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北宋神哲朝宋丽海上交通与文化交往.doc

义天入宋求法：北宋神哲朝宋丽海上交通与文化交流华东师范大学 顾宏义【内容摘要】宋神宗末、哲宗初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活动，是为宋、丽间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主要依据义天《大觉国师文集》所载，以探讨北宋神、哲两朝宋、高丽之间的海上交通情况，海商在宋、丽交往间的作用，以及围绕义天入宋求法而开展的佛教、文化交流等，并对义天与宋朝僧人、官员交游其情况进行了考证关键词】宋朝 高丽 义天 文化交流北宋时期，宋与高丽的政治、文化交往密切，至宋神宗初年，出于抗衡北方辽朝的考虑，着力招徕位于辽国侧后的高丽人，于是此前中断朝贡达四十馀年的高丽使人恢复来宋，而此时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宋、丽间海上往来频繁，故而带动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其中高丽僧统义天于宋神宗末、哲宗初入宋求法活动，即成为宋、丽间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事件义天有诗文集传世，名《大觉国师文集》（包括《外集》），其中有诗文百馀篇，乃属义天与宋朝天子、官员和僧人的往来诗文，成为研究宋、丽间海上交通及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故本文拟主要依据《高丽大觉国师文集》 （高丽）义天撰，黄纯艳点校：《高丽大觉国师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大觉国师文集》分《文集》、《外集》两部分（以下分别简称《文集》、《外集》）。

《文集》二十三卷（有残缺），乃义天所撰诗文之结集，《外集》主要收录宋朝僧人、官员致义天的答辞、书信、诗以及高丽人所撰《灵通寺大觉国师碑》、《仙凤寺大觉国师碑》等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对北宋神、哲两朝宋、高丽之间的海上交通情况，海商在宋、丽交往间的作用，以及围绕义天入宋求法而开展的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等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一 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义天（1055－1101）为高丽国文宗第四子，高丽宣宗之弟，俗姓王，名煦，字义天，后因“避宋哲宗讳，以字行” （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90《大觉国师煦传》，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刊本因高丽风俗“崇尚释教”，家家有人出家以祈福，“虽王子弟亦常一人为僧” （元）脱脱等：《宋史》卷487《高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054页故义天少年出家为僧，居灵通寺修行义天“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号祐世僧统”因其“才行俱优，名重辽、宋”，故卒后追赠“大觉国师”之号 《高丽史》卷90《大觉国师煦传》宋神宗时宋、高丽恢复外交交往后，两国间人员往返增多，互通消息较前便捷故当时宋浙江高僧“晋水净源法师，以慧行为学者师”，义天闻知，便“托舶商致书以修礼”。

净源知义天“非常人，即复书相招”，使本“有志如宋问道”的义天“欲往滋甚”，但数请于国王而不获准为此，义天于宋元丰八年（1085）四月庚午夜，“率弟子寿介，微服至贞州，寓商客船发”高丽宣宗闻讯，即“遣官僚与弟子乐真、慧宣、道邻从之”五月甲午至宋密州上岸宋知密州“迎劳，即附表具陈所以来朝之意” 《外集》卷12《灵通寺大觉国师碑》，第167页一般皆以为义天“潜行”、不请而入宋求法，但从宋方史料来看，宋廷其实是事先即知义天将欲西来入宋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三记载：（元丰七年二月）丙戌，诏：“高丽王子僧统从其徒三十人来游学，非入贡也其令礼部别定傧劳之仪吏部乞于四选补算学博士阙，从之原注：《御集》二事今附此明州奏：“高丽国发礼部侍郎崔思贤前去告哀，及有国王子僧统大师领僧约三十来人，欲同告哀使来本朝作功德本州未有高丽告哀使及王子僧统到州迎送馆设等仪式，安泊差人引伴、沿路驿程供给并未有定式御批：“宜令本州通判引伴赴阙，其待遇礼数，专下马珫依仿王子赴阙已定式，令从僧俗权宜裁定，一面施行讫奏即不得稍有削薄，亏损朝廷待遇恩意……仍从急递中指挥，更不送门下省其僧统左右得亲近者三两人，比附上节例施行元丰七年二月十七日下。

奉国军奏：“入高丽国温式船回到定海县，称新国王亦是身亡，见今国主是前国王第三子，及称欲遣僧来作功德，呼为‘僧统’御批：“除迎候王子僧统自从别降朝旨外，余并依常使例，惟不用花乐仍仰转牒缘路州军准此元丰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同年五月己酉，宋帝又诏：“高丽人赍王子僧统书及金银遗秀州僧净源，源有答书，即明州移牒报之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5，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285页以下简称《长编》而义天亦于《请入大宋求法表》中言：其“于去年八月，得大宋两浙华严阇梨净源法师书一道，其书云：‘因风而来，口授心传’……今与双溪寺大师昙真等缁素共一十一人同约，欲随商客船发行，不敢专擅” 《文集》卷5《请入大宋求法表》，第14—15页但结果因高丽宣宗反对而未能成行，直至元丰八年四月方不告“潜行”，故《高丽史节要》卷六径称“释煦逃入宋”又据义天抵宋之初所上宋帝《谢差引伴表》“承密谕而潜投商舶，越大洋而始践雄疆” 《文集》卷5《谢差引伴表》，第15页云云，推知宋廷不但预知高丽僧统义天将入宋，且于暗中促成义天成行也正因为如此，且预定有接待礼仪，故得知义天已抵密州，宋廷即遣主客员外郎苏注为引伴使，去密州接义天入京入京以后，又命中书舍人范百禄为馆伴，负责在京接待。

数日后，宋帝于垂拱殿召见义天，“待以客礼，宠数渥缛” 《外集》卷12《灵通寺大觉国师碑》，第167页义天自启程之宋，“始自密至京，以及吴越”，参问佛法，至次年中归国，“往来凡十有四月，所至名山胜境，诸有圣迹，无不瞻礼所遇高僧五十馀人，亦皆咨问法要” 《外集》卷12《灵通寺大觉国师碑》，第168页其在宋境内行踪，据《文集》、《外集》以及《长编》等文献记载，大体如下：义天一行于元丰八年五月十二日（甲午）至宋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宋知密州范锷“迎劳”宋廷遣主客员外郎苏注为“引伴使”，于五月二十一日令“赴阙”义天《谢赐海州御斋表》言“今月七日，中使”至云云是其当乘船自板桥镇南下，于六月七日前后抵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然后登陆西行，约月底抵南京（今河南商丘），义天《谢赐南京御斋表》有“今月初一日，中使至南京”云云可证七月六日，义天抵达宋京开封（今属河南），住启圣院，以中书舍人范百禄“馆伴”二十一日（癸丑），宋哲宗见义天等于垂拱殿，义天“进佛像经文”，宋哲宗“赐物有差”，并赐宴于启圣院，差中书舍人钱勰“押伴”此后，义天在京城“遍参名德”，“闻有一法持式行者，无不遍致咨问”，“阅月，上章请往杭州（今属浙江）华严座主净源讲下受业”，宋廷允之，并命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送伴使，陪同义天“出京师，沿汴达淮泗”，南下杭州。

途经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访问佛印了元禅师参法抵杭州后，从净源法师求学数月元祐元年（1086年）初，因高丽宣宗上表宋廷，请遣义天归国，故义天自浙北返，于闰二月十三日入汴京，住同文馆，试中书舍人满中行“馆伴”二十一日（己酉），义天“已下十人朝见”五日后“朝辞”，宋哲宗“赐衣著一千匹，银器一千两”三月二日，义天离京南下，杨杰仍为送伴使途径秀州（今浙江嘉兴），出金修葺真如寺楞严疏主塔亭四月，义天再至杭州，辞别净源法师，前往天台山巡礼智者大师，“誓传教于东土”至明州（今浙江宁波），访育王广利寺然后于此登船下海东行，于六月间回至高丽国对于义天在宋境之行程，南宋时人多已不详如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一五《送杨杰并序》注云：“元祐二年，高丽僧统义天航海问道，至明州……上疏乞遍历丛林，问法受道，有诏朝奉郎杨杰次公馆伴，所至吴中诸刹，皆迎饯如王臣礼所记恰与义天的实际行程相反其后《嘉定镇江志》卷二二《杂录》、《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所记义天之事，大抵取自王十朋所云而宋、元间佛教史籍如宋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九《云居佛印元禅师》、释志盘《佛祖统纪》卷一四，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九《云居佛印了元禅师》、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等亦皆云义天航海至明州登岸，同误。

二 宋、丽海上交通与海商在宋、丽文化交往中的作用北宋时期，因契丹（辽）立国北方，使往来宋、丽之间必须依靠海船交通宋去高丽的港口主要为山东登州、密州与浙江明州北宋前期多在山东登州，宋神宗以后，因高丽来使欲远避辽人，且高丽使臣便于运河通行之利，所以多往还于明州由于海道“弥漫汪洋，洲屿险阻，遇黑风，舟触礁辄败”；而“舟南北行，遇顺风则历险如夷，至不数日” 《宋史》卷487《高丽传》，第14052页因此，往来于宋、丽间的使船多有倾覆者，据《宋史·高丽传》载，北宋前期如：建隆四年（963）九月，“遣使时赞等来贡，涉海，值大风，船破，溺死者七十余人，赞仅免”；淳化四年（993），宋使臣自高丽回国，高丽国王“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天禧三年（1019）九月，“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至宋神宗以后，因当时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宋、丽间人员往来更为安全，故少见往来海上使臣覆舟之记载此对宋、丽间的文化交流开展甚有影响史载，去高丽舟船一般于夏季中自明州入海，以利用西南季风，而自高丽还者则多选于十一月，以利用东北季风如宋徽宗宣和年间奉使高丽的徐兢一行，其“去日以南风，归日以北风。

初发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顺风，至六月六日即达（高丽）群山岛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发顺天馆”，然因遇风暴停泊，直至八月二十七日始抵达明州定海县（今浙江镇海），“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9《礼成港》，清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宋史·高丽传》亦云“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再行“七日至礼成江”，“又三日抵岸”当然此为宋朝使臣所乘、称之为“神舟”的大海船渡海所需时日，而船体小于“神舟”的商船，其航海往来所费时日应稍多如上所述，义天入宋，于宋元丰八年四月庚午（七日）夜自高丽贞州“寓商客船发”，五月甲午（十二日）至宋密州板桥镇上岸自山东至高丽之航路要短于自浙江明州至高丽者，而义天却历时三十五日，此固然与季风不顺有关，同时亦与商船航速较慢相关但相对此前，其航海需时已减少颇多，从而使宋、丽间的人员和物资运送更为便捷，海上贸易活动亦更趋活跃同时，从文献记载上看，这些海商还往往充当宋、丽政府交往的信使如《宋史·罗拯传》称罗拯任福建转运使时，“泉商黄谨（亦写作“黄慎”、“黄真”）往高丽，馆之礼宾省”而《高丽传》云“熙宁二年（1069），其国（高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

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俟得报音，即备礼朝贡’”又如《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江淮发运司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因此，在宋、丽间文化交流中，频繁往来于两岸的海商发挥着甚为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此亦可从义天《文集》及《外集》之相关记载得以充分揭示首先，高丽入宋求法僧与宋僧去高丽游历者，皆乘坐宋商贾海船往来，即义天入宋及回高丽亦如此其次，义天在入宋以前，以及还国之后，其与宋地高僧的书信往来及其佛籍等物品传送，基本通过海商帮忙所谓宋、丽两地“天池杳隔，书问难通，空负翘诚，但相望于道义耳忽海商至，承书翰玩味之际，得若面会” 《外集》卷6《大宋沙门道亨书第二》，第129页又《文集》卷一○《上净源法师书第四》有“泉商继至，再奉手教”之语，卷一一《答大宋元炤律师书》云“近有海客将到《禅宗解谤书》一卷”可证据义天《文集》及《外集》所载当时为义天与宋僧等传送信函、物品的宋海商之能知姓名者有：李元积，宋都纲（亦称纲首，船长兼货主）《文集》卷一○《上净源法师书第一》：“洎去年八月十五日，都纲李元积至，得捧二月书教一通，并手撰花（华）严、普贤《行愿忏仪》……等八本，共盛一箧者”。

《外集》卷二《大宋沙门净源书第二》：“正月十有九日，都纲李元积至，得去年九月书……所惠《华严孔目内章》暨《贞元新译经疏》等凡四十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