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doc

钱穆-- 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一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里，特设考试一权，其用意在如何选拔贤能，以补选举之不足西方选举制度，只在选举人方面加以限制在美国，曾有一博学的大学教授与一汽车夫竞选，而失败了选举原意，在如何获取理想人才，俾可充分代表民意单凭群众选举，未必果能尽得贤能故中山先生主张，被选举人亦该有一限制，遂以考试补选举制度之不足他说：“一切公职候选人，都该先受国家公开考试，获取其竞选之资格此层用意，却正与中国历史传统恰相吻合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本从选举制度演变而来，其用意本在弥补选举制度之不足故唐杜佑《通典》，考试制度即归选举项下叙述今天我们要讲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仍该从选举制度说起中国史上很早便有选举制，远从西汉时起，那时的选举，大概可分为三类：（一）定期选举，（二）不定期选举，（三）临时选举选举用意，即在希望全国各地人才，都能有机会参加政府中国传统政治理论，重责任，不重主权在理论上，主要的不是政府主权之谁属，而是政府究该负何种责任既望政府负责，自该选贤与能，需要全国各地人才参加，才能切实负起理想上政府的重大职责故汉代选举第一项目是贤良，以近代话说，即是杰出人才此项选举，并无定期，每逢新天子接位，或遇天变，或逢大庆典，随时由政府下诏，嘱政府各部内外长官，各就所知，列名推荐。

被选人不论已仕未仕，膺举后，政府就政治大节目发问，被举贤良，各就所问，直抒己见，是谓贤良对策政府就其对策，甄拔录用其次举孝廉，孝子廉吏，重德行，不重才能政府用人德才并重，然贤良乃政府所需求，孝廉则寓有提倡奖励之意当时社会风气，重视贤良，竞愿膺选对孝廉，则颇加鄙薄武帝时下诏切责，谓郡国长吏，在其治区，乃竟无孝子廉吏，可应国家选举，可证其职责之未尽，遂下令议不举者罪自后郡国遂按年察举孝廉，成为故事于是贤良为不定期选，而孝廉则成为一种定期选举此外复因政府临时需要特殊人才，如出使绝域，通习水利，能治水灾等大体西汉选举，主要不出此三类汉代仕途，大体都从郎署转出郎署是皇宫中侍卫集团，郡国举人，多半先进郎署，自后再转入仕途汉代郡国一百余，若按年察举一孝子，一廉吏，即每年有被选人二百以上进入郎署那时郎署无定员，总数大约不会超出三千人，如是则不到二十年，郎署充斥，即已无余额政府用人既先从郎署选拔，郎署人多，即不再须外求，于是贤良及奇才异能各项不定期选与临时选，自会逐渐稀疏，只有按年定期选举，即孝廉一项，遂成为汉代入仕惟一之途径此项演变，则须到东汉时始确立汉武帝时，又新定太学制度，设立五经博士，郡国俊才，年在十八岁以上，均得送太学为博士弟子。

一年以上，即得考试甲科为郎，乙科仍回原郡国为吏吏治有成绩，仍得按年有被举希望，以孝廉名义，再入郎署故汉代仕途，首先当受国家教育，毕业后，转入地方政府服务，凭其实际成绩之表现，乃始得被选举资格惟汉代选举，与今日西方选举制度不同者，在西方为民选，而在汉代则为官选地方长官固须采酌社会舆论，乡土物望，然选举实权则掌握在地方长官手中，此一节为中西选举重要之不同点然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下，亦自有其立场政府既在为民众负责，而实际参加政府之人员，又全为国内各地所选拔之人才，则政府与民众早成一体，政府即由社会民众所组成，政民一体，而非政民对立在理论上言，不能谓一行作吏，其人便不可靠官选民选，手续不同，其用意在获取贤才，并无异致中国乃一广大之农村国，直接由民众选举，在当时有种种不便授其权于各地之长官，由其参酌舆情，推荐贤才若选举徇私不称职，政府自有纠劾政府既由民众组成，政府与民众同属一体如何谓民众决然是，政府决然非；民选则一定可靠，官选则一定不可靠；在野者便可信任，在朝的便不可信任故就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言，汉代之官选，也自有其未可厚非处惟汉代郡国选举，到东汉时究已成为惟一入仕之正途，奔竞者多，流弊自不免，于是政府乃不得不逐步加上了限制。

最先是限额，每一郡国户口满二十万以上者得察举孝廉一名，四十万以上者二名，百万以上者五名，不满二十万者两年一名稍后又有限年之制，非到规定年龄者，不得膺选又后复加以一度之考试，以检核被选举人之相当学养如是，则孝廉二字，遂完全成为当时一种获得参政资格之名号，与原来奖励孝子廉吏之意义，不复相应以上是汉代选举制度之大概，而考试制度亦相随成立，如贤良对策，如太学生考试，如孝廉膺选后之吏部考试皆是惟此种考试，皆仅为选举制度中一种附带之项目关于孝廉被选人，应受政府考试一节，乃当时尚书左雄所创定先后反对者甚众然左雄终因坚持此项新制，而见称为录得真才，此制遂终于沿袭，不受反对而废弃二汉末之乱，地方与中央，失却联系，交通既不方便，而许多地方，亦并无施政之实际权力，选举制度，遂告崩溃政府用人，漫无标准陈群为曹操吏部尚书，遂定“九品中正”制，以为两汉乡举里选制之代替此制备受后代人责备，然就创立此制之原意言，则亦有苦心，并亦有相当之实效所谓九品中正制，实际是一种人才之调查与评核先就中央政府官长中有德望者，分区任命一中正又在大中正下分设小中正中正之责，即在就其所知本乡人才，登列簿册，册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不论已仕未仕人，都可列入，送吏部凭册任用。

此制与汉代选举不同之点：第一是汉代选举，其权操于郡国之长官，九品中正则由中央官兼任此因当时四方荒乱，人才都流亡集中于中央政府之附近，地方长官，不克行使选举职权，故暂以中央官代替第二则汉代选举，只举未入仕者，而九品中正之名册，则不论已仕未仕，全部列入此亦别有用心因当时用人无标准，尤其是军队中，各长官都任用亲私此刻吏部只凭中正人才簿，名列下等者，就其本乡舆论，可以按名淘汰，改授新人曹魏因此制度，而用人渐上轨道惟此制本为一种乱世变通权宜的办法，一到西晋，全国统一各地方政权，均已恢复，而九品中正制依然推行，则流弊自所难免第一、全国各地人才，多必奔凑中央，广事交游，博取名誉，希望得中正好评如此则失却汉代安心在地方政府下恳切服务之笃实精神第二、九品簿不论已仕未仕，一概登列，亦有未经实际政治磨练之名士，品第在上中高级，彼即存心一跃便登高位，不愿再从下级实际政治上历练，如此更易长其浮竟虚华之风气第三、汉代用人选举与铨叙分别，选举仅为入仕之途，必待其正式入仕后，再凭实际政绩，由政府铨叙升黜九品制则全凭中正名册此项册籍，每三年改换一次，名誉佳者升，名誉劣者降，吏部凭之迁黜如此则人人都惊于外面虚誉，在其职位上服务成绩实际甚差，而转得美名，品题升迁。

而埋首服务，实际政绩虽佳，因不为中正所知，而反成降黜如此之类，在所不免因此魏晋以下人，全务清谈虚名，不能像汉代吏治风尚厚重笃实，此制实大有关系至于中正而不中正，此乃人事，不关制度，可不详论就上所述，可见每一制度，断不能十全十美，可以长久推行而无弊每一制度，亦必与其他制度相配合，始能发挥出此制度本身之功效九品中正制之创始，用意并不差而其时门第势力已成，六朝以来，此制遂转成为门第势力之护符虽多经反对，终未能彻底改革其时人才政风之不如西汉，此制实有影响三隋、唐统一，将此制完全废弃当时亦有主张恢复汉代乡举里选，仍将察举权交付于各地行政首长者然在汉代，此制己有流弊地方长官选举不实，权门请托，营私滥举，因而选举之后，不得不再加以政府一番考试检核则何如径废长官察举一手续，完全公开，由各地人民自量智能，自由呈报，径由政府考试录用？此为中国史上正式由选举制转入考试制之由来我们若认汉代为中国历史上考试制度之先行时期，则隋、唐是中国历史上考试制度之确立时期汉代是选举而附带以考试，隋、唐则完全由考试来代替了选举但唐代用人，亦并不全凭考试，仍有学校出身一项然学校按年受业，年满即无不毕业而去考试是公开竞选，亦可有永远应考而不获中选者。

因此社会重视考试，不重视学校人才竞求于考试中露头角，于是学校制度渐渐不为人才所趋向唐代考试，又分两步，先由礼部主考，录取后未能即登仕途，须再经吏部试，才始正式录用考试既在获取人才，则自难专凭一日之短长，因此唐代考试，极为宽放应试人到中央，往往各带其平日诗文著作，先期晋谒中央长官中之负有学术文章大名，为当时所重者，如韩昌黎之流此项著作，名为公卷，若果才华出众，中央长官中之学术名流，先为扮揄扬，则到考试发榜定可录取唐代考试，主取知名之士亦有主考人自守谦抑，认为对此届考试，应考人平日学问文章造诣所知不详，可以托人代为拟榜，唐代名此为“通榜”最有名的，如袁枢应举，主考人杜黄裳恳拟榜第，袁枢即自列为第一名状元，一时推服，传为嘉话当知国家考试，本为求取人才服务政府之官长，如确知应考人中有杰出之士，先为延誉，并非即是营私通关节主考官苟自问对学术界新进人士，所知不熟，托人代定榜第，亦并非即是颟顸不负责中国传统政治，另有一番道德精神为之维系主持，种种制度，全从其背后之某种精神而出发，而成立政府因有求取人才之一段真精神，才始有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之出现与确立若政府根本无此精神，则何从有此制度？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起源，正因当时政府并不注意民情，一意征敛，民众遂要求政府许纳税人推举代表，审查预算，通过税额，可覆核其决算，如是推演而成今日彼方之所谓政党政治。

中国政府，则自汉以来，即注意在全国各地求取人才，共同参政而且整个政府，即由此辈求取的人才所组织除却皇帝外，政府中人，自宰相以下，全由各地选举考试而来所以唐代有人说，礼部侍郎权重于宰相因宰相亦必经国家公开考试录取，然后得历级迁升，做成宰相而考试权则掌在礼部侍郎手里，非经礼部侍郎之手，绝进不得仕途，做不成宰相这岂不是礼部侍郎权重过了宰相吗？若不明白中国这一番传统精神，而空论其制度，则断不能明白得此各项制度之真相真意义所在同样道理，我们若没有西方人那番精神，而凭空抄袭他们的制度，亦决不能同样获得他们那种制度之成效唐代考试主要偏重诗赋，此层亦有种种因缘最先亦如汉代对策般，就现实政治上大纲大节发问但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唐代科举最要者有两科：一是进士科，以诗赋为主。

一是明经科，则考经义但所考只是贴经墨义贴经是把经文贴去几字，令其填补墨义是就经文上下句，或注疏中语出题，令其回答此亦是测验之一种但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亦不易辨高下，定人才大抵唐代考进士，旨在求取真才考明经，则旨在奖励人读经书进士如汉代之贤良，明经如汉代之孝廉唐代社会重视进士，进士科遂为人才所趋，明经则为人卑视人才既群趋进士科，自然政府也只有重用进士因于此项制度之继续推行，而社会好尚，都集中到诗赋声律，所谓：“文选熟，秀才足文选烂，秀才半此系事势所趋，并非政府有意用此无用之诗赋文艺来浪费人精力，埋没人才后人不解，自生曲说此与当时推行此制度之原意，并不相干但唐代的考试制度，也不免有流弊在汉代先经国立大学一番教育，再经地方服务之练习成绩，经察举后再加以考试，求取人才，凡分三项步骤唐代则专凭考试一项，自不如汉人之精详惟唐代初期，大门第势力方盛，子弟在大门第中养育成长，既经家庭严肃之礼教，如柳氏家训之类，又有政治上之常识，如南朝所传王氏青箱之例，由此辈青年参加考试，易于成材考试制度仅是一种选拔人才之制度，而非培养人才之制度自经此项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会，穷苦子弟，栖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跃登上第。

渐渐门第衰落，整个政府转移到平民社会手里但此等平民，在先并未有家庭传统之礼教，亦更无政治上之常识，一旦仅凭诗赋声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