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杜衍-不该小觑的“百日宰相”.doc

杜衍:不该小觑的“百日宰相”杜衍（978-1057年），字世昌，封祁国公，世称杜祁公，北宋著名政治家，仕真宗、仁宗两朝，历任地方和中央要职宋仁宗庆历年间，初任枢密副使、枢密使，庆历新政后期，任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人品高，官风正，能力强，善决大事，所至政声皆佳，特别是在庆历新政中为相，最受时贤和史家颂美 宰相乃封建时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国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时政之美恶，常取决于宰相好的宰相，主观上必须德才超群，客观上也须有一定时间，让其施展抱负，历朝历代的名相贤相，大多如此杜衍为相仅120天，史称“百日宰相” 杜衍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罢相，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庆历七年正月致仕宋代著名史学家、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在庆历七年九月写给杜衍的信中，赞美杜衍任宰相时的所作所为，与“古之良宰相者无异焉”，虽说因任相时间太短，“不充其志”，功德却不可胜道，无愧于尧舜之时、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盛世的名相 南宋史学家洪迈《容斋续笔》卷16《贤宰相遭谗》条，将杜衍与唐代名相褚遂良、张九龄、裴度和宋代名相赵普、寇准等并列，称之为“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

对其遭邪人谗言陷害，不得尽展相才，深为痛惜 宋仁宗一朝，共任相23人，元代修《宋史》，特将杜衍和李迪、王曾、张知白为一“贤相”合传，称四人“皆贤相也传末发论，极尽颂美，曰：“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Z、杨绾，岂得专美哉！” 一、庆历新政，砥柱中流 近数十年出版的一些通史，谈到庆历新政，大都主要记叙范仲淹、欧阳修的事迹，兼及富弼，顺便提及韩琦和杜衍，有的甚至不提杜衍实则在宋人眼中，杜衍才是庆历新政主要也是最高领导者宋神宗熙宁年间陈师锡任监察御史，在奏言中，就希望宋神宗像宋仁宗“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v之治”一样，“以兴治功宋神宗“善其言《宋史・陈师锡传》）陈师锡所指，包括了宋仁宗两个时期的治功，一为庆历之治，一为距庆历新政11年之后的嘉v之治，嘉v之治，富弼、韩琦主之；庆历之治，杜衍、范仲淹主之宋神宗一生都在革新，更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与陈师锡这次对话，距庆历新政不过20余年，其看法的准确性当属无疑 历史的真实的确如此在皇权专制，官制等级森严的时代，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变革，既必须得到皇权的支持，变革主持者也必须获得相权，否则，在皇权和变革主持者中间，必然横着一道相权梗阻，给变革之路平添无尽麻烦，山重水复，险象叠加，难有所成。

北宋政务由中书门下掌之，最高长官为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参知政事；军务由枢密院掌之，最高长官为枢密使，次为枢密副使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为宰辅，统领全国政务和军务，而以宰相为首，枢密使次之，庆历年间，宰相还一度兼枢密使在庆历新政期间――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最活跃的范仲淹的职务是参知政事，富弼和韩琦的职务是枢密副使，欧阳修的主要职务，先是知谏院，后是河北都转运使、权真定府，已不在朝廷范仲淹和富弼虽受宋仁宗委任，具体主持新政的制订和实施，但这期间，他们头上还有三位宰相，章得象、晏殊、杜衍，章得象和晏殊均不支持新政晏殊在新政急需言官造势的关头，故意将知谏院的欧阳修由朝廷外派地方章得象尤为阴毒，既授意几个追随他的言官攻击范仲淹和富弼，又暗中使坏，最终误导宋仁宗罢掉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而以范仲淹的政敌宋庠代之唯有杜衍对新政积极支持，热情参与，特别是在范仲淹和富弼被流言所污，被迫离京，而宋仁宗又开始动摇，想免去范、富二人政事之时，偌大一个中央朝廷，唯杜衍一人，砥柱中流，充分利用其宰相和枢密使的地位、职权和影响，对变革和变革者“独左右之。

《宋史・杜衍传》）范仲淹和富弼相继于庆历四年六月、八月外出任宣抚使，自此到庆历五年正月新政戛然告终的七个月时间里，只有先任枢密使，后又升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的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在京显然，所谓庆历新政，最后的也是其整个历程近一半时间，主要主持者就是杜衍，既非范仲淹，也不可能是韩琦和富弼，当然更不会是欧阳修欧阳修当时的职务，离中央政务核心领导圈――宰辅，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事实上，欧阳修对庆历新政的贡献，主要也就是发发议论，写写文章，造造舆论而已 二、令青史生辉的“但道杜衍不可” 范仲淹和富弼拟定的新政十项内容，核心是改革吏治，革新吏治的核心，则是抑制侥幸而侥的根源，却是皇帝的“恩降”，对官吏任命、升迁，不走正常程序，而是皇帝直接下一诏旨，由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奉旨落实吏治昏乱和腐败，竟由皇帝带头！很显然，要刹住这股歪风，作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干不了，作为枢密副使的富弼和韩琦更干不了，唯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杜衍了杜衍当仁不让，大义凛然地和皇帝叫上了板宋仁宗一方面批准新政，下诏要“明黜陟，抑侥”，一方面又继续皇恩浩荡，“多恩赐，请求无不从”杜衍针锋相对，“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

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举凡皇帝批的任官条子，一律挡住，拒不执行，等积累到十几张，便径直交还给皇帝宋仁宗有个重要姻亲，想求一官，宋仁宗碍于面情，批条恩准杜衍头天见到御批，第二天一上朝，就拿着条子质问宋仁宗：“昨日何忽又降此批？”宋仁宗心内有愧，只好说：“卿止勉行此一批，盖中有无可奈何者语中颇含乞求皇帝已这样了，宰相杜衍却原则依旧，“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可！”宋仁宗只得将自己的御批收回作罢后来，宋仁宗凡遇私下向他讨官者，都要说：“朕无不可，但这白须老子不肯！”白胡子老头儿，即指杜衍宋仁宗曾对欧阳修感叹道：外间都知道杜衍封还我批出的任官条子吧？其实，我在内宫，有向我请求恩泽的，我常常以“杜某不答应”而拒绝，这种情况，比杜衍封还我的条子还要多在抑制侥方面，杜衍“助我多矣！” 从此，杜衍拒“恩降”，遂成为吏治史上的经典，被广为传颂和取鉴南宋高宗时，一次“内降差除四人”殿中侍御史周葵奏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宋宁宗时，国子录王介上疏批评当时任免官员“悉出内批”，称赞“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宋理宗淳v二年，杜范任右丞相，“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杜范“引前朝杜衍例”，将皇帝此类内批“皆封还。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向各路（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选派转运按察使，由其选任该路的知州，再由知州选任该州的知县，将原来不称职的州、县官一律罢免范仲淹为了选好转运按察使，严审预选名单，将不合格者一笔勾掉富弼觉得范仲淹搞得过于严格，建议道：您一笔勾去很容易，可被勾者一家人会因此而哭呢范仲淹反问：“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坚持标准不放松这个故事，一直传为吏治美谈，近年来更被一些文章频繁援引但范仲淹“明黜陟”，是以副相的身份审查、敲定省级干部任命，把关虽严，却是居高临下，挥笔即定杜衍“抑侥”，则是直面皇帝，以下纠上，要冒天大风险，没有极大的担当精神和超人的胆识勇毅，不能为，也不敢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固然掷地有声，“但道杜衍不可”却尤令青史生辉 三、对新政骨干无私的“扶持树植” 曾巩在《上杜相公书》中，极赞杜衍在庆历新政期间为相，“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当“豪杰魁垒”之士遭“邪者恶之，庸者忌之，亦甚矣”之时，独有杜衍“唱而助之”，百般呵护，使其“皆若素由门下以出”，与之一起力行新政，辅佐人主“致天下治”当英才们备遭庸众排挤诽议，杜衍“复毅然坚金石之断，周旋上下，扶持树植，欲使其有成”。

实在无力回天，“则引身而退，与之俱否” 诚如曾巩所述，庆历新政中的一些骨干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孙甫，都得到过杜衍的热情栽培、大力提携和竭诚维护 范仲淹因力揭宰相吕夷简弄权误国，深深得罪吕夷简，被贬官数年好不容易被起用知延州，负责西北边事，又因在处理西夏问题上，被朝中大臣误解，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的话柄吕夷简为相20多年，手段阴狠老辣，私下怂恿参知政事宋庠，在皇帝面前恶毒诬陷范仲淹，说：“范仲淹可斩！”时为庆历元年，杜衍正任枢密副使，力为范仲淹辩解，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义正词严，与宋庠“争之甚切宋庠辩不过杜衍，以为吕夷简会帮他说话岂知吕夷简已被杜衍的正义和正气震慑，一直“默然，终无一语直到宋仁宗问他的意见，才开口说道：“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范仲淹这才得免大难，要不然，就不会有两年以后的庆历新政，也不会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都是名副其实的热血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而不顾其他，同是为国为民，对具体的人和事，却常有不同看法，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乃至出语伤人诸人中，杜衍官位最高，年龄也最长，大范仲淹11岁、孙甫20岁、欧阳修29岁。

诸人素常对杜衍既敬仰，又感恩，以父辈事之但在议论和处理军国大事上，范仲淹、欧阳修、孙甫曾误解过，乃至恶语伤害过杜衍，杜衍均不计较，照样真诚关爱，呵护有加，情怀之博大，境界之高迈，在华夏数千年政治家中，堪称一流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陕西、河东，误以为辽朝将发兵侵宋，欲发大兵备之杜衍时任枢密使，不同意范仲淹的判断，认为辽兵绝不会来，宋兵不可妄出范仲淹发怒，与杜衍“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此前，范仲淹一直“以父行事衍”，如今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这般放肆无礼，如对仇雠，这要放在一般人，肯定要对范仲淹打击报复，至少也要记仇怀恨，断绝交往，杜衍却“不为恨”特别当退朝以后，范仲淹牛脾气继续发作，力争不已而事实很快就明了：辽兵根本就未动，杜衍拒不发兵，绝对正确，范仲淹的判断绝对错误即便如此，杜衍对范仲淹仍关爱如初 较之范仲淹，欧阳修更曾多次“触犯”杜衍宋仁宗嘉v八年（1063年），杜衍已去世六年，欧阳修于这年所作《跋杜祁公书》中，深情怀念与杜衍的初次相见：“公当景v中为御史中丞，时余以镇南军掌书记为馆阁校勘，始登公门，遂见知奖然而，欧阳修给杜衍送上的见面礼，却是一枝带着利刺的玫瑰。

时在宋仁宗景v二年（1035年），杜衍刚任御史中丞，征辟石介为御史台主簿，石介还未到任，他的一封上疏已得罪皇帝，朝廷因此撤销了对他的征召欧阳修是石介的挚友，此时刚任馆阁校勘，竟然写信给杜衍，指责杜衍未能替石介辩护，言辞颇为激烈：“介一贱士，用之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举动也这年欧阳修29岁，杜衍58岁欧阳修入仕才数年，刚由地方进京，仅为从七品的低级小官，杜衍则是从三品的大官高官，为人为政，早已名动朝野从哪方面说，欧阳修都有些冒失，言辞明显过头而且失礼杜衍虽不同意欧阳修的批评，对其勇于言事的精神，却很是欣赏，两人从此结下浓厚的师生之情，“久而愈笃” 庆历新政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也常与杜衍意见相左如在处理边将滕宗谅、张亢使用边费不当问题上，杜衍力主重惩，欧阳修和范仲淹则坚决反对，认为两人没错，最后只好折中，给了两人较轻的处罚在如何对待辽朝驸马刘三嘏叛辽投宋问题上，欧阳修和几位宰相都主张厚待之，“以诘契丹阴事”杜衍则主张拒不接纳，纳之于国不利最后杜衍获胜，将刘三嘏遣返辽朝从当时军国大局来看，杜衍的意见，无疑要比欧阳修和范仲淹等正确得多杜衍去世后，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对杜衍立朝“善决大事”，也是由衷佩服。

而杜衍也从未反感过欧阳修一次又一次的“冒犯”，总是以长者之态，谅解之，关爱之欧阳修在《再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中述及此，感慨颇深：“公之知人推奖，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 孙甫一直被杜衍看好，在其还只是个知县时，以刑部侍郎知永兴军的杜衍，即将其辟为司录，事无大小，都放心地交其主办如此信任，孙甫却不领情，以为杜衍小瞧了他，竟耍起牛脾气，说什么“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