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近代农学探讨体制化探索论文.doc

国内近代农学探讨体制化探索论文 国内近代农学探讨体制化探索论文预读: 摘要:一、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国家的关系中农所是民国时期国家建设的产物,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具有悠久厚重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自秦以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就沿着君权专制化的轨道向前运行,在此期间虽有君主大权旁落之时,但随之而来的是权力更进一步的集中.经过几千年的陶冶和浸染,权力专制成了中国华夏政治文明的定势,无论是江山易主还是王朝更姓,均难以摆脱这一定势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终结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为历史基因一直遗传下来,渗透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缺乏民主基础和科学传统的集权国家,科学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获得自主发展,独立的社会研究机构很难支撑,而官办集中型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则成为科学研究和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选择.这正符合中国社会集权专制的传统结构模式,宜于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在上述背景下,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与发展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官办集权的色彩,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这成为其摆脱不了的命运.中农所的建立,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创建了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农业研究中心,召集了中国一批优秀的农学家,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来源和组织保障.国家赋予中农所国家级农业研究机构和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的身份,其职责为研究和改进全国农业并推广其有成效之结果,使之成为我国农事试验研究之总枢纽.中农所正副所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其它人员由所长依据政府给定指标聘任并报请政府核准,人员工资由政府依据官俸标准拨付.中农所经费,筹建时报定年度经常费为52.8万元,开办费112.5万元,1933年6月核定经常费为每月5万元,开办费照筹报数额.1934年到1938年,中农所每年的经常费约在50-60万元左右,以后数额逐年增加,这些经费由中农所做出预算,经实业部核准后由政府财政支出.（[2],pp.2-5）中农所因其国立机构性质,拥有一定的国家权威性.它负责制定全国农业科学研究计划,指导督促或协助部属农业试验机关、各省立农业改进机关或其他公私立农业改良场所之技术工作,协调各省农业组织、研究机构促进良种推广和发展农业生产,划拨经费支持各省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中农所运用其精专化的知识权威,领导全国农业研究、推广农业技术.国家的农业政策、改良方向及其目的,亦通过中农所等中央机构对地方农业改进机关的技术指导和指明用途的经费而得以实现.中农所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亦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需要的影响.抗战之前,作为一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一开始就承担着挽救当时农业危机、全面振兴中国农业的重任.在这个时期,中农所研究范围比较宽广,涉及农业科学的各个方面,从作物良种培育到土壤肥料研究,从蚕桑及畜种之改良到病虫害及兽疫之防治,从全国性的农业调查到新式农具研制,无不囊括,其研究方向和成果具有基础应用性等特征,工作重点是研究重要农业生产技术之改进,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各方面研究在战前已有重要进展.抗战时期,中农所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亦随着中日战争的迫近而日益深化.鉴于华北及沿海诸省被日军占领,农业资源损失甚多,而后方各省农业远不及沿海.根据国家抗战要求,中农所工作重点是根据后方各省农业区城在非常时期之需要,拟订倡导各省农业改进计划并协助各省尽力实施,以提高粮棉产量供战时需要.中农所人员被直接被分配到后方各省,在川、黔、桂、滇、湘五省设立工作站,指导协助各省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倡导各省战时农业.中农所的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技术,为解决战时粮棉问题起到了重大作用.抗战结束后,中农所迁回南京,随政府接受日伪留下的农业科研机构,并增设系场,准备全面开展农业研究工作,多方位改进全国农业生产技术,后因内战硝烟起,中农所工作在开始之后便面临困顿局面,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中农所的生命也因此终结.中农所亦在国家之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科学研究方面具有自主性.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农所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不干涉和尊重的,所内技术人员的聘定、研究方向的确立、工作任务的安排、内部事务的处理等等,均由中农所自主决定,中农所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这样,作为研究与行政合而为一的机构,中农所可以较少地受到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外部行政官僚的牵制和干涉以及官僚作风的侵蚀,在中农所,技术专家在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对于中农所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是非常有利的.国家力量的干预,往往会妨碍科学研究的正常进行,打破学术界所崇尚的自由,虽然干预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国家政治态度极大地影响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研机构及科学研究人员的命运.特别处于科学民主不发达的环境下,在科学研究上因为外力的干预而导致科学的灾难是更为常见的现象,中农所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尊重,这种制度的宽容在民国时期是稀少的,它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对科学研究的理解.二、中央农业实验所对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的贡献作为全国性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和农业技术改进主管机构,中农所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活动和交流,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协助筹设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和农事实验场,促进农业科学传播和进步,在它十七年的发展历程中,直接推进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农所造就了一批中国的早期农学家群.由于其国家农业研究中心性质,该所聚集了当时许多一流的农业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农所原有技术人员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华东农科所,专家阵营之强,列于全国农业科研单位之首,当时农学界都说,全国农业科研系统四分之一的第一流高级农业专家,都集中在华东农科所.[5]可以说,中农所是一大批紧密联系农业生产、学风严谨的优秀科研人员的基地.该所人员分布于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各学科、各专业领域,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所还十分注重农业人才的训练与培养,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农业研究会、讨论会、讲习会、训练班等,对在职人员的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进行专业训练,或者吸收新成员,进行新知识、新技术培训,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才,这些人大都成为中国农业研究各领域技术骨干.作为一个国家级农业科研中心,中农所促进了中国近代实验农学的发展.19世纪末20年代,随着西方科学的勃兴以及西学渐进,中国农业研究受西方影响,应用科学实验方法进行农业研究,实验农学逐渐取代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传统农学,成为农业研究的新趋势.中农所成立后,实验农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宏扬.中农所应用实验方法对作物栽培、土壤肥料、园艺蚕桑、病虫防治、畜牧兽医等方面进行研究,成为实验农学的领军者,为我国农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民国最高的农业科研机关,中农所肩负着推动全国农业科技进步的历史使命,在日常工作中除了兼顾自身的发展之外,还要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的交流和合作,以便能使国内的农业科技水平在整体上有较高的提升.中农所促进了国内各种类型的农业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该所联合各育种单位在全国举办各种大规模试验.在战前联合各试验场进行稻麦棉等育种试验,战争时期在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陕西、河南等省分设工作站,与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合作,举办各种育种试验,选育出一大批作物良种.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在育种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与中农所的组织领导是分不开的.该所同时也与国内大学的农学院和农业专门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进行农业试验.如与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四川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及中国蚕桑研究所都有不同的合作.它还同全国各地、各级农业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协助指导地方农业机构进行农业研究和推广,例如四川农业改进所、湖南农业改进所、贵州农业改进所、云南农业改进所、广西农事试验场、广西推广繁殖站等单位都得到中农所的密切参与及指导.中农所在各农业科研单位中起着纽带和指导作用,全国的农业研究机构,以中农所为龙头,构成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体系,为中国农业改进,提供了技术支撑.科学交流系统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在中国农业科学交流方面,中农所也起着重要作用.中农所倡行全国性的农业科技交流,其影响甚为深远.1934年,中农所与中华棉产改进会自1月22日起共同举行棉业讨论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各省棉业科技的交流；1934年,中农所召开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这次会议加深了全国各农业研究机构、各省农业机关的交流,促进了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事业,可以视作中国作物改良研究迈向新阶段的起点；1936年3月20日至28日,中农所召开第一届全国治虫讲习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全国治虫技术的交流.（[2],pp.22-25）同时,中农所技术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发表大量研究论文,发表在各类农业学术刊物上,其中很多是当时农业研究某具体领域的开山之作.中农所还延聘国外专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进行农业考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了加强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中农所聘请外籍农业专家来所任职,邀请接待世界著名的农学家来华讲课、考察.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育种专家洛夫（H.H.Love）在1931-1934年间应邀担任该所总技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生物统计学家韦适（J.Wishart）应邀担任该所咨议,韦适在华期间,除指导田间实验技术除外,还主讲生物统计学.英籍农村工业专家戴乐仁（Mr.J.B.Taylor）在1934-1935年间应邀担任该所农村工业系顾问,兼任系主任.英籍土壤肥料专家利查逊于1937-1943年间应邀担任该所顾问.美国农业工程专家戴维生（J.B.Davidson）、马考莱（H.F.McColly）于1946年受聘为该所顾问,戴维生且兼任农具系主任技师.英国毛织专家巴克巴克（Prof.A.F.Barker）教授于1935年4月15、16两天,应邀来中农所讲授制手工制呢与机械制呢的比较,及纺织业研究改良的经过.中农所还陪同接待美作物育种专家海斯（H.K.Hayes）、美国水土保持局副局长罗德民（W.C.Loudermilk）、美国农部马铃薯专家戴兹创、农业专家兼政治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A.Wallace）、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农所的麻作及甘蔗专家薛礼文（PierreSylvain）等人来华考察.中农所沈宗瀚、张乃风、贾伟良等人参加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同美方人员共同调查中国农业状况.（[2],pp.17-19）中农所技术人员也多次到国外考察,参加学术会议.1937年2月,技正戴弘赴日,考察各种重要化肥设施及一般肥料问题；1939年8月,副所长沈宗瀚,代表我国参加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撰《中国小麦区域之研究及其与育种之关系》论文摘要寄该会,并被推举为该会副会长之一；1943年5月,沈宗瀚副所长,稻作系主任赵连芳,作为我国代表赴美参加战后世界粮食会议,会后分别考察美国小麦、水稻试验工作；1943年10月,技正马保之参加农业科学访印团,赴印考察印度农业；1944年,技正张乃凤赴美考察美国的土壤肥料事业；1947、1948年,柯象寅两次参加世界稻米会议.（[2],pp.20-21）中农所还有数量众多的出版物,如刊物《农报》、《农情报告》,各类研究报告、杂刊、年报、从书等,它们传播农业试验研究成果,介绍国内外农林知识,报告农事消息,解答农事问题,发布农情报告及农业统计数据,对促进农业知识传播与学术交流有重要意义.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是科学体制化的又一重要标志,中农所对全国农业机构建设也有重要贡献.中农所成立后,受命主管全国农业推广,指导协助各省、县设立相应的农业试验推广机构,在这个时期,中国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国的传统农业,逐步出现了现代化转型的气象.战时,中农所西迁,为了发展后方农业生产,中农所受经济部令,以人力经费支持后方各省,协助各省农业研究机关调整.在此期间,中农所协助筹设了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协助参与了广西省农业机构建设、湖南省农业改进所建设,帮助后方各省建立起一批示范性省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