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何为_北大在1919_九零后的崛起_读后感_钟坚.pdf

42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论坛LEARNER FORUM大学何为*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第58期厅局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广州中船黄埔造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文/钟 坚*一、读书之兴趣今年春天，有幸入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之进修部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化及应对”专题研修班学习在党校图书馆中有一本书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就是《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可能是因为我的三叔公钟灵秀先生恰是在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可能是我的儿子恰是现今的九零后；又拟或是在1919年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仔细翻阅，发现这是一本写给当下的历史书，非学术、非演义，而是新闻笔法的纪录作者，司徒朔，原名王学永，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电视策划人，笃信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最终，把1919年北大发生的“新潮”事件一天一天地拼接起来，得出了一个结论：1919这一年的意义，莫过于“九零后”的崛起也就是十九世纪的“九零后”们，经由1919年的社会动荡，开始了彼此的合作，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19年的北大，不过是个2000人的“小学校”但当你仔细地列出一系列教师、学生、职员的名单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的意义，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要写一部现代中国教育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王星拱、杨振声作为校长，他们和北大、清华、南大、台大、武大以及山东大学紧密相连——《北大在1919——九零后的崛起》读后感43如果写一部政治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谭平山、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陈公博、陶希圣、段锡朋如果写一部现代中国学术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刘师培、黄侃、梁漱溟、张申府、冯友兰、顾颉刚、汪敬•、马寅初、毛子水、俞平伯等等如果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定会有这些名字：林抒、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孙伏园等等这些人，1919年都在北大，虽然有些人甚至在1919当年就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应该说，1919发生的诸多事件，既给北大带来了声誉，又给当事人以一生的影响，也给后来者尤其是积弱的中国带来伟大的“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二、何为大学？大学为何？ 大学，古为明德之圣地而现今，众大学和社会风气给出了一个无以反驳的答案——就业难怪有专家说今日之大学已成为就业训练营相信许多人都领教过各大学出具就业数据时的攀比之风学人从大学走向社会，找工作无疑是第一位的。

但读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这么简单吗？诚如人吃饭是为了活着，可人活着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吗？大学和学人到底该有何追求？回到1898年之清朝，戊戌变法百日而败，人们以为经光绪皇帝下诏而开张没多久的“京师大学堂”势必关门大吉没料到，慈禧太后法外开恩，把它留了下来第一任管学大臣是光绪的老师孙家鼐，两年后，因罢黜光绪帝而挂冠而去，把学校留给了许景澄1900年因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京，学生告假四散，许景澄奏请裁撤京师大学堂慈禧不但准奏，还把反对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许景澄砍了头直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再次开办，管学大臣则是湖南人张百熙在1902年12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迎来了新生182人，这也是北大校庆的来历他给清廷的上奏中写下了“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待整顿所能建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到观所能收效者也这样，让张百熙在当时获得了“大学之父”的称号民国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出任校长因政府经费44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论坛LEARNER FORUM紧张，几经兴裁变化，校长从章士钊、马良到何•（yu）时、胡仁源，注定了命运多舛，全因为一个“新”字。

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来打基础在1919年1月16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有变迁罗家伦，时任北大《新潮》杂志两大编导之一，在《新潮》第一卷上，他对当时学问界有个判断：“近来中国学问界，异常寂寞对于世界上的新学理，几乎一无知闻对于一切不合真理，早经世界上大学问家驳倒了的学说，还是‘奉如瑰宝’，‘视若家珍”，你说可怜不可怜？”这个说法大概出乎我们现代人的预料这是一位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近代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在23岁时的“判断”以一学生身份公开炮轰大学及“堂堂中国学问界”，殊不知“小小的罗编辑”虎气何来？当今学界听此“狂言”，不知作何等感慨！比罗家伦年长一岁的傅斯年，另一大编辑也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开篇明说：“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

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因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两位青年学子在杂志之议，可能只为求新，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1919年1月出版的《北大月刊》上的发刊词，则完整地阐述了其主张和意图，成为中国教育的名篇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待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待保存国粹，而好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45同时，他认为要“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他说：“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的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暧暧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欲罢不能，恨此处很短，不能全文照摘蔡元培校长对当时教育之痛陈，现在我们读来，真让现代人羞愧难当不仅如此，蔡元培校长震古烁今的名言实有必要再温习之“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辈恨不能读书于那时的北大，瞻仰蔡先生之风采三、“九零后”们风生萍末启以谈，何用文心别苦甘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这首诗出自著名的诗人俞平伯的回忆，讲述了当年的北大国文系学生办了三份杂志刊物：《新潮》、《国民》、《国故》《新潮》——英文名字“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立定了三项规则：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杂志的顾问是大名鼎鼎的“海归”胡适主任编辑就是日后“五四运动”被推选为总指挥的傅斯年编辑有罗家伦等，抗日时曾出版《新人生观》一书被一个人反复提及，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影响，他就是马英九编辑部成员还有：顾颉刚（26岁）、毛子水（26岁）、汪敬熙（21岁）、冯友兰（24岁）、俞平伯（19岁）、朱自清（21岁）、叶圣陶（25岁）、杨振生（29岁）、张申府（26岁）、何思源（23岁）、康白情（23岁）、孙伏园（25岁）、成舍我（21岁）、谭平山（33岁）、江绍原（21岁）。

《国民》杂志，学生们请来的指导是李大钊《京报》主笔邵飘萍和徐悲46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论坛LEARNER FORUM鸿做顾问与新潮社的人侧重学术不同，国民社的人多半是偏实行，其主要成员有：许德珩（29岁）、邓中夏（25岁）、黄日葵（21岁）、高君宇（23岁）、周炳琳（29岁）、段锡朋（23岁）、张国焘（22岁）《国民》并不成功，当时还选用文言文，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其创刊号的序言出自蔡元培1919年1月10日正式面世的第一册封面上，徐悲鸿所画的托腮思考的青年让人印象深刻1919年1月26日，一本名为《国故》的杂志也宣布出世了当天是星期六，六名教员外加几十名学生，聚会到了刘师培教授家中，宣布成立《国故》月刊，定于三月起，每月20日出版发行，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总编是：刘师培（36岁）、黄侃编辑中有陈汉章、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康宝忠等，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旧派”人物作为发起人的国文系学生还有俞士镇、薛祥绥、杨堤生、张煊、罗常培等看看这些20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也就是那个年代的90后当时的中国已经“西潮涌动”，但是旧浪未消，因此这是最后一批还接受了纯正传统中国教育的知识分子。

从私塾到公立学校、再到北大、几乎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他们的出身都算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官宦和读书人幸运的是，一所秉承了现代思想，充满自由空气，以学术追求为第一，而不是养成资格为目的的大学，让他们不再是官宦少爷，而变成了追求现代人格的大学生相比于当下的80后或者90后，同样在殷实的家境中成长，面对信息互联网和高科技时代，喜欢出新、破格，虽然更加自信，富有想象力创造力，但因接口太多资源庞杂，以及知识“薄饼化”，远没有上世纪90后的成熟和思想深度当时北大教授也格外的忙碌，陈独秀（41岁）、钱玄同、陈大齐、刘半农、李大钊等30-40岁左右的老青年们在编辑他们的《新青年》以及刚刚问世的《每周评论》四、“五四运动”中崛起“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这是北大当时二十周年校庆的歌曲可看出，此时的北大，领袖是蔡元培特别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约定了三种会员：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47会员：于前三戒外，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些看起来是民国版的反三俗，应该是有很强针对性。

实际上，不愿涉足政治的蔡领袖，却又加入了当时的一个民间组织------国民外交协会，该组织成立的地点在熊希龄的宅邸，理事共十人，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廉、王宠惠、严修、张骞、庄蕴宽和蔡元培事实上，正是由于国民外交协会将当时巴黎和会上日本的强盗行径和中国政府准备签约的消息告知了学生，才将原定于5月7日的国耻日游行，临时在5月3日晚启动了据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命名第一人的罗家伦回忆：“把前有学生银行的三百元拿出来买竹布，费了一夜功夫，请北大的书法研究会及画展研究会的同学来帮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各代表当夜分途与各学校接洽，约定了在第二天一点钟在天安门会集，当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延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个‘五四运动’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京大学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早上，我们还预备了一个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罗家伦写的那篇宣言，名叫《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虽然实际只印了一万两千份，但作为“五四”当天唯一的宣传品，广为传播影响深远尤其是“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影响至今。

记得1999年5月7日的另一个国耻日，美国轰炸我南斯拉夫使馆，同学们上街的激情不减当年，口号虽不同，同样是感人肺腑在此运动中，后来做了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的段锡朋一下子名动天下，罗家伦如此回忆他：段锡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布竹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所以大家都当他有几分迂气，哪知道被选举出来后，他处理事务非常灵敏，运用群众，大有技长，于是段锡朋的名气陡然间闻于全北京其实他这个江西人并不缺乏才气孤方气傲的傅斯年，最佩服的就是这位没有著作传世的同学，尊称“天下才”这一点，也可后观在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