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差异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doc

所有权差异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西方资本市场实证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外关于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大多数是基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背景，虽然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了社会责任的性质和后果，但针对新兴资本市场的社会责任的动因与具体实现形式的实证研究却很少 　　国内虽已有不少文献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但大多数却忽略了影响我国社会责任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背景，即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双重所有权制度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中国最基本的体制背景出发，探讨不同所有权性质及结构对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不同驱动机制、履行情况及其实现形式的影响，回顾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评述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和研究发展方向 　　二、所有权差异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责动因 　　关于社会责任履责动因的研究文献非常多，国内外学者观点各异沈洪涛和宋献中等（2010）指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超越经济意义的目的，对其研究不能囿于经济范畴，但至今未有研究涉猎社会责任信息的社会和政治作用目前，还未检索到国内外有系统研究所有权性质及结构与社会责任关系的文献。

　　企业的天然属性是追求利润，从经济学角度上审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满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处理公司治理与代理问题的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社会责任的动因，是基于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质上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反应；而目前我国正处在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市场环境，在这种背景下，结合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政治关联与干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 　　故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个视角，归纳所有权差异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因的影响 　　（一）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公司治理与代理理论 　　Graves和Waddock（1994）研究了所有权结构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基于他们的假设，Johnson和Greening（1999）进一步发现公司治理和机构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是相关的Friedman（1970）最先在1970年把代理理论运用到社会责任领域，他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质是一种仰仗他人赋予的资源和权利的个体行为在代理成本论者传统的观点里面，社会责任不仅是管理者的个人行为，它还会加大支出和提升成本，对股东价值只有负面的影响，Atkinson和Galaskiewicz（1988）、Galaskiewicz和Burt（1991）便坚持这种观点：管理层热衷于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从而增加其个人声誉、提升其社会地位，营造一个对个人有利的发展前景。

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则从管理层更加具体的社会责任行为出发，论证了企业的慈善捐赠带有很强的管理者个人色彩，其实质上是代理者以企业所有者利益为代价，通过捐赠实现个人利益针对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很多文献都证实了代理问题涉及转移企业财富，它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有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财务表现方面，正如Johnson等（2000）指出，与西方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控股和非控股股东之间，由对股票所有权和对董事会的明显不同控制引起的代理问题更加严峻Liangrong Zu和Lina Song（2009）对100家工业企业的CEO进行了采访，实证得出中国的管理人员因具备获得经济利润的本能，普遍都对社会责任表示欢迎，并有意愿参与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根据第二类代理问题理论，Wenjing Li和Ran Zhang（2010）则基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社会责任指数数据，实证研究了69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他们认为比较西方相类似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大股东会通过侵占小股东的权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从而损害小股民的利益，也降低了社会责任水平 　　1993年我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因此可能会造成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产生代理问题。

国内基于此角度研究多是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对比分析进行，包括：曹斌和辛吉吉（2008）在分析在华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发现，国有企业受到代理问题的影响，其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社会绩效与相应的经济绩效表现出反向关系，而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则会带来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苏蕊芯和仲伟周（2011）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结论，他们发现企业的性质、目标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面临更多的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行为可能存在累计个人财富、获取升迁机会等多重动机梁建、陈爽英和盖庆恩（2010）从慈善捐赠的角度，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控制，所有者控制的民营企业管理者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获得个人良好的社会声誉，还有利于企业发展，故该所有权性质能够正向促进企业捐赠苏蕊芯和仲伟周（2010）通过“富士康连跳”现象获得启发，对2008年深交所民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动机进行研究，发现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其更有追逐价值增值的经济动机作为中国特色的一种体现，国内学者也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探讨，梁建、陈爽英和盖庆恩（2010）把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发现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有利于改变民营企业狭隘的“经济人”理性，对促进慈善捐赠有积极作用。

　　（二）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① 　　企业合法性，Suchman（1995）给出了一个较为权威的定义，他认为其是指在一个由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体系中，企业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的、合适的一般感知和假定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基于社会共同体的契约关系，需要向诸如股东、顾客、社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Deegan（2002）认为合规性理论与相关利益者理论颇为接近，两者经常作为一种相互补充关系 　　从合法性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社会责任的动因，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主流，其文献非常丰富，但至今可检索到的文献当中，很少结合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体制背景，仅有几篇涉及所有权结构的影响：Cormier和Gordon（2001）首先结合了所有权结构与合法性理论，把所有权结构作为反映合法管理的变量，来解释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See（2009）研究指出，政府的高比例持股创造了足够的动机，使得企业为了满足政策的合法性需求，必须去实现一些财务以外的目标，比如发展基础设施、解决失业等，从而执行贯彻企业社会责任Russo和Fouts（1997）从顾客和公共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的环境责任，发现企业积极执行环保政策、控制污染，是因为履行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创造顾客的环境声誉资产和企业的政治影响资产（即企业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两项隐性资产。

　　国内这方面的文献较为杂乱，大多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合法性方面，针对我国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田志龙和贺远琼（2005）选取了海尔集团、宝洁（中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集团进行案例研究，首次提出在中国不同性质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其社会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获取经营合法性对于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尤其重要王伟（2008）发现外资企业承担基本社会责任的驱动因素主要来源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民营企业承担高级社会责任则来源于获取企业经营合法性郭洪涛（2011）也指出，民营企业由其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权性质决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并不积极国内关于所有权差异对社会责任履责动因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国有企业，比如沈洪涛、杨熠等（2010）从合规性管理的角度分析，国有股东更关注公司中长期的经营发展状况，会在利润目标之外更多考虑社会的利益苏蕊芯和仲伟周（2011）从企业性质的理论出发，国有企业在重大灾难中捐赠数额较多的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管理者通常是出于政治责任的考虑，即向其直接政府领导部门，传达一种忠于组织和敢于担当的信息，国有企业是基于合规性动机去履行社会责任的 　　在利益相关者方面，曾杨（2008）发现跨国企业或外资企业一直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者，而中小民营企业很少有明显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

杨熠和沈洪涛（2008）进一步实证了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认为其原因在于无论政府或者社会公众都对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更高的期望国有企业面对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当中，社会和公众一直都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黄速建和余菁（2006）、沈志鱼和刘兴国等（2008）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研究指出，国有企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国有企业更需要关注其非经济目标，即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实现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所有权差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国外文献限于制度假设与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很少涉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体制背景相比之下，国内文献虽然较多，但缺乏经典的理论做基础，更没有就某一个方面做深入的探讨研究 　　（三）基于政治学的视角：政治关联与政治干涉 　　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2006年国有企业改革，也进一步加强了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营的步伐，但目前仍然只有少部分上市公司是属于非国有最终控制，我国经济体制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市场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关联与干涉对企业社会责任也存在重要的影响作用 　　Bai等（2006）从宏观层面分析，政府和大股东为了使社会安定，有足够的动机去转移企业的财富，而这种目标一般是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的。

Wenjing Li和Ran Zhang（2010）在对2008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指出，由于国有企业对政治动向有敏锐的感知，导致公司活动是一种根据政府期望的管理效果，并进一步假设在国有企业里面，所有权分散程度与社会责任是呈负相关关系的 　　国内关于政治关联与干涉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文献，则较为丰富，主要是从产权形成基础及慈善捐赠两个方面来阐述：在产权形成方面，黄速建和余菁（2006）分析到由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形成基础存在较大区别，国有企业仍将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需要其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分析深交所石化塑胶行业上市公司2005至2006年报中社会责任数据，王双杏（2008）指出国有企业对公司社会责任有天然的偏好，其股权国有性质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承担更多的政策性任务，并进一步实证证明了国有产权性质对社会责任披露有显著的正影响作用崔秀梅和刘静（2009）通过分析中国沪市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得出，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政府有能力向国有企业施压，其受政府干预的程度比非国有企业大，并认为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可能影响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作用程度和方式钟宏武（2007）通过分析企业的捐赠作用，指出由于民营企业的产权难以得到充分保护，其政治寻租比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动机更强、寻租收益也更大。

张会芹（2007）也同样认为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契约执行力度弱，作为替代机制，民营企业主更愿意通过公益捐赠方式谋求和政府的关系，以寻求政府的保护，蕴含有寻求政治关系的政治动因李越冬和张会芹（2010）则以5·12地震后发布捐款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本市场对其认可程度，发现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市场反应具有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可能是来源于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不同捐款动机为了克服以往文献只注重政治关系的资源效应，而忽视政治关系的维护成本，李四海（2010）以2006至2008年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政治关系对企业捐赠具有显著的影响，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参与捐赠的可能性更大、捐赠水平更高，而且在市场化进程比较慢、政府干预严重、法制水平较低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企业捐赠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动因研究方面，国内学者由于熟悉我国体制背景和数据获取的便利性，不仅结合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形成过程，还进一步发现政治关系是对企业产权保护缺失的一种替代机制与理性回应，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