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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合流貌合神离-归化与异化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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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汇合流貌合神离归化与异化解读                    李红宇,何高大(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摘 要:国内的归化异化研究实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源头国内本土的归化异化侧重文本对比,注重忠实;韦努蒂的异化论更多体现政治性色彩,强调“异质性”文章介绍了本土的归化异化研究,将两种归化异化进行比较后,讨论了国内韦努蒂异化论的研究现状,并尝试结合韦努蒂的理论对严复的翻译做出新的解读关键词:归化;异化;中国本土的;韦努蒂H059   :A    :1002-3240(2014)05-0156-05我国翻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一直存在由于归化、异化实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源头,在学者们关于归、异化的讨论中,一直存在概念不清的情况本文拟再次讨论归化、异化,先回顾国内归化、异化研究的基本进程及讨论重点,再比较韦努蒂理论的不同之处及国内研究者对该理论的研究进展,借以厘清两种归化、异化的区别一、 国内原有的归化、异化讨论国内当代意义的归化、异化讨论起始于刘英凯1987年发表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该文总结了滥用成语、古雅词语、“抽象法”、“替代法”等几种常见的译文归化手段,批评归化的译文“改造外国……的客观事实,抹杀其民族特点,迫使它们就范,同化于归宿语言,因此也就必然是对原文的歪曲” [1],文章虽以归化为题,但秉承的仍然是直、意译之争以来一贯的思路,评判译文以忠实为前提和依据。

      这篇文章不仅开归化异化之争的先河,而且为以后归、异化讨论定了基调,即主要涉及文化因素,持异化观点大规模的争论局面是在1995年韦努蒂的异化理论引入中国之后逐渐形成的因有以前的分析做铺垫,译界很容易地接受了同样持异化观点的韦努蒂理论;而其理论中突出的抵制英语霸权文化、提高弱势文化地位的主张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学者们有特殊的吸引力,使普通的翻译方法上升到了如何丰富汉语文化、吸收他国文化的高度,于是,出现了大量关于归化、异化的文章然而,由于最早译介韦努蒂理论时将这一理论等同于国内已有的异化理解[2],学者们或也未仔细阅读韦氏的著作,文章虽多,但“论战者多只是借用韦努蒂的名字和术语而已,所表达的意思则是本土的”[2]我们先来回顾国内本土的归化、异化研究译界在讨论归化、异化翻译时,围绕的主题是语言(形式)和文化的归、异化,其中两个现象比较突出一是涉及语言的较少,谈论文化的居多;二是尽管学者们的主张或措词不同,实际却形成了共同认识:即在语言形式上要采取归化的译法,而在文化上采用异化的方法,归、异化在合适的度上会共存由于持异化观点的居多,所以主要呈异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归、异化之争可以说是针对文化层面展开的,连最早在国内发起归、异化讨论的刘英凯和较早响应的郭建中也未对语言层面予以更多的关注,开门见山直奔文化主题,感觉语言层面的归、异化已经不是问题,这与上世纪30年代那次著名的直、意译之争形成鲜明的反差,当时的宁信而不顺、宁顺而不信、死译、胡译等观点曾将主要关注点聚焦于语言形式上[3]。

      朱建平解释了这一现象反映出的语言发展规律当在一种语言尚不成熟的阶段提出归化与异化,其讨论对象多集中在语言形式;而一旦它走向成熟,语言形式的异化便已完成历史使命,因而讨论的对象会自觉转移到文化因素上来”[4]上世纪30年代正是中文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之初,现代汉语的表达形式还不成熟,当时主张语言形式的异化是为了引进新的表现形式,挖掘和丰富汉语句法和词汇的表达潜力以促进汉语的完善句法异化的过程中,一些新的词汇、结构被引入汉语,汉语研究者们对汉语言有了新的认识,了解了汉语的内部规律和结构张力,同时意识到汉语结构所能允许的异化是有限的,不可能接纳过度的改变[5]几十年后,随着现代汉语的日趋成熟,语言形式的异化已基本完成,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转向了文化因素所以,自刘英凯始,大部分作者选择的译例都包含成语、历史典故、文化形象、习语等蕴含浓厚中西文化色彩的词汇和短语,得出的结论也趋于异化同期少量持归化观点的文章[6][7]着眼点均放在语言形式上,如套语翻译、选词生硬、定语过长等,指出一些译者译语生涩,硬将原文结构搬至译文中,造成死译现象不过这些语言形式的讨论已明显有别于鲁迅一代人对“顺”与“不顺”的讨论,前者指责译者未理解原文或不负责任,而后者是为达到改进汉语的目的有意采取的翻译策略[8]。

      孙致礼文中也提出了语言形式的异化,但却是译语通顺、流畅前提下的异化,目的是更好地利用异化的形式突出人物特点或传达异常写作手法,属于更高层次上的异化[9]他的观点应该代表了其他同样主张(文化)异化的学者们的观点,即在语言归化处理基础上对文化现象采取异化翻译的策略全国各类期刊中还有数量众多的文章将归化、异化的讨论延伸到各种翻译实践中,如电影、习语、颜色、名称等等的翻译,或从目的论、功能论、互文性等等不同角度分析归化、异化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的各种因素这些文章无疑从多角度丰富了对归、异化的理解,将讨论引向纵深但得出的结论仍类似于前文所述,既要尊重原作者、保留原文韵味,又要照顾到读者的需求,译文流畅自然,符合译语习惯,分析手法以文本对比展开,以忠实为翻译标准纵观国内归化、异化的论战现象,虽各抒己见,呈争鸣之势,然而有一条主线是共同的,这就是,论者无论从何种角度表达观点,主张归化还是异化,始终是以是否忠实于原文作为判断标准的对原作者写作意图的解读和对读者阅读兴趣的照顾都要通过忠实于原文来体现,以避免过度的异化和归化不难看出,这样的分析思路承袭了直译、意译论战时期的特征,走的是一条国内本土的归化异化之路。

      历史地分析,上世纪30年代直译、意译之争辩论语言形式的归、异化,而自1987年以来的归、异化之争讨论的更多是文化的归、异化,以异化为主导倾向二、 韦努蒂的异化论与国内归化异化概念比较对于国内本土的归、异化研究现象,学者们表达了各自的看法葛校琴给出的整体评价是“多数论述都没有跳出传统翻译论的视阈,将归化、异化仍然圈定在对文本的语言学认识范畴,进行单向的规定性研究”[10]贺显斌直接说韦努蒂的理论在中国被误读,从概念到方法,以致整体理论都被误读[2]蒋骁华、张景华认为学者们对韦努蒂理论的理解趋于简单化,“将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或是直译的延伸”[11]循着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来比较一下韦努蒂异化论与国内异化策略的不同之处 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主要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伦理态度,指的是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译者的态度决定了其所采取的策略,即是‘抵抗’,还是‘通顺’”抵抗是异化的道德态度,是找出弱势文化中的异质因素,突显其差异” [12],通过翻译来颠覆译语语言和文化的价值观而归化翻译强调通顺,使翻译透明、译者隐身,迫使译文符合英语主流语言的特点和规范,维护强势文化的地位[13]。

      韦努蒂的伦理观简言之即是:采取“彻底归化”策略的是坏翻译,而“集纳了各种异化倾向”的策略是好翻译[14]异化论明显的政治性色彩和道德伦理观是国内归异化讨论没有或较少包含的韦努蒂异化论中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原语文本选择的异化和话语策略的异化国内学者讨论归异化时通常讨论后者,较少涉及前者,事实上,国内译者多会选择社会接受度高、影响面广的经典文本进行翻译,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不必讨论而韦努蒂认为,在选择原语文本进行翻译时,要保留“异质”因素,方法之一就是选择处于主流文化边缘、为主流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文本,“其价值在于不仅能打破目的语的文化准则,而且能改变目的语的文化构成”[11]他甚至允许译者在翻译这类文本时采取“通顺”的译法,因为文本本身已经体现了异化[13]而如果选择的文本为主流价值所接受,译者就要在译文的话语策略上体现异化所谓话语策略的异化,在语言上采用“剩余话语”(remainder),即非主流的语言变体,如古语、方言、俚语、仿造词等[14],使用不符合语言习惯或晦涩难懂的表达法韦努蒂认为这种边缘话语对主流的语言形式来说就是一种异质因素,挑战目的语体系,彰显异域差异而这样语言生涩、用词混杂的译法恐怕在我国会被归为糟糕的翻译。

      韦努蒂推崇庞德的翻译,因为其翻译“坚持翻译文本的文化自主性”、“挑战主流话语”、“避免使用透明语言”,也“未采用通顺翻译”庞德所创作的话语异质性使译文“新颖”,而且彰显了差异性但是庞德承认他的翻译并不是非常忠实或精确,在突出某些特征的同时也会忽略其它特征庞德译文的差异性既与主流英语价值观不同,也与外语文本的价值观不同[13]其它被韦努蒂奉为异化翻译典型的译文也具有同样特点可见,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并不强调忠实,译者可以增加信息,解释术语和典故,可以使用替换,塑造与原文不同的语言色彩和人物形象[2]总体来看,异化翻译不是直译,而可以是意译,不一定忠实这样的结论与我国学者普遍所认可的忠实、直译的异化策略从本质上不一致韦努蒂的异化论同时也在抨击现行的版权法它使译者像影子一样生存在原作和原作者的光辉里,地位尴尬[13]韦努蒂认为,译者应享有更高的权利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可以通过采取异化翻译使自己“显形”,标明自己的“著者”身份,从而改变译者的地位[11]关于著作权的思想应该是我国异化论者未涉及的领域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韦努蒂的异化论确实比我国承袭传统的归化、异化观点内涵丰富,将翻译从单纯的语言学层面剥离出来,上升到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文化平等、提升译者和译作地位的高度,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葛校琴简单分析了我国目前翻译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总是很难摆脱在翻译认识上的传统的局限,往往只注意到语言问题而忽略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意味”她还针对我国目前多数人持有的异化观点提出警告,如果在不理解韦努蒂异化论强势文化预设背景的情况下盲目跟风,会导致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效果[10]三、韦努蒂异化论在国内的研究对韦努蒂理论的研究在我国也称为归化、异化,所以在阅读归化异化的文章时,有必要界定该文是谈国内本土的归、异化,还是韦努蒂的异化论,因为有大量文章讨论的都是国内的归异化观点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其文章中弃用归化、异化的字眼,而改用“韦努蒂理[来自Www.L]论”以表明其“异质性”对异化论的研究也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是肯定之声稍弱,批评之声响亮;二是理论研究居多,而翻译实践分析较少基本上学者们对韦努蒂理论的成就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异化论“系统、全面、深入地对异化翻译进行了探讨”[15],“代表一种反映译者主观意识的具体实践方法和活动”[16]翻译活动被“置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大语境中”,“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该理论在反对英美文化霸权,保护弱势文化生态,提高译者和译文的文化地位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1]。

      这些评价虽高,措词却概况性强,显得比较含糊、笼统与之相较,当学者们对异化论提出批评意见时,措词就明显清晰、直接,也尖锐起来贺显斌指出它“忽略了非西方语言的英译”,将翻译策略和效果混为一谈,对数据的解释不够确切[17]陈小慰从修辞角度指出抵抗翻译的提法过于张扬,有泛政治化之嫌;“一味的抵抗翻译因噎废食;采用非主流的边缘话语走的是精英路线,会造成普通读者的流失”[16]王东风比较了韦努蒂和鲁迅的异化观,指出韦努蒂的异化论有明显的“没有考虑”的问题,即“霸权的英语是否会在他所提倡的异化翻译中因为不可避免地获得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变得更加丰富”?从而认为韦氏的异化论终极目标不明确:未能指出英语在受到也许会发生的抵制后,会出现怎样的状况[15]马会娟明确表示反对异化论,因为它无视文学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性质;“将翻译方法和文化霸权联系,做法过于勉强,难以自圆其说”并指出归化翻译并不是强势国家独有的现象,在弱势国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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