而自雍正二年起，土地面积基本上不再增加，有时反而出现负增长清代人口则以更高速度增长全国人丁顺治八年为0.1063亿，顺治十八年为0191亿，康熙二十四年为0.203亿，雍正二年为0。

261亿，全国人口乾隆六年为1.434亿，乾隆九年为167亿，乾隆五十七年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