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维原理最后版本.ppt

邓中甲教授 主讲,中医思维原理－－第一讲,导 论 第一部分 中医学理论体系层次分析,自然科学的层次： 普通基础层次 基础学说层次 基础学科 分支应用学科,,,,1、西医学的层次 2、中医学的层次,第二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的渗透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 长期以来，对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医界多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标志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专著两千年来，一直被公认为中医理论之源如果回顾祖国医学幼年时期所经历的漫长而坎坷的道路，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内经》的问世，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这样一个医学革命的完成，即我国古代医学经过数千年的实践努力，采取医哲结合的形式，以哲理释医理，形成了全面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结束了稚弱朦胧的童龄时代，完全从“医源于巫”，医巫不分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在当时，对于华夏民族以及嗣后深受其惠的东方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自然科学的每一次突破和飞跃，都不能脱离当时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其中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结构、科学水平等因素，特别是离不开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战国后期直至西汉中期近三百年间经“层累”完成的《黄帝内经》，正是这个时期医学和哲学飞速发展的反映，也是古代医学和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

医学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同时，纵观我国古代历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古代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尤其是由实践到理论的上升和提高，往往是通过具有先进思想的“士”（知识分子）或士的集团去完成的而《内经》基本理论的形成以及这部古籍的初期草创，正是以包括儒道在内的先秦“诸子蠭起，百家争鸣，”学术空气空前活跃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的它的出现，绝非偶然和孤立的现象，是和春秋战国时期那场围绕着“天道观”为中心的哲学大论战分不开的而全书反映的主要哲学观点，主要来源于这场论战中日益壮大，兴盛一时的道家思想由此可以认为，《黄帝内经》是医、道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医学和哲学相互渗透的成功尝试医理源于道,1、先秦时代医学、哲学的概况 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这已是确定无疑的结论但是，于是的医学知识，也和其他早期文化一样，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它们的成果往往被统治阶级所攫取，并纳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的轨道，成为从属于神权、君权宝座的听命奴仆在人类早期文化和智慧的结晶之中，医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对生老病死秘奥的探索，因此，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关注古代人类在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逐步摸索和积累的医药卫生成果，也就更容易被后世所缅怀，甚至发展到偶像崇拜的地步。

例如关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素女言脉、岐黄论医等种种传说，以及对于医术超群、名扬海内的医缓、医和、扁鹊、文挚等上古名医的描绘，往往带有神仙或神医的色彩古代人类这种认识上的矇眛和局限，加上统治阶级对医学的控制和歪曲，给原始的医家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因此，和世界各民族古代史研究中所反映的情况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医学同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原始医学处于经验的积累和摸索阶段尽管在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辨病治疗，卫生预防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并由此产生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系统的基础理论，更谈不上具有一套用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成熟体系从战国中期以前古籍所记载的疾病资料来看，当时的诊治仍然是以辨病为主春秋末期，卫国医者公孙绰能治偏枯病，他据此而断言：“今吾所以倍治偏枯之药，则能起死人这种囿于疾病表面现象而忽视本质的错误认识，直到战国时代的《列子》、《吕氏春秋》才给予明确的否定后者并指出了“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的关键所在战国中期，人们从疾病的复杂现象出发，逐渐对病因的多样性和疾病的复杂性有所认识《列子．力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一日矫凡，二日俞氏，三日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友饥饱色欲、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

’俞氏曰：‘女始则胎气不足，乳湩有余，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非克已也’卢氏曰：‘汝疾不由己，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药不其如汝何’！“这段记载，分明是一份古代最早的会诊记录，反映了当时的一部分医生，已经有了早期的审证求因思想，他们大胆地放弃了辨病诊治的旧套路，试图从饮食起居，精神情志，外感内伤，先后天因素等不同角度去审因论治比起略早于此的古医书《五十二病方》来说，其辨证的思想和内容的确有了更明显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由辨病向辨证过渡的自然趋势但这毕竟是初步和零散的，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辨证体系因此，也不可能产生出反映成熟理论体系的完善著作由于战争、形罚、宰牲、祭祀以及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原始的脏腑学说逐渐破土而出早在《列子．汤问》里就有这样一段记录：”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 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已有所造， 願王观之’穆王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转动）其颐则歌和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视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王而招王之左右待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华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

这个生动逼真的趣事，简直就是古代人类对于机器人的憧憬，至少可以说是古代最早人体解剖模型的描绘说明公元前五世纪，人们对于脏腑功能活动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嗣后诸如《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籍中，也多处收入了有关脏腑功能的资料但是，这个时期的脏腑学说，还很不统一，更谈不上达到后来藏象学说的水平这种状况，我们在《内经》里也可以找出一些端倪，《素问．五脏别论》说：“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货以为腑，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明白地描绘了当时的一般医生之间，仍然存在着对于脏腑概念的混乱状态而《五脏别论》本身，也正是李柱国等人在统一脏腑概念，公布脏腑理论时的补充说明由此可见，作为中医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脏腑理论，自周秦时代直到《内经》基本定型之前的西汉中期，尚未获得一致的认识在疾病的治疗手段方面，先秦时代除了卜筮祝由广泛盛行之外，医工、方士们则多数采用导引、行气、按蹻、膏摩、针熨等方法至于药物治疗，所占比重则远不如本草学迅速发展的东汉时代那样普遍由于人们对于药物作用的认识水平有限，加以当时辨病治疗所具有的粗糙、笼统等验方特点，致使选用药物时，并未完全摆脱“以药试病”的原始做法臣子为君父先行试药，在春秋时代就已成为一种普遍习俗。

左氏：许悼公虐，饮世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者，止不尝药也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馈药，曰‘丘未达，不敢尝君有疾饮药，臣先嚐之；父有疾饮药，子先嚐之’盖言慎也《胡传》按）,,这些史实，虽然被后世儒学加工改造为伦常说教的典型范例，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迹象，当时的服药治病，确实带有一定的冒险性，“服药不冥眩，则厥疾不瘥即使病获好转，在服药后也还多见胸闷、头晕等不适反应由于缺乏系统的辩证理论指导用药，药物治疗中产生一定的副作用，的确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淮南子．修务训》曾说，上古之时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象传．无妄卦》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实际上都是建筑在往昔现实基础上的综合概括先秦以往，药物统称为“毒药”反映了人们对其副作用的畏惧和谨慎崇尚“卫生之经”的摄生家们，多以毒药和卜筮并论，同样予以鄙薄以为不足道：“故筮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圣人贱之也《吕氏春秋．尽数》）,,两汉以降，对药物的泛称由“毒药”易名“本草”，这本身就反映出在认识和使用药物方面的一种进步其次，战国以前的医学，就其主体来说，是处于统治阶级的控制之下，被以巫觋为代表的神学所把持巫觋兼操医业，以祈祷占卜和施针遣药两手治疗，倘若治好了病，人们对于疗效的评价，医至多能与巫平分秋色：“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所救钧也。

《淮南子．说山训》）,,直到战国后期，“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吕氏春秋．尽数》）卜筮治病仍占很大比重由于巫对于医的把持和控制，致使历来有“医源于巫”的错误观念从西周开始，虽然有了专职医工“聚毒药以供医事”但根据《周礼》、《管子》等记载，这些医工主要是由王室官府所控制，从保健、出诊、搜集药物直至稽查考核晋升等都由当时的医官——“医师”、“掌病”所统辖然而，这种以医为专业，与巫脱离的医工毕竟只占极少数，医学的表现形式，仍然以医巫不分为主流至于脱离官府控制，个人游方操业，为社会各阶层包括“百姓”在内的人民服务的医生，直到春秋后期方开始出现，为数则就更少了这些早期的民间医生和巫觋祝医相比，社会地位要低下得多据古籍记载，齐桓公询问祭天祈祷的结果时，受到了巫祝的嘲弄，却只得强压怒气，不了了之但是名医文挚用精神疗法，激怒齐王而治愈了他的头痛病，虽经王后，太子出面作证保释，最后仍被残酷地处以极刑：“以鼎生烹”在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巫和医的社会地位竟是如此的悬殊不过，随着战国时代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出现，特别是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民间医工就越来越受到社会中下层的欢迎这也正是以扁鹊、文挚为代表的“自由职业者”之所以备受传颂的原因之一。

道家学派起源于战国初年当时，由于奴隶制政治经济结构的全面崩溃，新的封建政治和经济结构还处于幼年时期，代表奴隶主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受到了激烈的冲击，“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动摇，在这场以唯物主义天道观反对唯心主义天命观的斗争中，以老聃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随着道家学说在“争鸣”过程中的不断完善、深入和发展，唯物主义天道观越战越强，对其他学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致使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自战国时代直到西汉中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但是，随着西汉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巩固，先秦道家思想终于被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用“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为手段，重新祭起的“君权神授”唯心主义黑风所压垮，最后以脱变为道道地地的封建神学——道教而告终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道家思想，必须根据其发展演变过程而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道家思想的形成期包括了起自战国初年，成书于战国中期的老子《道德经》以及近些年来出土的古佚书《经法》、《道原》、《称》等所反映的时代在这些早期道家的文献中，首次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的观念，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天地日月星辰以及人类自身，都是“气”这种基础物质所化生，这种基础物质及其运动规律被统称为“道”。

道是万物的本源，因而又以象征起始的数字“一”来表示在道这个宇宙本体及其运动规律的支配下，事物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一阶段的道家思想，由于直接地否定了人和神的主宰地位，强调了宇宙本身以及天地万物的物质第一胜，应当说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特点的，反映出古人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但是，它毕竟是刚从被传统的天命观绝对统治了数千年的这块故土上萌动初生，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某些弱点，在对于道和气的论述上，概念是粗糙的，有时甚至是模糊的，加以文字古补坚削，不少提法似是而非因此，容易被后世唯心主义学派断章取义、阉割歪曲而引向歧途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早期道家虽然已经认识到事物对立面之间的转化发展，但却忽视了转化所必须的条件因此，在道这个自然规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过分地强调顺应，而不重视把握和利用规律面对“天道自然”，只得主张无为、静因的消极办法这个弱点也正好被后世道家中某些鼓吹虚无逍遥的唯心主义流派所利用，并且片面地大加喧梁，这就为后来道家思想从整体上的蜕变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但是，前者天道观的唯物主义主流和后者的唯心主义本质是应当严格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