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域·孤愤·孤愁：论谪宦文人的多维情感面相.docx

    孤域·孤愤·孤愁论谪宦文人的多维情感面相    蔡龙威 李晶晶［提 要］宋代谪宦诗人们从馆阁至岭南蛮荒，伴随着生存空间的巨大转变，其心理和创作等诸多方面亦发生了巨大的變化，进而形成了多维、立体、丰满的情感面相这种转变实来自于谪宦诗人在政治舞台中位置的变化及创作心态的改变，具体而言就是由孤域之艰到孤愤之怨，再到孤愁之恋的心理情感演进使然［Key］孤域之艰；孤愤之怨；孤愁之恋；岭南谪宦［作者简介］蔡龙威，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李晶晶，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宋代江西籍贬谪诗人群体研究”（19WX10）、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平比范畴的互动承继系统研究”（YY19201）、东华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平比范畴的认知语用研究”（DHBK2019334）两宋时期，党恶朋奸，沆瀣一气，统治阶层内部斗争激烈，而“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其始则景祐诸公开之也［1］到了南宋，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激烈民族矛盾斗争过程中，主“战”抑或是主“和”日益成为宋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关键分歧点。

由于宋主安于富贵，不思进取，致使以主张“和议”为“国是”的论调日渐成为其时的政治正确在此激烈的时代党争背景下，官员遭受贬谪日益成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官宦生涯中的一种常态而具有了宿命论色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两宋谪宦诗人们从馆阁贬至岭南蛮荒，伴随着生存空间的巨大转变，面对政治上的高压迫害和生活上的艰辛困苦，其心理和创作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中央文明”的生活转向贬地岭南本土的书写，使其从蕴涵着深厚国族精神的能动主体转向被观看的边缘化客体这种转变来自于谪宦诗人在政治舞台中位置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创作心态的改变，具体而言就是：由孤域之艰、孤愤之怨到孤愁之恋的心理情感的演进变化使然谪宦诗人们于岭南时期的此种心态与创作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对此进行深入探寻，可以由此看出两宋繁烈的党争对官场政治生态的毒化效应以及岭南谪宦士人的心路历程和群体命运变化的轨迹一、痛与乐并峙的孤域之艰岭南远离中原，其地理意义上的距离与心理范畴上的距离对谪宦文人的影响极大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地理·五岭》中有云：“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彬入连，叁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

［2］五岭自西向东的延绵地理走势在岭南与中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较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交往交融因此，在唐宋士人的政治地域观念中，远离中原文化中心的蛮夷岭南，其在地域物候与人文习俗等方面是迥异于中原文明的这种边地异质文化，使得贬谪于此的南宋岭南诗人们，通过现实还原与主体重新给予的书写策略，去展现其在诗歌题材上从中央文明生活转向贬地岭南本土的书写，从而开启了对岭南谪宦诗人们现实人生状态进行关注和表现的现实传统两宋谪宦诗人们贬地的生存条件是异常艰苦的，他们描述了在其贬谪遭遇中所经受的各种艰辛困苦，这首先表现在迥异于中原故土的气候环境特点，很容易让诗人们产生恐惧之感，在我国古代关于南蛮之地恶劣环境的记载可谓史不乏书诸如：“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堕水中［3］“山岚瘴气最重，尤盛于春、夏之间，春曰‘春草，秋曰‘黄茅，人至是月多疾病［4］这样的记录充斥于各种史料当中，正是这令人闻之色变的瘴疠之气使得人们恐惧不已两宋岭南谪宦诗人们在其作品中形象地描绘了对瘴疠所产生的惊恐胆颤的心绪，而如郑獬的“毒草见人摇，雄虺大如树二月瘴烟发，熏蒸剧甑釜”［5］则更是将宋人对岭南瘴害的恐惧、排斥情绪抒发到了极致。

客观来看，他们也确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生活的：“越井冈头云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只应楼下平阶水，长记先生过岭年［6］“蛮烟瘴雨中，滋味更茶苦［7］面对这种恶劣环境，谪宦诗人们是极为痛苦的，在精神上亦是无法消受的绍兴十九年（1149），已谪居南安七年的张九成写有《谪居赋》：“维兹地兮古横浦，岭之北兮江之浒团瘴烟兮飞雾雨，七年于兹兮无与晤语俗目并观兮吾何以处？”［8］环境的恶劣与现实的冷漠共同影响着包括张九成在内的诸多谪宦诗人的创作心境他们在贬地诗作中较多地用到了“烟瘴”“炎荒”“谪逐”等意象，如：“瘴雨蛮烟惊鼓角，朔云边雪满旌旎”［9］“伊余生三吴，窜逐落荒外大目试环顾，四海等一芥［10］“谪居天南陲，终年寡俦侣四月山气行，淋漓满城雨［11］这些文学意象较真实地反映了诗人遭贬孤域的痛苦心境贬谪诗人群体所描述的境遇是群体性的悲剧他们都是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而遭受贬谪的，当发现贬地令人恐怖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时，他们除了在作品中痛苦悲鸣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与出路如果说人类所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是人们不能去进行选择而不得不被迫适应的话，那么生计的艰辛则更让谪宦诗人们难以适从。

这种生计上的恶劣条件让以往习惯于中原优渥生活的诗人们几欲崩溃在这里，谪宦诗人们的实际贬地生活与诗歌对贬地苦难的书写之间已然没有了距离，他们其实就是在贬谪生活中真切地体验着诗歌，又用贬谪诗歌真实地还原他们的贬地生活体验从实际遭际来看，他们应该是当时最悲惨困苦的人，这种艰难困苦也在他们的诗歌中被表现出来在这里，谪宦诗人们将自己的贬地苦难生活与诗歌创作合二为一了除了岭南严酷的气候，宋代岭南谪宦诗人们对岭南异域的极度不适还表现在饮食习俗上，如：“白发坐钩党，南迁海濒州灌园以餬口，身自杂苍头”［12］“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当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13］恶劣之气候已让谪宦诗人们颇不适应，饮食风俗之恐怖更使诗人倍感煎熬，借助诗句，诗人之惊恐惶惑读者亦能感同身受随着思想领域“三教融合”程度的加深和岭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到了宋代，贬谪于岭南的谪宦诗人们在惊魂甫定之后，亦能用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岭南的山水物候孤域的珍贵物产和迥异于中原的风土人情留给宋代谪宦诗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诸如梅挚的“我爱昭州果，西东此檀珍荔枝登宴美，桂子荐盘新”［14］，李纲的“江湖种橘侔洞庭，于中小者如龙睛。

珊瑚枝干碧玉叶，结实璀璨罗繁星客持赠我意已重，贮以翠笼尤晶荧气含风露更髙洁，色著霜日微红青匀圆入手讶磊砢，甘酸流颊凄芳馨金丸玉齿乍破碎，中有沆瀣凝清冰”［15］，王禹偁的“身落蛮夷人共惜，罪因文学自为荣吏供版籍多鱼税，民种山田见象耕”［16］等等记载可谓在在有之这都说明两宋时期的异域岭南对谪宦诗人们的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诗歌作品当中，既有艰辛痛苦，亦有异域風情，凸显出谪宦诗人们内心复杂的情感状态二、忠与奸皆存的孤愤之怨两宋时期的岭南“自唐宋以后为神州”［17］，经济社会文化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因此，此期谪宦诗人们对岭南的畏惧与其不适应岭南的气候以及被贬后的心理压力有关，与当时岭南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契合于是，在诗歌叙事维度上从单维的“地域风俗”转向多元的“心绪体验”，体现其生存境遇之怨愤心绪就成为了重点这些爱国的谪宦诗人们，胸怀满腔爱国忧民的热忱与奸邪小人英勇斗争，然而满腔的正义爱国热忱却最终遭致被远贬岭南蛮荒的命运，其心中之不满和怨愤溢于言表如李纲的《宝剑联句》：“造化钟锤巧，山谿鑛镤良精金付欧冶，妙手铸干将淬砺呈锋锷，飞腾辨耿光青黄司火候，爪髪助祈禳桃氏几时献，龙文难久藏。

鳞皴识松理，乙屈认鱼肠黯黯青蛇色，炎炎赤帝祥提携起三尺，驾驭牧群狼弹铗悲冯子，夸镡悟赵王神功归不试，利用运无旁赠客千金直，方人百鍊钢还须玉具饰，何用蒯缑装讵使妖腰喜，当容节士狂纯卢非武媚，巨阙太坚刚鬱勃衝牛斗，蛇蜒接混茫畴能宝于越，俱议刻艅艎抆拭资神土，珍藏閟宝房斩蛟诚壮勇，剸象见銛鋩韩信归髙祖，朱云赐尚方雄材元倚仗，佞胆已飞扬浑脱公孙舞，缦胡庶士伤吴鈎能曲折，蜀汉有文章六赐恩何厚，三名怨未偿先知吼蛟兕，摩钝凛冰霜犬子尝思击，猿公莫敢当翁归备文武，季路戒疆梁疾视真何事，要盟或可臧鑱天隳彗孛，适野走榜徨麾拂飞雷电，轩昂变雨暘刺强同匕首，定乱岂长枪叔向排当御，昭王畏拙倡买牛今欲老，铸鏄岁方穰徐国留吴札，鸿门蔽顶庄拄颐真贵盛，击柱妄披猖曜儹山妖见，秦兴水怪彰万人犹可敌，一决未应敭不动惊公胜，为夸异伯阳断匜犹未妙，穿屋始非常止水涵晶莹，疏星点角芒聊须为武备，何必事戎行要并宗臣履，休同小盗裳衝星怜杜子，斫地叹王郎不假蒙须便，真成刃手创新硎如可发，故物未应忘黠虏称兵急，王师击鼓镗氛埃期扫荡，心胆为开张未斩楼兰级，那销黔首疮几回开匣罢，但欲引杯长聊复防身佩，毋为跃水亡报君吾志毕，以尔倚扶桑［18］通读此作，定会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位奋勇抗敌的英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英雄形象其实就是谪宦诗人李纲自己在作品中的化身李纲因多次上书直谏而遭致权奸宵小的眦恨，从而遭受不断贬谪的悲惨命运，但他却不改忠心报效皇权社稷之志，终成为彪炳史册的伟岸英雄然而，他虽空有满腔热情却始终无法实现毕生救亡图存之夙愿在此诗当中即可明显感受到其心中的无比愤恨与悲壮，并且李纲内心中的这种激烈情绪是异常强烈的，以致于在整首诗歌当中，情感的宣泄本身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主体而得以表达与之相较，关于此首诗歌在艺术维度上的考量就不再是诗人最为关注的方面更确切地说，整首诗作创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宣泄自己激愤的情感，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的浓厚情怀而这种怨愤的情绪又因岭南地处偏远，生活艰苦，而使得被贬的诗人们心情十分低落，对朝廷产生了可以被称为孤愤的情绪，“风月沧浪自逐臣，烟波甫里亦遗民”［19］，致使被贬岭南期间“迁客”“谪宦”“谪官”等词频繁出现在此期谪宦诗人们的诗作中如：“常诵离骚澧有兰，那知谪宦憇其间［20］“作赋兴公虚想像，谪官司户实飘零［21］“细柳将军来护塞，夜郎迁客正穷居［22］这种孤愤的情感，不单存在于爱国谪宦诗人心中，亦可在其他谪宦诗人身上得见，如孙觌在贬地广南西路之象州所作《南山寺》云：“千丈云根荫此邦，沉沉寒影卧秋江。

潭空映日苍虬动，烟暖翘沙白鹭双梦觉滩声喧客枕，吟余竹色满僧窗诗成绝叫层楼上，听我洪钟万石撞安心是药本非禅，遇胜欣随意所便嚼蕊拈花身老矣，穿云涉水思茫然行逢酒伴操觚去，倦憇僧窗借榻眠寄语排言问津者，人中今是地行仙［23］客观而言，孙觌其人依违无操已成史上定论，无需赘述然“则觌之怙恶不悛，当时已人人鄙之矣然觌所为诗文颇工，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迈、周必大声价相埒必大为作集序，称其名章隽句，晚而愈精亦所谓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也［24］客观而言，孙觌为人则一，为文则又一，不可因其操行而忽略其在诗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孙觌贬谪岭南象州虽实乃罪有应得，然其面对此遭遇所产生的心中思绪变化亦与正义之士未有不同，具体而言就是内心均因贬谪而生有强烈的挫折孤愤之感不同的是，如果说正直之谪宦的孤愤来自于“忠而被谤”，来自于不能再有机会拯救国家黎民于水火的悲叹，那么对于这些从朝中重臣贬到岭南蛮荒的宵小之徒来说，其孤愤的感受显然来自于一己之私，来自于荣华富贵烟消云散后的心理落差三、直与曲意象凸显的孤愁之恋贬谪岭南的诗人们，处于一种人地生疏的孤愁惶恐之中，这种镂心刻骨的情感体验缘于其被边缘的尴尬处境被贬岭南的诗人们，在当时主流官方话语体系中是边缘而窘迫的。

这一境遇使其始终趑趄在对“客”“囚”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