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形象研究.doc

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形象研究2 张爱玲作品中异国形象的塑造的视角2.1 基于本土视角的异国形象塑造张爱玲作品中所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在其所生活的上海与香港两个地区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与事物的描述而张爱玲作品中的本土形象则是基于上海与香港两个区域范围内的中华文明的描述从异国形象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异国形象对本土形象的态度一直带有较强的扩张性与侵略性而从本土视角来看，本土形象在接纳异国形象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了复杂与暧昧的态度从形象学角度来看，本土形象对于异国形象的接纳过程，实质上就是自我认知与接受他者的过程在异国形象的黑暗笼罩下，本土形象必然会向往更为光明的世界，对于当时的上海与香港来讲，城中高墙大院内是阴暗落后的旧中国，高墙大院外却是如梦如幻的新世界而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国人对于新的文明世界的幻想，是在本土视角的基础上，对异国形象的想象与期望[1]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张爱玲创作的《五四遗事》就是关于本土视角下异国形象方面的短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并未将故事发生地设定为香港或上海，而是选择了杭州同时该篇小说中也并未刻意涉及到外国人物，但从这篇小说的创作背景来看，张爱玲在初期是采用英文来进行该作品创作的，当时的她正在美国生活，从这篇小说的写作目的来看，该作品故事的阅读对象主要英文读者群体。

《五四遗事》讲述的是中国人在新旧文化以及新旧婚恋观念之间矛盾挣扎的故事，这个“新”是指新的文明秩序以及风俗礼仪，实质上契合了异国文明与文化内涵，而这个“旧”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明张爱玲作品《五四遗事》，主要讲述了青年罗文涛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所经历的起伏不定的情感与婚姻历程罗文涛为了能够与新女性密斯范步入婚姻殿堂，花了六年时间与原妻张氏离婚，但发现密斯范与他人相亲之后，罗文涛愤慨之下与密斯范分手，并在短时间内迎娶大家闺秀王小姐为妻[2]不过，在罗文涛朋友的安排下，他和密斯范再次相见，陷入旧情无法自拔然后又耗费了五年时间与第二任妻子离了婚，并实现了与密斯范结为夫妻的愿望但在两人结婚之后，密斯范现出原形，形象邋遢并且较为懒惰，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最后，罗文涛在亲戚的规劝之下，先后将前两任妻子接回到家中，实现了大团圆小说主人公罗文涛试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自由恋爱的主要动力，就是对新的文明秩序以及风俗礼仪的强烈向往之心张爱玲将这篇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24年的杭州，实质上在五年之前中国就发生了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也已经进行了十年左右，中国很多青年已经普遍受到新思潮的深刻影响。

当时大量近现代文学作品都发挥着启蒙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作用，这促使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包办婚姻存在极大不满，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自身生活的自主权，因此爱情便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反抗婚姻的有力武器[3]爱情与婚姻属于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们更是将追求自由恋爱与个性解放当做一种潮流时尚从表面上看，《五四遗事》的男主人公罗文涛与女主人公密斯范都受到了新思潮的熏陶，敢于追求婚恋自由但从故事中各种矛盾的处理方式来看，两人细微的心态变化则将其真实思想观念有效体现出来在此过程中，罗文涛的思想行为值得推敲例如，在处理与第一任妻子张氏的离婚事宜中，罗文涛只是通过一个亲戚替他与家中沟通，同时还通过律师给张氏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而该作品对张氏的描述较少，读者通过张氏表达内心愤懑之情的那句“我犯了七出之条哪一条？”，可以推断出张氏文化水平并不高，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妇女形象，这与罗文涛追求自由与爱情的新思想、新观念存在一定冲突[4]因此，罗文涛在处理离婚事宜的过程中，并未采取实质性的行为，也就不存在为自由和爱情的斗争她所追求的自由爱情，以及为爱情所做出的“斗争”，仍然局限在传统才子佳人的故事，只是时代发生了变迁，是罗文涛的一种自我幻想，最后的大团员结局，算是终结了这种幻想。

从实质上看，罗文涛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与传统文化的代表，而不是浮于表面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言人同时，女主人公密斯范实质上也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对她来讲，在杭州西湖中泛舟读诗象征着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只是她想通过罗文涛来实现自己对此类生活的幻想，于是她迫切希望能够与罗文涛缔结婚姻所以，“她仍旧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千依百顺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封锁》中的女主人公翠远与密斯范一样，都存在较强的崇洋心理，她的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全部效仿西式文化，“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就算如此，翠远还一直为自己没有到国外留过学耿耿于怀，竟然产生一种自卑心理，感觉学校中的同事与学生都轻视自己[5]《创世纪》中的潆珠也存在这样的心理，为了维持家人开销，她在一家药店做售货员，这是平常之事，但她始终认为作为一个淑女不宜在外抛头露面工作，因此她借口学习洋文，告诉亲朋“我做事那个地方是外国人开的，我帮他们翻译，练习练习英文也好，老待在家里，我那点英文全要忘了！他们还有个打字机，让我学着打字，我想着倒也还值得。

不管是翠远对自身的刻意要求，还是潆珠为工作寻找的借口，都深刻揭示了当时国人心中所想：与异国相关的所有事物都比中国本土事物要更加高等，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崇洋的心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基于本土视角对异国形象的集体想象哲学家保尔利科认为，异国形象更加侧重于相异性，如果将这种相异性想象成一个基于本土理想的新社会，其实质就是乌托邦,他提醒到“从形象为建立一个彻底相异性而背离自身文化概念的意义上，这是一个颠覆性形象……冒着将他者理想化的危险”而在张爱玲作品《五四遗事》中，男主人公罗文涛与女主人公密斯范所追求的新的文明秩序以及风俗礼仪，可以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形象乌托邦形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国人对西方文明还没有深刻认知，只是在远远观察之后对西方文明的表面性的想象，进而从心里层面将西方文明提升到不可企及的高度而在各种客观与主观因素的影响下，这种远观与想象必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出入比如当时的国人对于西方国家强大的实力较为陌生，也因此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与新鲜感等所以，基于本土角度所想象出的异国形象，与真正的西方社会肯定具有一定差异张爱玲就通过自己的作品将这种想象与自己塑造的异国形象进行了融合对比，体现出一种较大的落差。

例如，《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主人公阿小，由于在哥尔达家中做女佣，因此对哥尔达的实际生活情况了解颇深，她始终认为哥尔达是一个作风不正、小气抠门的小人，基于这种较低评价，对于哥尔达，阿小始终从道德层面有一种优越感[6]比如，看到哥尔达在吃鸡蛋时采用凿个小孔吸食的方式，这让阿小觉得哥尔达是个野人通过阿小对哥尔达的印象，可以看出异国形象的一个缩影，但哥尔达也只是代表了异国的一个基层小人物，并不能窥探到异国主流社会形象当本土社会将异国文明幻想成乌托邦形象时，张爱玲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保留了一定细节，促使读者去发现幻想中异国形象之外的真正情况，这种情况，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体现出了文学的真实性2.2 基于异国视角的本土现状表现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异国形象，并不仅仅是对外国人故事空间的描述，更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共处的一种特殊环境状态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本土文明与异国文明才存在着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形成独特的类似异国的都市空间除了环境因素影响到异国形象塑造过程，作者本人对于这个特殊都市空间的态度与观察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异国文明空间的形成过程通常情况下，文学创作者对殖民地形象的观察和创作中，常常会选择两个相反的方向。

第一个是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也即是基于异国视角来观察本土社会的现状，并据此来阐释中华文明在这个视角下，往往会产生一种文化猎奇心理，例如，张爱玲作品《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哥尔达非常喜爱中国事物，作品中“看看李小姐送他的生日礼，一副银碗筷，晓得他喜欢中国东西，银楼里现打的，玻璃盒子装着，玻璃上贴着红寿字这种描述就是文化猎奇心理的一种体现[7]而正是在这个视角下，当时被殖民的中国社会则刻意逢迎此类不全面的认知，最终呈现出一种畸形的互动状态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描述的梁太太游园会是的情景梁太太这园会，便渲染着浓厚的地方色彩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丫头老妈子们，一律拖着油松大辫……弯着腰在伞柄林中穿来穿去第二个创作方向是立足于本土视角去观察异国形象，此类观察角度很容易进一步放大民族情感，作品内容更侧重与对中西方文明冲突的思考与分析，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则变成思考与辨别文明与民族等方面的政治形象[8]例如，张爱玲作品《年轻的时候》中从潘汝良的心理活动着手，铺开其与俄国女性泌西亚的相识与交往过程，这即是立足于中国本土角度对于异国形象的描写。

主人公潘汝良是一个具有较高思想觉悟的新青年，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每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父母兄弟姊妹”，他看不起并非坏人但却麻木生活的亲人，所以他很少说话，并且偏爱独处，常常会在无意识情况下绘画一张侧脸，“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潘汝良的这种行为实质上表现出他对异国文明的向往，作品中也隐隐透露出这种向往之情的产生，主要源于潘汝良平时所接触到的异国明星或广告中的模特而此类通过商品广告附带传播意识形态的方式，也是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同异国形象接触的主要渠道在这种情感状态下，不经意间出现的泌西亚，就理所当然地满足了潘汝良向往异国文明的内心需求在文明想象的基础上所获得的向往之情与心理满足，应该是当时中国本土社会大部分人的幻想，此类幻想也通常会走向两条不一样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幻想的消解，也就是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对异国文明的向往之情逐步瓦解、消散，而相应的情感认知也由对异国文明的执着追求，逐步转向对个人的认知例如，《年轻的时候》中主人公潘汝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持续深入地交往过程中，潘汝良逐渐发现泌西亚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完美无瑕，泌西亚的行为举止及其家庭都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潘汝良的预想，他心中美好也逐渐消散于无形，最终潘汝良从自身利益出发，悄无声息地终结了他与泌西亚的交往[9]。

第二条路径则是迷失在对异国的幻想之中，对异国形象的向往和追求最终变为一种无法消解的执念例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佟振保来自于一个较为卑微的基层家庭，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才实现留学英国的梦想在留学过程中，佟振保生活十分节俭，他对英国社会的认知也只是局限与饥饿、大雾以及电车等事物，对于异国社会的繁荣景象，他只能将自身的渴望压制在内心深处但一个巴黎妓女将佟振保勉强压制的渴望打破了，对于佟振保来说，两人共处的半个小时是他的耻辱经历，作品这样写到“就连这样的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花了钱，也还做不了她的主人”，并且那位女性面容“是个森冷的，男人的脸，古代的兵士的脸”，这使得佟振保的心灵受到莫大的震动，而他的人格也因此带上了一定的扭曲性，在后来的两性关系中，他始终渴望获得绝对主导权在佟振保自己的世界中，他是绝对的掌控者，但在以后的各段感情中，佟振保并且获得这种主导权和掌控感，而这也就变成了他精神世界中一直不能消散的心结在仔细品读张爱玲作品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她的一些作品是基于本土视角来观察和塑造异国形象的，而还有部分作品是基于异国角度来审视本土状况的，有时还会在同一部作品中，站在客观角度来阐述和解读某一个事物[10]。

例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张爱玲先从葛薇龙的角度来观察梁太太家中蕴含中国传统风格的装饰，然后从客观角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