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戏曲理念及影响探究.docx

康熙帝的戏曲理念及影响探究前言清代是中国戏曲史上最为繁盛的朝代，其繁盛表现为演剧系统的完备性、剧种声腔的多样性、演出剧目的丰富性、地域分布的广泛性、观众群体的普遍性等在封建专制时代，帝王的个人喜好和治国理念往往决定朝代的文化走向，作为清代戏曲繁盛奠基者的康熙帝，其戏曲态度和戏曲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清代戏剧的内在构成和外部环境以往学界对于康熙帝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主要有王澈《康熙皇帝与戏剧文化》（2005）、丁汝芹《康熙帝与戏曲》（2008）两篇同题论文及数十篇相关性论文，内容上集中于对康熙设立南府、景山两大内廷演剧机构、康熙的戏曲嗜好和造诣、康熙对戏曲的包容等几方面的探讨；所凭史料大多出自或被收入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国书店2007年版），总体呈徘徊停滞状态笔者近年检读相关文献，认为康熙与戏曲的研究在史料构成及观点提炼两方面都有开拓的空间前者包括未纳入以往研究者视野的大量涉及康熙朝内阁大臣内廷观剧的诗文集、日记、年谱等直接文献记载，后者包括康熙帝的戏曲态度、理念对康熙朝戏曲深刻影响的阐发下文拟在史料解读和功能阐发的基础上，从康熙帝演剧自娱娱亲、孝悌敦睦的伦理追求，与民同乐、借戏宣教的驭民理念，骋才炫技、宣威怀柔的政治目的，完善乐制、引导演剧的曲史意义四个方面，解读康熙帝所秉持戏曲理念及其客观影响。

一、自娱娱亲、孝悌敦睦的伦理追求康熙喜好戏曲，大概源于游牧民族的天性及家族传统戏曲史家张次溪说：“戏剧一道，有清一代为最盛盖清室来自漠野，耳所闻者，皆杀伐之声，一聆夫和平雅唱、咏叹淫佚之音，宜乎耽之悦之《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自序》）康熙之父顺治对戏曲独具胜见，于元杂剧《西厢记》尤其情有独钟1；他还设翻书房，将《西厢记》等翻译成满文，以至“人皆诵焉”[1](P396)；康熙传承了顺治的文艺气质和好学品质，也对戏曲有着异常的喜爱每于政务之暇，沉酣戏剧平定三藩后，他扩充了内廷乐部的规模，依次设立了南府、景山两个掌管内廷演剧的机构关于康熙大兴内廷演剧的意图，以往研究者将其归结于康熙的自娱需求，但对讲求孝道、注重伦理的康熙，孝养太后、太妃、和睦后宫、皇室也是他创建乐部的重要考量由于自古宫闱之事慎密，我们只能从康熙侍从大臣的记载中窥其点滴1.奉太后、偕后妃观剧康熙孝养太后、和洽后妃的重要做法即偕亲观剧观剧的场所包括：（1）紫禁城皇宫中观剧如“天颜甚好，寄语放心，凡无不相照之理早膳后即幸后宫，演剧无事[2](卷二)（2）畅春园离宫观剧畅春园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后，除紫禁城皇宫外康熙帝最重要的办公和休憩之所。

畅春园中修建有康熙帝和太后的寝宫，园内的“露华楼”2“清溪书屋”3等处都设有可供演剧的场所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七日即康熙六十大寿的前一天，康熙奉皇太后从畅春园还紫禁城皇宫，途中观看沿途戏楼、戏台的戏剧演出在宋骏业、王原祁等人集体绘制的《万寿图》中，共有戏台四十余座，戏台上所表演的剧目能够辨认的有《白兔记》《西厢记》《金貂记》《安天会》《浣纱记》《单刀会》《邯郸梦》《玉簪记》等剧目[3]，它们都是风行当时戏曲舞台的常演昆曲剧目3）巡幸观剧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奉皇太后巡幸江浙，胪欢祝厘，所至或缀陈灯彩、音乐以奉慈娱”[4](卷39)康熙北幸、南巡，也常携后妃、亲王以行，并有内廷乐部相随，以便随时演剧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十三日第五次南巡至扬州，“皇太子、十三阿哥、宫眷驻跸，演戏摆宴”[5]；康熙四十六年（1707）七月十一日“木兰秋狝”期间北巡至黄土坎行宫，“早膳后驾幸后山打围，回宫随幸黄土坡横石阑钓鱼，宫眷偕往，即于彼处演戏乘月回宫”[2](卷二)；同年七月十五日巡幸至喀喇河屯行宫，“上率宫眷幸穹览寺烧香，回宫后即幸后园演剧放灯”[2](卷二)2.携皇子、皇孙观剧康熙不仅听任皇子皇孙玩戏，也不忌讳与他们分享戏剧。

如紫禁城皇宫中观剧：“上赐千岁、诸王、内大臣宴，命游花园演剧，抵暮方散[2](卷二)又如，康熙第五次南巡扬州行宫观剧：“皇上、皇太子、十三阿哥、宫眷等位乘轿进城，往织造府行宫驻跸……又有织造敖进宴演戏[5]康熙还有意培养他们的曲学特长如康熙主持编纂乐律学著作《律吕正义》一书，谕令四阿哥即时为雍亲王的胤禛协助其工作43.赴亲王、公主府第观剧由于康熙对亲王、公主耽溺戏剧的鼓励，导致亲王、公主府第大多蓄养乐部自娱，康熙也欣然光降由亲王、公主设的家庭曲宴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带领后宫到四贝勒胤禛王府观剧驾率宫眷幸四贝勒园，皆演新戏，闻第一出乃《百老上寿》，取用梨园至百二十人，所歌之曲，皆吴、卢两公新谱天颜甚喜，闻前星及诸王皆不乐也[2](卷二)闻前星及诸王皆不乐也”道出了胤禛邀请康熙观剧的做法，遭到太子胤礽和诸王的嫉妒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五日，康熙驻跸下嫁内蒙古巴林部的荣宪公主第，观看了荣宪公主所蓄苏州昆曲乐部的演出停銮演剧，乃二公主之梨园，皆吴门人也[2](卷二)荣宪公主在巴林府邸蓄养乐部，显然是受早年宫廷观剧的熏染；太子胤礽也以邀请内阁大臣至王府观剧以达结交目的，如查慎行《南斋日记》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月初九日：“东宫遣内侍谕至寓中，召余及紫沧、亮功、澹远四人，时天微雪，联辔而行，抵新苑外，下马步行小西门，约二里许，至便殿旁，赐宴观剧。

复命内侍宣劝，漏下三鼓，谢恩出云月朦胧，回寓鸡唱矣[6]康熙与后妃公主、皇子皇孙分享戏剧，体现了他的儒家亲孝观念和齐家思想，这也是他醉心戏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二、与民同乐、借戏宣教的驭民理念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康熙将自己的戏曲喜好与儒家的乐教、德政结合起来，增加了戏曲在宫廷娱乐中所占的比重，设立了南府、景山两个戏曲和音乐的教演、管理机构，以供宫廷宴乐之需康熙还推爱及人，不时邀请内阁学士和外朝大臣同观戏剧，做到与臣下同乐；康熙还允许官署、私家蓄养戏班，并对民间演剧行为给予充分的理解包容，体现了与民同乐的思想一）与臣下同乐康熙帝是一个亲和宽容、愿意和臣下分享快乐的帝王邀请大臣同观戏剧，与臣下同享观剧之乐，是康熙和谐君臣关系的重要手段据康熙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熙自撰《年谱》载：（康熙三十七年）正月元旦，入朝行庆贺礼上御太和殿受贺，侍班至阁内午餐，候赴内宴申时召入乾清宫，奏乐上御宝座，命坐左翼第三席赐宴及酒果，观剧酉时宴毕，于丹陛上行叩谢礼奏乐，上还宫归时已初更矣与宴者满内大臣公侯等十一人，内阁惟满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及臣熙三人汉人则臣熙一人，诚特恩异数也初十日畅春园坐班，十五日又往坐班申时，上御渊鉴斋，召入赐宴，命坐左翼第三席，蒙赐酒观剧，又听清弹四套，戌时七刻回寓。

与宴者内大臣公侯等十三人，内阁则满大学士伊、阿及臣熙三人屡荷特恩，不胜感戴[7]又据王熙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初一《年谱》：“蒙赐宴又赐酒观内优，戌时回寓，与宴者共十三人”；三十九年（1700）正月初一《年谱》：“蒙赐酒观剧，戌时回寓，与宴者共十四人”可知康熙四十年前，大臣被康熙邀观戏剧者，仅为少数朝廷重臣，且以满官居多，汉臣享此恩典者，仅为少数内阁重臣但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南书房学士陈邦彦《匏庐公日记》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廿七日，大臣们俱到畅春苑请皇上安，同直诸公俱在南书房请安午后，幸清溪书屋演剧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初二、初三两日，俱在清溪书屋演戏，无事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幸露华楼，演《满床笏》竟日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满大人们讨戏上云：“天气甚旱，且再过两日看罢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十九日，上幸露华楼看戏是日《西游》演完，后命演《平妖传》三日日记作者陈邦彦当时仅为南书房文学侍从，品级不高，却能与同僚们频繁陪同康熙观剧所观之剧，为《满床笏》《西游记》《平妖传》等内廷常演昆腔、弋阳腔剧目而满族大臣竟然在康熙忧虑天旱伤农之时，向康熙讨戏看，康熙也不以为忤。

可知康熙在其执政的后期，已经习惯了与臣下同观戏剧这种情况也可以在记录康熙四十四年（1705）第五次南巡的《圣驾五幸江南全录》中得到印证如：（三月十七日）皇上甚喜，江抚宋着裹头走，又有南海普陀山僧上朝，织造李进御宴、名戏等情在苏州）（三月二十五日）有各官启朝请安，江提张进宴演戏四月初三日）有督抚提镇司道文武大小官员上朝请安，又有织造敖进宴演戏四月二十八日）有扈从大臣并将军都统督抚提镇司道文武各官上朝请安，将军马进宴演戏五月初二日）文武官员启朝，两淮盐院曹进宴演戏以上频繁的观剧记载，显示康熙与臣下同乐已经成为一种习常自觉行为康熙与臣下同乐还表现在允许官府、职官蓄养戏班和家乐下分论之1.官府蓄养戏班清代官府蓄养戏班始于康熙、盛于乾隆笔者在《幕府演剧：明清演剧的重要形态及其戏剧史意义》（《戏曲艺术》2017年第3期）有较详细的论述在上引《圣驾五幸江南全录》记载中，“织造李进御宴、名戏”“江提张进宴演戏”“织造敖进宴演戏”“将军马进宴演戏”“两淮盐院曹进宴演戏”，分指苏州织造李煦、江南提督张云翼、杭州织造敖福、京口将军马三奇、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他们在官署蓄养戏班，以供御前承应和自娱之需，康熙则欣然接受他们的官署戏班接驾演剧，并与他们共同观赏演剧，应该是出于君臣共乐太平的考量。

2.职官自蓄家乐在以上引文所涉及的陪同康熙观剧的官员中，据笔者考证，王熙、宋荦、张云翼、李煦、曹寅都蓄有家乐5，康熙对他们蓄养家乐听任不管，虽然出于推爱及人的考量，但也导致了官员假公济私，将官府戏班移为私用；或在官署蓄养家乐，冒占官府钱粮，造成公私不分，从而孳生腐败如李煦之子李鼎就以玩戏亏空公款顾公燮《丹午笔记》“李佛公子”载：“康熙三十一年，织造李公煦莅任，在苏有三十余年，受理浒关税务，兼司扬州鹾政恭逢圣祖南巡四次，克己办公，工匠经纪，均沾其惠，称为‘李佛’公子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至亏空若干万[8](P179)康熙后期，缙绅不蓄伎乐被视为另类，如大学士张玉书之子张逸少即是其例6这种现象最终导致雍正御政后，颁布了禁止职官蓄养家乐的谕旨二）与百姓同乐与民同乐的最高境界是与天下百姓同乐，康熙可谓是与民同乐的积极倡导者统观康熙一朝，从未颁布过禁止百姓观剧的敕令，且康熙身体力行，利用一切与百姓接触的机会，展现自己与民同乐的圣君形象康熙实施以乐化民的策略，始于平定三藩后康熙二十年底（1681）清军平定三藩，康熙二十一年（1682）上元节，康熙宴内阁大学士、学士等九十三员于乾清宫。

传谕称：“向来内殿筵宴，诸臣未与今因海内乂安，时当令序，特于乾清宫赐宴君臣一体，共乐昇平，同昭上下泰交之盛诸臣当欢忭畅饮、以副朕怀[9](第5册P2)提出了君臣“共乐昇平”的蓝图；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开始全面实施与民同乐的构想据董含《莼乡赘笔》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上以海宇荡平，宜与臣民共为宴乐，特发帑金一千两，在后宰门架高台，命梨园演《目连》传奇，用活虎、活象、真马……上登台抛钱，施五城穷民彩灯花爆，昼夜不绝[10](卷下)另据姚廷遴《历年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康熙帝临幸织造府索观戏曲，织造府征召三班戏御前献技，“随演《前访》《后访》《借茶》等二十出”其中，《前访》《后访》出自明梁辰鱼所撰传奇《浣纱记》，《借茶》出自明许自昌所撰传奇《水浒记》，它们都是明清昆曲折子戏常演剧目；次日，康熙游幸虎丘，与迎驾、随同官员同观苏州清客打十番，并敕令所携宫廷十番乐“共一十六个，各持乐器上山，在大殿前两旁边立，打一套十番”，让追随民众欣赏宫廷十番高超的技艺；下山时，康熙考虑到“上边百姓都已听见了，下边的还没有听见”，命宫廷十番童子“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