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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五种不翻”三题 玄奘“五种不翻”三题方广锠【论文分类】宗教【论文网络来源】【期刊期数】2007年02期【论文期刊来源】《法音》(京)2006年10期第11～15页玄奘法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佛教理论家、翻译家他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鲁迅曾称玄奘这样的优秀人物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本文拟仅就玄奘提出的“五种不翻”略述己见一、“五种不翻”的出处根据目前所得资料，近代以来，我国最早对玄奘“五种不翻”进行研究的是梁启超他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之事，遣词既不易，定名尤最难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折衷两者，最费苦心①然后举鸠摩罗什、玄奘为例说明之其中关于玄奘的文字如下：而奘公亦谓：“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三、此无故，如阎浮树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五、生善故，如‘般若’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引）”②梁启超称记叙玄奘“五种不翻”的资料出于周敦义《翻译名义序》周敦义，南宋荆溪人，自号唯心居士他的这篇序文写于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今天依然保存在大藏经中现据《大正藏》本录文如下：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

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③比较上述两段文字，梁启超引文对周敦义原文有删节，有修订他保留了周敦义原文的主要内容，删略了说明性文字原文将“阎浮树”误写为“阎净树”，梁启超作了订正，但未作订正说明梁启超这种删略原文的引文方法及订正的方法，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但中国处于新旧之交的文人，行文时大抵如此，故不应苛责前贤其后五老旧侣的《佛教译经制度考》、罗根泽的《佛经翻译论》都论及玄奘的“五种不翻”，也都称出自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④他们的引文虽有瑕疵，但大体能尊重原文⑤，不像梁启超那样任意撮略，这是现代学术规范逐渐普及的结果然而，玄奘“五种不翻”其实并非出于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这个问题，是台湾曹仕邦发现的他在1979年发表的《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四》中指出：“举凡治佛教史或研究翻译方法的学人，莫不知唐时玄奘三藏(602-664)提出所谓‘五种不翻’之说，谓遇到五种情形，对梵文仅译音而不译意此说一般人均误以为保存于南宋周敦义为释法云(1088-1158)编集的《翻译名义序》（《大正藏》编号2131）一书所撰的序文中。

仕邦以前亦有此误解实则奘公之说，保存于《翻译名义集》卷一〈十种通称〉的“婆伽婆”条中，周氏不过节引之而已⑥现据《大正藏》本，把《翻译名义集》卷一中法云原文抄录如下：唐奘法师明五种不翻：一、秘密故不翻，陀罗尼是二、多含故不翻，如“薄伽梵”含六义故三、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四、顺古故不翻，如“阿耨菩提”，实可翻之但摩腾已来存梵音故五、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令人生敬，是故不翻⑦比较法云原文与周敦义引文，可知周敦义的引文，对法云原意虽无改变，但行文却相当随便这已经不是什么删略，而几近于改写；且将“阎浮树”误写为“阎净树”但这正是古人引书的风格我们阅读古书及从事古籍整理，对这种情况，必需予以注意自从曹仕邦提出“五种不翻”的正确出处之后，台湾的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在此后的相关论著中采用了新的说法如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谓：“‘五种不翻’是玄奘最具体的译经理论，记载于南宋法云《翻译名义序》第一卷〈十种通号〉第一“婆伽婆”条（周敦义为法云此书写序，亦节引此段）⑧遗憾的是大陆的学者几乎无人注意这一点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1984年7月出版）、杨廷福《玄奘论集》（1986年7月出版）、陈扬炯《玄奘评传》（1995年9月出版）、曲军锋：《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1995年12月发表）、马佩主编《玄奘研究》（1997年7月出版）、成梅《以现代翻译理论为观照的玄奘译学贡献新探》（2002年4月发表），论述“五种不翻”时，均称出于周敦义《翻译名义序》；或不提出处，直接引用周敦义《翻译名义序》的引文。

⑨学术所以能够发展，在于它能够积累因此，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希望佛教研究界的朋友，今后能够更加注意这一问题除了南宋法云外，北宋释赞宁在他的《宋高僧传》卷三中也提到“五种不翻”：逖⑩观道安也，论“五失三不易”；彦琮也，籍其“八备”；明则也，撰《翻经仪式》；玄奘也，立“五种不翻”此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11)赞宁(919-1001)距离玄奘时代约350年他提到玄奘的“五种不翻”，但未解释具体内容，未提及资料来源法云距离玄奘已将近五百年，介绍了“五种不翻”大致内容，但也没有解释资料来源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关于玄奘“五种不翻”的资料，只有这两条我感兴趣的是，三、五百年后的赞宁、法云是如何得知玄奘的这一“五种不翻”的？可以推测，这一资料一定记载在某部著作中，而赞宁等人见到过这部著作那么，这是一部什么著作？它亡佚于何时？这部著作或它的某些断片是否还保存在某处，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二、“五种不翻”的渊源玄奘的“五种不翻”有它的发展渊源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杨廷福他在所著《玄奘论集》中说：玄奘在实际翻译中，关于音和义的问题，在广亮法师“五不翻”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不翻”论。

12)指出玄奘“五种不翻”有其发展渊源，这是杨廷福的贡献但杨廷福对“广亮法师”及其“五不翻”未作任何介绍笔者查索各种资料，均未发现“广亮”法师的存在其后看到曲军锋撰《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称：广州大亮法师曾立“五不翻”……（玄奘）法师在自己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又提出“五种不译”的经验总结，比广州大亮提出的“五不翻”更加完备13)曲军锋在注释中指出，关于广州大亮法师立“五不翻”的资料见隋灌顶撰《大般涅槃经玄义》(14)由此看来，杨廷福所谓“广亮”，可能是“广州大亮”之误根据这一线索，笔者查索了《大正藏》发现原文为灌顶解释《大般涅槃经》经名之“释名”的一部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此将“释名”部分的相关文字标点、分段后，移录如下：释名又五：谓翻、通、无、假、绝翻者，四说：谓无、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初言“无”者，天竺五处不同东、南、中三方，奢切小殊；西北两处，大异如言“摩诃”、“摩醯”，“泥日”、“泥洹”，此则三方；如言“洹隶槃那”、“般涅槃那”，此则二方类如此，间楚夏耳有人以“泥日”目双卷，“泥洹”目六卷，“涅槃”目大本，是义皆不然双卷明八十无常，六卷明金刚不毁，岂可以方言简义？《毗婆沙》云“涅槃那”。

今经无“那”字，盖译人存略耳《肇论》以“摩诃涅槃”为彼土正音，古今承用其各说者，凡有五家：一、广州大亮云：一名含众名，译家所以不翻，正在此也名下之义，可作异释如言“大”者，莫先为义一切诸法，莫先于此又“大”，常也又“大”是神通之极号，常乐之都名故不可翻也二云：名字是色、声之法，不可一名累书众名，一义叠说众义，所以不可翻也三云：名是义上之名，义是名下之义名既是一，义岂可多？但一名而多训例如此间息字，或训“子息”、或训“长息”、或训“止住之息”、或训“暂时消息”、或训“报示消息”若据一失诸，故不可翻四云：一名多义，如“先陀婆”，一名四实关涉处多，不可翻也五云：“秖先陀婆”一语，随时各用智臣善解，契会王心涅槃亦尔初出言“涅槃”，涅槃即生也将逝言“涅槃”，涅槃即灭也但此无密语翻彼密义，故言无翻也15)《大般涅槃经玄义》卷一此段文字解释《大般涅槃经》经名，故曰“释名”灌顶认为“释名”应从翻、通、无、假、绝等五个角度进行其中“翻”，即“翻译”，又包括无、有、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四个方面这里所谓“无”，就是说“摩诃涅槃”这个词在汉文中没有可以对应的词汇，无法翻译，也就是主张“不翻”，采用音译；所谓“有”，就是认为汉文中有可以对应的词汇，可以翻译，亦即主张翻译为汉文；“亦有亦无”即“亦可翻亦不可翻”；“非有非无”即“非可翻非不可翻”。

而“五不翻”是灌顶论述“无”，亦即“不翻”时谈及的按照灌顶的说法，东印度、南印度、中印度的方言虽有不同，差别不大；而西印度、北印度则差别较大此前人们习惯用用“泥曰”称呼两卷本《涅槃经》（指竺法护译本），用“泥洹”称呼六卷本《涅槃经》（指法显译本），用“涅槃”称呼四十卷本《涅槃经》（指昙无谶译本）但主张“不翻”的人认为，“泥曰”、“泥洹”、“涅槃”等反映的是印度各地方言的差别，而两卷本、六卷本、四十卷本《涅槃经》的主题各有侧重，不能仅用方言词来区别之下面灌顶说，主张“不翻”的人们，又可以分为五家，并逐一加以介绍其中第一家是“广州大亮”，其余四家，只介绍观点，没有介绍代表人物 也就是说，按照灌顶《大般涅槃经玄义》的记载，南北朝、隋初有五家主张对“摩诃涅槃”一词采用音译，广州大亮只是其中一家因此，说广州大亮立“五不翻”，恐怕是误读灌顶《大般涅槃经玄义》的结果或许有人会这样提出问题：灌顶上文中“二云”、“三云”等等，引述的都是大亮的观点因为五条观点都是大亮提出的，所以仅在第一条揭示大亮的名字，此后省略也就是说，大亮确有“五不翻”之论上述说法不能成立首先，佛典注疏中所谓“家”，必定指不同的人物或流派，不可能指同一个人的几条不同的理由。

灌顶在下文介绍“有”，亦即主张应意译为汉文的人们的观点时，称共有十家，并一一提出他们的名字，如竺道生、庄严大斌、白马爱等等与注疏中“家”的用例一致所以，前此之“五家”，必然是五个人我们不能因为灌顶省略了其余四家的名字，而把其余四家的观点都归在广州大亮的名下其次，考察上述五家之言，虽然叙述角度不同，所论大抵为由于一词多义，故无法翻译这些言说，本出于众口灌顶博闻广搜，汇聚在一起，罗列为诸家观点，亦即不同人物的言论灌顶这样做，自然无可厚非如果这些话是广州大亮一人的言辞，则灌顶的罗列等于同义反复，也就不能成立推翻广州大亮立“五不翻”说的同时，应该强调指出，对于梵文名词汉译的问题，玄奘之前，的确已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对玄奘“五种不翻”的提出，想必产生过积极的启发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玄奘的“五种不翻”，并非孤明自发，而是有它的渊源所自《大般涅槃经玄义》卷一提到的仅相当于玄奘“五种不翻”中的“多含故不翻”玄奘的另外四条不翻，前此其实也有讨论，比如《弘明集》中颇多相关记载有关玄奘“五种不翻”的发展渊源，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发掘三、“五种不翻”的评价我国的佛典翻译，从两汉之际，到近现代，绵延两千年翻译理论也不断发展。

前此，学者们论及玄奘翻译业绩时，无不交口称赞但对于他的翻译理论，则论述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载述玄奘翻译理论的资料实在太少，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较为系统的资料，也就是由三、五百年以后人记录的这个“五种不翻”那么，玄奘的“五种不翻”，在我国佛典翻译史上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呢？学者们对“五种不翻”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学者可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论述中国佛典翻译史时，盛赞道安，谓“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对于鸠摩罗什，仅赞其为翻译天才，但对他的翻译理论，未涉一词对彦琮的“八备”，称“此不惟商榷译例，而兼及译才译德，可谓名论矣”而对玄奘的“五种不翻”，则列入遣词、定名之列，仅称之为“忠实审慎，其所定程式，可供今日之参考者，固不少也”16)其厚彼薄此，态度鲜明五老旧侣称“五种不翻”是玄奘为“翻语”设立的“法则”(17)评价与梁启超大体相当，都认为这只是遣词、定名时所用的一种规范遣词、定名固然是翻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