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doc

改革”会演化为“武革”吗?徐慧君(2005-11-6)一、巴列维标本1979年1月16 H,统治伊朗达37年之久的巴列维国王在梅赫拉巴德机场激 动地向人民告别之后起程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国王临行前说：“我希望政府痛改 前非，并成功地为将来奠定基础当两名国王的士兵跪下吻他的鞋时，他的眼里 涌出了泪水国王称这次离国是出国度假，然而民众怀疑国王返国的可能性果 不其然，电台广播这条消息后不久，德黑兰万人空巷，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狂欢, 这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君主制国家倾倒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保守、封闭的 霍梅尼的神权国家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 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在国王 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 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就国际情势而 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儿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 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伊斯兰革命是在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巴列维在短短的十几 年里，陡使伊朗的人均收入由不足200美元猛升到2000多美元，摩天大楼、高级 轿车、高速公路、超级市场、储运码头、电气化铁路像海市蜃楼般地出现，到1977 年伊朗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随之蜂 起现在广为学者接受的解释是亨廷顿所说的“根本性的困境”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i,亨廷顿指出，致力于现代化的传统 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 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削弱本来能够促 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加强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 功削弱了传统君主制的合法性，而传统君主制却由于其自身内在的专制逻辑难以 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取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⑵这种根本性的困境决定了现代 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脆弱性和过渡性1950年代末期，伊朗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和政治动乱 频仍在这种形势下，巴列维发动了伊朗历史上著名的“白色革命气所谓“白色 革命”，意即“不流血的革命”，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无 益的革命"[3]o1963-1979年期间，正汽白色革命轰轰烈烈之际，伊朗的石油收入急剧增长 白色革命和巨额石油收入为伊朗的迅速工业化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几乎与白 色革命同步，国王依靠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 略，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计划。

巴列维笃信他的“白色革命”能使伊朗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从而使他的统治 坚如磐石他曾一•度想把伊朗建成“世界第五强国”，1977年，他还写了一本书, 响亮的书名叫《走向伟大的文明》尽管伊朗经济快速发展，但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4］一小撮人发了大财, 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 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5］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激起了嫉妒和不满，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开始 反对国王的政权，学生们尤其憎恶国王对自由的压制-1963年，伊朗95%的人投 票赞成现代化，然而在现代化计划推行15年后，同样有95%的人却投票反对现 代化［6］二、相对剥夺感美国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在其1952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革命的解析》中， 通过考察历史上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四次大革命，总结出一种模式，即 每次大革命都发生在一•个革命者不满所汇集的上升的、繁荣和改善时期［7］事实上，早在150年前，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德•托克维尔在仔细阅读、研究 了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资料后，就发现了一个明显的令人迷惑的现象，即“尽管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君主政体下最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极度的繁荣却加速了 1789 年革命的爆发。

［8］”托克维尔写到：“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F1的是要到处消灭 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 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9］”“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 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 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 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10］”图中蓝色的实线表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际的经济变化——通常是向 上发展的红色的虚线表示人们的期望在一个仍处于传统状态的社会中——实 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期望都很低但随着增长的开始，期望值开始上升，并且快于 实际经济发展速度然后，可能会出现某种情况导致经济衰退——歉收、主要出 口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过多的外债——同时，期望受挫在人们想得到的东西和 实际能得到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大缺口突然张开了［12］期望——收益比”变得无 法弥合，从而产生一利由“不断增强的受挫感”（即“相对剥夺感”）所引发的革因此，“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相对剥夺感。

非常穷的人很少造反，他们 太忙于供养他们的家庭一旦人们填饱了肚子，他们就会开始四处张望，并注意 到一些人正过着比他好得多的生活这种相对剥夺感会引起他们的愤怒、暴力， 以及偶然的革命的发生［14］”不断滋长的相对剥夺感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心态，终将酝酿成社会骚乱或政 治动荡托克维尔写到：“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 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 明显地正走向革命［15］”“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 显的地方……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16］”三、改革的悖论：变革引发危机所谓“改革悖论”是指，传统的专制国家，由于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其统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政府不得已用改革增加其合法性，改革给全社会带来 生机，却因其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成为人们怨恨的对象民众强烈要求实行宪政， 扩大政治参与，公众参与的压力大增政治参与的压力越大，专制制度的合法性 危机就越严重，而政府为了维持专制制度就越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社会 与国家之间的与日俱增的紧张关系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危机与变革。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社会经济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有赖于社会 动员，另一方面必然引发社会变迁［17b人口爆炸、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使政治 参与增加，结果是期望和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了增加，政治参与的要求对 政治系统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 政治不稳定O政治系统出现危机或故障的根源是合法性的销蚀简单地说，合法性或政治 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合法性 是国民对政权的一种感觉：它的统治是正确的，它应受到普遍的服从合法性高 的地方，政府只需要极少的警察；合法性低的地方，它们就需要很多［18］亨廷顿认为，“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 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 ［19］”“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如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 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20］”而且，经济的变革并不是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的唯-一的压力基 于世袭的职位而无大众参与机会的政治体系也会过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 平在提高。

人们开始更加意识到“自由”“民主”这样一些抽象的观念特别在知 识分子和知识精英中，会滋生对专制主义的愤怒农民憎恨这一体制是因为他们 受到了经济上的压榨，知识分子憎恨它则是由于它压制了权利和自由亨廷顿认 为，正是这二者的结合——农民的“人数”和知识分子的“大脑”——造成了革 命［21］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 革命作用［221 o对现存的社会状况，知识分子几乎是那里都有不满，他们接受过 高层次的教育，了解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这些因素 使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詹姆斯•比林顿所称的“革命的信念”，即相信目前的体 制能够被某种更好的东西所取代平民、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很少对知识分子抽 象的意识形态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正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 上的坚定信念为革命提供了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和 一个领导阶层［23］o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催化剂革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通过取得国家权力，一个真正做事的政权能 够改造社会，使它公平、公正和繁荣这种感觉会在一个不公正的和苦难的社会 中产生［24］ o四、庞大的弱势群体1992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

强势集团包括政治精 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他们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弱势集团或弱势群体包 括农民、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他们的境况悲惨：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 他们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其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声音 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逐步被边缘化了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包括老失业群体与新失业群体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指国有 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年龄在40-50岁之间，人数已经到了最高峰这些 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后者指没有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 待业人员，仅有初中、高中毕业文凭，缺少基本劳动技能，以年龄18.25岁左右 的年青人为主，在数量方面，后者在一些地方己成为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成为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对而言，新失业群体 比国企下岗职工更为弱势，他们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不具备［25］ o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75%,构成了我国穷人的主体2003年第6期《*代》 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3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 民调查》该文首次用翔实的事实描述了中国9亿农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揭示了中国农村大部份人口所面临的贫穷、苦难、无奈以及不公平的税赋等问题。

在引言中，作者悲愤地写到：农村“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 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 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我国财富总额里占的比例不高于4%o照此 推算，农民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或l.388%［26］o内地农村特别是 中西部地区的凋敝残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想象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 贫如洗农民一有机会就逃离农村，于是就出现了农村土地大量抛荒的现象这 己足以说明农民的生存境遇了强势集团的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公共管理失去了公共性，同时又使 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平性政府决策为权贵所左右，政府有关部门成了权贵的代 言人，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操纵而成为其肥的利器，普通民众则成了任其鱼肉 宰割的人质改革愈来愈成为“零和博弈”——少数暴富者所得，即社会其他群 体所失对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系到基本 民生的头等大事，应半放在公共投入最为优先的位置然而，中国不仅在这些方 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而且强行把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 公共产品给“市场化”了。

教育医疗住房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