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47年间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情况研究.docx

1935-1947年间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情况研究 李沛容[摘要]民国时期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是随着抗战前国民政府逐步控制川政而开展和实施的因而1935年后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理念、策略和措置均深受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政策的影响边民”“夷务”等内涵的界定表明川省政府有意模糊边区各族之间的差异性但是边政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则总体上并不成功，显得被动和游移，缺乏主动性这些均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影响下四川省边区治理的时代特征[关键词]边民;边政;四川省;边区治理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开始因应时局变化逐步关注和介入到西南边疆治理的政治事务中但是受西南各省军阀势力羁绊，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施政往往流于形式，局限在政策制定层面，缺乏有效的施政操作和实践西南边疆的施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让位于西南各省区地方政府各省区政情有别，与国民政府之间亲疏关系复杂多变，又无较为统一的边疆治理政策，由此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治边策略民初四川政局在外受制于滇、黔两省，内部派系林立，分划防区，长年陷于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边地事务，边政几近废弛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委任刘湘为省长，统一省政，又以推进边政为由插手川政四川当局才着手整理边政事务，推行边地调查、边地教育等政策，扶助边民治理边区。

因而四川省的边区治理既受到国民政府西南边疆治理政策的直接影响，又在“边民”“夷务”等具体问题上有其自身特点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广西、云南、西康、贵州等省份的边区治理研究成果丰硕，新见迭出，但是对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研究有所忽视，且缺乏整体的研究视角本文拟以档案文献为依据，结合相关史料，从关键性概念切入，集中探讨1935-1947年间四川省边区治理的策略、措施及其基本特征，以期揭示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交互影响下西南边疆治理政策及其实施的复杂过程①一、“边民”“夷务”称谓的使用及其含义作为内涵和指称模糊的概念，川省对于“边民”一称的使用，古已有之清末的“边民”已含有非汉族群的意涵，如1908年《四川官报》一则报道称四川边民向化，“边民子弟向学日多，巴塘现开班初小学两班”[1]所言“边民”指的是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新政期间巴塘一带的藏民民初，“边民”广泛出现在各类报刊中，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不同边民”较早出现在川省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文件，当首推1928年时兼任四川省长的刘文辉拟定的川康边务计划该计划规定筹边目的之一在于“改善边民生活，解放弱小民族”，“团结边地民众，领导边民倾化”筹边的对象是康藏、宁远七属和雷马屏峨等地“边民”。

[2]3“边民”的具体指称并不明确，应侧重指筹边地域范围内的非汉族群但“边民”的含义已同近代民族概念联系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首先关注到边疆地区的教育问题，拟定《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边疆教育施教对象笼统地被称为“边疆各民族”“边疆人民”等，暗含有“边疆各族民众”之意，尚未使用“边民”一称[3]830到1935年1月16日，重庆行营边政研究委员会拟具针对川康各族边民教育问题的《边民教育计划大纲》大纲规定川康边民教育计划实施范围主要包括四川省宁属马屏各支“倮儸民族”、松理懋汶茂五县三屯“西番民族”、西康及川康边区的“康人野番”，以及接近这些民族的汉人或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者[4]844-8451935年以后，川省颁布的相关官方政策性文件主要是响应国民政府的政策，受国民政府的推动《边民教育计划大纲》颁布后不久，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的要求，川省政府先是征求各厅处关于边民政教设施过去情况，以为编述边疆政教专书参考资料，又于教育厅下特设四川省边民教育委员会，拟定《四川省二十五年度边民教育实施办法及经费概算》，通令边区屏山、马边、峨边、雷波、茂县、理番、懋功、松潘、昭觉、冕宁、宁南、盐源、盐边、靖化及金汤等一十五县署局设置边民小学等，并分作凉山与川西北两区，分别试办巡回教育。

该实施办法及经费概算呈由国民政府，经教育部核復办理[5]对于川省政府而言，“边民”概念既是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旧有称谓，也是因应和效仿国民政府修正传统概念后赋予新内涵的新名词但是川省政府官方文件和主政者言论中，从未对“边民”的内涵作出界定从档案资料来看，川省官方文件中曾先后出现过“边疆民族”“边区民众”等说法川省政府一份有关禁烟的训令中称，“本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地属边疆民族杂居，文化落后”[6]另一份有关考察雷马屏峨沐的计划中则宣称要“宣化边区民众”“沟通夷汉感情”[7]从“边疆民族”或“边区民众”角度考量“边民”，其内涵是迥然有别的因而单纯根据档案中出现的“边民”称谓，难以断定其确切含义不过，川省当局制定的各种针对边民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实际用于松理茂汶“番”区和大小凉山“夷”区实施的计划中川省政府对边民的教育、宣慰等一系列政策，大体是以边民聚居的区域——边区来界定实施范围至于川省“边民”具体所指重庆行营拟定的《边民教育计划大纲》中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考虑边民教育的对象，其中包括被认为长期受到非汉文化影响的汉人在这一点上，川省政府同国民政府对“边民”涵盖的具体范围是存有一定分歧的1939年，川省政府责成峨边县府督催夷民送子弟入省立峨边小学就读，以重边民教育，训令称，“查省立峨边小学招收学生，应以招收夷生为原则，如夷生不足，始得招收汉生，曾经本府通饬遵行在案。

乃近查该校学生，夷生人数，寥寥无数，汉生较占多数，殊失本府注重边民教育之意旨”[8]所谓“边民教育”是专以非汉族群为施教对象，原则上并不包括汉族1938年川省以内政部调查表为据，选送边民子弟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调查所得全境边民种类如下：从上表观之，川省各县呈报的边民皆为非汉族群，分别为羌、番、倮倮、苗和回五类，主要以族别，而非文化来界定是否归属于边民范畴之内而且，各县“边民”的具体称谓并不统一懋功之“藏”实同于松潘、理番之“番”或靖化之“西番”实际上，对于同一边区内边民具体所指各有差别，缺乏统一分类的现象在整个民国时期普遍存在如对第十六行政区边民种类的划分中，具有官方色彩的《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一书称有羌、番、戎、猼玀子四种[10]626曾在十六区任职的万崇佛以为，松潘、茂县、理番、懋功、靖化、汶川六县草地边民，包含西番、倮、夷、羌等②学者刘恩兰则称，岷江以西居民“种族则甚复杂，普通多分之为羌、戎、番、回、猼玀子、黑水蛮等”[11]也就是说，当时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并不关心边民内部具体族类的明晰化和统一化，往往流于粗浅而不一致的习惯性称谓对西南边疆民族族类系属的细致化分辨，相对精确化的科学分类，实由学术界特别是民族学界的研究肇其初始。

[12]尽管川省政府以族别来界定边民范畴，但在制定和推行具体的边民政策时，则是依据边民的现实状态来评定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致函川省政府，令川桂滇黔边区设立专管机构以“化除苗猺界线”川省省长刘湘答复说：“查本省夷族分两大部，一为松理茂汶之番子，即土番之遗族，与藏人同种者;一为宁属八县及雷马屏峨之猓玀，即汉时所通之西南夷，均与苗猺等民族不同……苗民散居川境者既少，且大部分已改土归流，与汉人无多畛域，查与苗族之在湘桂黔各省情形大不相同，关于划设特区设立专管机构一层，对于川省似无设置之必要③川省早期的边民调查表明苗民居于川南一隅，唯人数过少，且被认为文化习俗同汉人大多无异故川省政府的边民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川西北和大小凉山地区川南苗民多未被列于边区或边民政策规划之列对此，川籍学者姜蕴刚在之江大学旅蓉学会上以川省为例演讲“边区、边民、边治”，道出了内中深意姜氏认为，边民之称谓，源于边区，而不是边疆，原因在于：“‘边疆含有‘彼疆尔界之专对外的意思而言;而‘边区则认定是同于边况的一个大区域，这个区域是对内地的分别，存在是很多的边民因是边民居住的关系，所以很多地方被我们视为边区了边区之具体研究中心对象，实在也就是边民，边民问题解决了，边区亦真就可以缩小为疆了。

……我们之所谓边区问题，不是先谈国防的，重要点是在……如何开化边地为腹地，去增加国家统一的人力物力，而巩固国家兴盛之基础，然后才说得上国防就川省来讲，“四川边地的重要边民为番、夷、苗，而西康的重要边民则只有夷与番，番就是藏人，夷就是俗呼的罗罗这两种人是问题最重要的，苗民问题是比较的不重要”[13]“边区”是相对内地而言的，故四川可算作腹地四川边地又须视为边区边区”又是处于变动中的，随着边区治理的进展，将转化为“腹地”而开化的途径是化除族际畛域这也是川省政府实施边民政策的最终目标《四川省西北各县宣慰边民纲要》和《四川省雷马峨屏四县宣慰边民纲要》就曾指出，宣慰的原则是促进边民情感、提高边民文化、厉行改土归流和倡导边地生产，而“如欲速达”“首需革除历来彼此歧视之心理，藉以促进边民与内地人民之感情”[14]若从此视角思考，川省对“边民”内部具体所指的忽略和模糊，及川南“苗”的“边民”地位的相对弱化，也就不难理解川省当局不仅以“边民”笼统指称境内所有非汉族群，还将涉及“边民”的事务一律归入“夷务”问题各类“边民”亦往往以“夷”概称，使各“边民”的民族身份进一步被笼统化和模糊化狭义的“夷”在明清时期原是对彝族的旧有传统称谓。

民国时期继续沿用，川省族类语境中倾向于专指彝族《西康青年》的刊首语称，“‘夷务‘治夷‘夷人‘夷区是历史上惯用的名称，在书籍上通用已久”[15]夷务”或“夷人”在多数语境中是常指彝族及其相关事务的但是四川各级政府及时人又以之来涵盖整个民国时期四川省的非汉族群及其问题1937年刘湘已将川西北“番子”和大小凉山“猓玀”共称为“夷族”1938年懋功县财务委员会米国仁在呈请四川省府懋功不愿划入西康的呈文中称，“查懋功全县汉、回、夷三族杂处，感受内地文化熏陶”[16]1940年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严光熙在呈递给蒋介石和四川省府的公函中也说，“本区夷人大别为西番、羌人、靺鞨、博倮子四种”，“所辖各县汉夷杂居，语言歧义，除汉语外可大别为羌语、黑水语、藏语及博倮子语四种”[17]以“夷”指称川西北藏羌民族在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资料中屡见不鲜时人于1935年同样声称，以自身亲历考察所得四川“夷族”有羌民、西番和猓猓[18]而且，即便“夷”用于大小凉山地区，也是指称各族的笼统称谓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于1948年草拟的《川康滇边区夷务治理计划》中云，“本区现有夷胞，计有倮罗、黎苏、西番、摆夷、摩些、水田、仲家等数族”[19]。

此前已有人说，“宁属的夷族，有猓玀、西番、黎苏、苗子……等种（统称夷人），其中以猓玀为主”[20]夷”被用来涵盖和统称川省境内非汉各族的作法，既與历史上传统的族称沿用有关，也是时人以川省边务之重心在“夷务”的反映夷务问题”以宁属最具代表性，或以之专用于宁属的社会问题1939年受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委托组织的川康滇边区社会经济考察团的纪要中明确指出，“四川在昔因其交通之困难，及军人之割据，向称迷地，而川西边陲之宁属（即旧宁远府属）尤为迷中之窟……宁属社会最严重问题，即在夷务故考察宁属社会，自应以夷务为中心”[21]川省各级政府及时人却又以“夷务”泛称川西北边地四川省第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机构中设边务组，“办理夷务，调查夷民种类（十六区夷民种类大别为藏番羌人西番四种）”[22]1938年理番县长徐剑秋呈送川省府的函文中即有“设立夷务机关及夷务学校计划书”的说法，于马塘“设立夷务办事处及各土夷务学校……积极办理夷务实为目前不可稍缓之图”[23]1941年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团员王璋向蒙藏委员会拟呈有考察松、理、茂、懋、汶、靖六县夷务计划大纲[24]由此，“夷务”常为四川省边政事务的统一称呼，具有将川省境内边政问题同质化的倾向。

前述《宣慰边民纲要》并用于民族文化差异较大的川西北和雷马屏峨，原则和实施内容一致即可为证，亦可显现出川省“边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