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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论译文七篇韩传达 谢虹光 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节录译文韩传达译　 有人问：施耐庵寻求这一题目，写出了他自己的构思精巧、词藻美丽的作品，何苦来一定要选定水浒这一事情？回答：作者只是贪爱这三十六个人，就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种性格，这中间便能结构编撰得出来　 提示：此则论述施耐庵为什么要写《水浒》这一题目，认为施氏之所以写这一题目是因为这一题材容易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三十六个人就有三十六种面孔、三十六种性格，这正是《水浒传》的艺术高超之处　 《水浒传》的方法，都是从《史记》中学得来的，却又有许多胜过《史记》的地方像《史记》里的许多妙处，《水浒》是件件都有的　 提示：此则论述《水浒》对于《史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的，我们只看宋江名字，一直到第十七回才出现，就可以知道作者心中已经计划过无数遍如果是轻易下笔，必定要在第一回就写宋江，那么文字就是一个直接的流水帐，就没有收纵开阖的技巧了　 提示：此则以宋江出场为例，论述《水浒》是经过认真仔细经营策划的大手笔　　　 我曾经说《水浒》胜过《史记》，别人都不肯相信他们绝不知我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用文辞来安排事实，《水浒》是凭借文辞来虚构事件。

用文辞来安排事实，是先有如此如此的事实，却要根据这些事实计算策划出一篇文字来，即使是司马迁的高才，也毕竟是出力吃苦的工作凭借文辞来虚构事件则不是这样，只是顺笔写去，删削和补充都决定于作者本人　 提示：此则对《水浒》和《史记》进行比较，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观点，实则肯定了文学创作的虚构问题，这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似应是一个新观点而且在比较中，金氏更推重这种虚构的文学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的性格，真正是一百八个样子如果是别的一本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个样子，既便只写两个人，也只会是一个样子　提示：此则肯定《水浒传》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是《水浒传》人物性格描写的特点，也是它的人物性格描写的优点　 《大宋宣和遗事》这本书，具体记载了三十六个人姓名，可见这三十六个人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只是应该知道，七十回《水浒》中的许多事迹都是作者凭空虚构出来的，如今我们读这七十回《水浒》反而把这三十六个人都认识了，任凭提起其中的一个人，都似乎是旧时相识的人，《水浒》的文字就是有如此感人的气力啊！　 提示：此则仍论述《水浒传》人物性格描写的多样性特点三十六个人虽记载于史册，但人们熟识其性格面貌特征，不是通过史册的《大宋宣和遗事》，而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水浒传》，可见文学比史籍更具感染力。

　 《水浒传》仅是写人物的粗鲁性格之处，就有许多不同的写法：如鲁智深的粗鲁是性急，史进的粗鲁是少年任性，李逵的粗鲁是蛮横，武松的粗鲁是豪杰不愿受羁束，阮小七的粗鲁是悲愤无处诉说引起的，焦挺的粗鲁是气质不好　 提示：此则具体举例论述《水浒传》人物性格描写的高妙之处，仅粗鲁这一性格就有许多不同写法，就不必论其他了李渔《闲情偶寄》选录译文韩传达译立主脑　 古人做一篇文章，一定有一篇的“主脑”主脑”不是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作者立言作文的本意啊！传奇也是这样一部传奇戏中，有无数的人物，究竟多是陪衬次要人物；推想作者的初心，这些陪衬次要人物应当只是为一个主要人物而设立的就是这一个主要人物，从开始到结束，经历悲欢离合，中间有无限的情由、无数的情节，究竟多属于无关紧要的文字；推想作者的初心，这些无关紧要的文字应当只是为一个主要情节而设立的这一个主要人物、一个主要情节就是写作传奇的“主脑”然而一定要是这一个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果然是奇特的，实在是可以流传的，而后传写它，那就不愧传奇的名称了，而且传奇传写的这个主要人物、主要情节，以及作者的姓名，都将流传千古了例如一部《琵琶记》的创作，只有蔡伯喈一个主要人物，而蔡伯喈一人，又只有他“重婚牛府”一个主要情节。

其余的次要情节，都是从这个主要情节派生出来的：如父母双亲的遭遇凶难、赵五娘的的进孝、拐儿的为骗财藏匿家书、张大公的仗义疏财，都是由这个主要情节派生出来的这“重婚牛府”四个字，就是写作《琵琶记》的“主脑”啊！ 其他的戏剧都是这样的一部《西厢记》，只有张君瑞一个主要人物，而张君瑞一人，又只有他“白马解围”一个主要情节其余的次要情节，都是从这个主要情节派生出来的：如夫人的许婚、张生的希望得以与莺莺的婚配、红娘的勇于作合、莺莺的敢于失身，以及郑恒的力争原配身份而不得，都是由这个主要情节派生出来的这“白马解围”四个字，就是写作《西厢记》的“主脑”啊！其他的戏剧都是这样的，不能一一详细指出了后人作传奇，只知为一个主要人物而作，不知还要为一个主要情节而作，于是尽量把这个人物所做的事逐个铺陈，那只会像散金碎玉一样没有收束这当它是零散的折子戏还可以，说它是全本戏，那就是断了线的珠子，没有大梁的屋子作者茫然没有头绪，观戏的寂然无声没有反应，无怪乎有的懂得戏剧的人看见戏院就望之而退了这个“一人一事”的“主脑”的话从前未经别人提破，所以违反的人很多而今之后，我知道再违反的人就会很少的了　 提示：提出戏曲创作要“立主脑”。

从作者的论述可知，所谓“立主脑”就是要确立传奇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其余的次要人物和枝末情节都要为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服务这样，一部戏曲才能脉络清楚，主线突出，不生枝蔓立主脑　 编戏有如缝衣，它开始的时候，则是把完整的布料剪碎，其后又将剪碎的布料缝合成衣服剪碎很容易，缝合就很难了缝合的工夫，全在于针线紧密；一处偶尔的疏忽，全篇戏曲的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每编成一折戏，必须照顾到前面的几折，还要照顾到后面的几折照顾到前面的，是要后面的能照应前面的；照顾到后面的，是要前面的能为后面的做好埋伏照应和埋伏，不止是照应一人，埋伏一人，凡是这个戏中有名字的人关涉到的事，以及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所说的话，样样都要想到宁使想到了而不用照应，不要使应该照应而忽略未用照应我看到今天的一些传奇，各个方面都逊于元代作者，单独在埋伏照应方面胜过一筹不是今天的作者太工巧，而是元代作者所擅长之处不在埋伏照应方面如果以缝衣的针线做比喻而论，元人戏曲中最粗疏的没有超过《琵琶记》的，无论是大的情节关目乖违荒谬的地方很多：如儿子中了状元三年，而家里人却毫不知情；赵伯喈入赘相府，享尽荣华富贵，却不能自己派遣一个仆人，请过路人附带家书报告家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一人，没有相伴，不清楚谁能证明她这样千里迢迢能不能保全节操；诸如此类，都是最明显的违背事理有碍人伦之处。

就是再从小的情节上说也同样有很多乖违荒谬的地方：如赵五娘剪发的事，乃是作者自己杜撰生造的，当时的情节发展必不会发生此事因为有仗义疏财的张大公在，他受人之托，必能忠心别人之所托，不可能坐视不顾，而使五娘剪发然而不剪发不足以见五娘的孝心，就是我写《琵琶记》，《剪发》一折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必须照应回护张大公，使情节自留地步不至乖违荒谬我读《剪发》一折的曲辞，并无一字照应回护张大公，而且还好像有心在讽刺他没有照顾好赵五娘一家据赵五娘所说：“前些日子婆婆去世，多亏大公周济如今公公又死去，没有钱出葬他，不好再去求大公，只得剪发如果使这样，则剪发一事，是五娘自愿做的，并非是情势逼迫使她这样；那为什么曲辞中要说什么“不是奴家苦求孝名流传，只是因为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的话呢？这两句话虽说是常言，人人都可以说，独独不适合出于赵五娘之口她自己不肯告诉别人自己需要救济，又为什么说“求人难”呢？看这两句话，不是好像怨恨大公吗？然而，五娘说的这两句话还可以算作是她私下的话，或许可以原谅；到了她哭倒在地，大公看到了她，答应送钱米资助，以供出葬的衣服棺木，那么五娘感激赞扬的话应当是说不尽的了为什么曲辞中又说：“只恐奴家身死也没有人埋，谁来还你的恩情债”？那么试问：五娘的公公死了是谁出资埋葬的？婆婆死了又是谁出资埋葬的？面对出资埋葬自己公公婆婆的人而说自己身死无人埋，将置大公于何地呢？且大公的出资相助，是崇尚大义，并非是贪图私利啊！“谁还恩情债”一句话，不是几乎将大公一笔抹煞？将大公的一片热肠投之冷水之中吗？这种词曲幸好是出自元人，假如出自我辈，那一定会被众人嘲笑不已，不知置身何地了！我不是敢于轻视古人。

既然我要为词曲立准则，必定要使人知道如何取法；如果拗不过世俗之见，认为事事应当效法元人，我恐怕还未得到美玉，就有了瑕疵了有人非难我，说我举元人错处来借口说事，不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圣人做的事也有不是都可以取法的，何况其他呢？《琵琶记》中可以效法学习的地方原本很多，我举其长处以掩其短处：如《中秋赏月》一折，同样是一个月亮，出于牛氏之口，句句都表现出欢乐之情；出于蔡伯喈之口，字字透出凄凉之意；同处一座，却有两种情绪，两种情绪表现于一种事物，这就是它针线最密的地方《琵琶记》瑕不掩瑜，何妨一同列举出来它的瑕瑜的大略呢然而，作传奇是一件事，其中的要义是三项：曲词，念白，前后情节的穿插联络元代作者所擅长的，只居其一；就是曲词，念白和前后情节的穿插联络，是其所不擅长的我们于元人的作品，只遵守他们曲词的规矩绳墨就可以了　 提示：一部戏曲作品除了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以外，还应该有许多次要人物和次要情节这众多的人物和情节都应该围绕着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开展活动和展开情节，突出一个主线，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物与人物、情节与情节、人物与情节之间要互相关联和照应，不能产生抵牾与矛盾因此，剧作家在创作中要通盘考虑，精心构思和缜密布局，犹如缝制衣服的紧针密线，故李渔把剧作家的这种活动称之为“密针线”。

审虚实　 传奇所用的题材，或是古事，或是今事，有的是虚构的事，有的是实有的事，随剧作者之意所取古事记载在书籍里，是古人现成之事；今事传播在人们的耳闻目见之间，是当世当时仅见的事；实有的事，写作时作者就事铺陈敷衍，，事实不用假造，可以说是有根有据的啊！虚构的事，是空中楼阁，写作时作者可以随意虚构，可以说是无影无形的啊！有人说，古事多是事实，近事多是虚构我说：不是这样！传奇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事，大半都是虚构的寓言啊比方说要劝人为孝，就举出一个孝子之名，只要他有一个孝行可记，也就不必尽有其他各种孝行，凡是孝顺父母双亲所应有的事，都可以拿来加在他一个人身上，这也好比说纣王的坏事做绝了，再说坏也不为过了，一旦沦落下流，天下的恶行坏事都可以归他了其余的表扬忠行节义，与各种劝人为善的戏剧，大率与此相同如果说古事都是实有的，那么《西厢记》、《琵琶记》，都被推许为戏曲之祖，崔莺莺果真嫁给了张君瑞？蔡邕饿死了他的双亲、赵五娘的矫正补救她丈夫的过错，见于哪本书？果真有事实根据吗？《孟子》上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这是针对《武成》篇说的经书史书尚且都是这样，何况是杂剧呢？大凡阅读传奇而一定要考证其事从何处而来，其人物居住于何地的，都是痴人说梦，可以不理睬的。

然而作者提笔写作，又不能都这样看待如果写的是目前的事，无所考究事实，那么不但事迹可以幻想产生，就连这人的姓名也可以凭空捏造，这就是说要虚构就虚构到底如果以往事做题材，以一个古人的名字为剧中人物，那全剧的角色，都要是古人，捏造一个人姓名都是不行的；这个人所做的事，又一定要记载于古籍，清晰明白，可以考证，创造一个事迹也都是不行的这不是说用古人的姓名就难，而是让他与满场的角色同在一个时代，共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呀！不是说查考的事迹困难，而是要使与本来的事实情节贯通融合是很困难的呀！那么我既然说传奇没有事实，大半都是虚构的寓言，为什么又说姓名事实必须有所根据呢？要知道古人填写古事容易，今人写古事难古人填写古事，就好像今人写今事，并非是不考虑人物的事迹，而是无从考证的；古人、古事流传至今天，那人那事，观看者早就熟记于心，欺骗不了的，既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