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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英语世界中作为哲学家的庄子 【内容提要】《庄子》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的解释可能性的文本在西方哲学这一新的眼光下展示出了新的意义然而，英语世界真正以严肃的哲学眼光看待《庄子》并不像想像中那么长久，还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本文评述了这期间最有影响的庄子哲学研究：葛瑞汉、陈汉生、郝大维和安乐哲、史华兹以及爱莲心的研究，特别关注在中西文明的互动中所激发出来的洞见以及隐藏着的尴尬和陷阱也正是在文明间日益复杂的互动中，《庄子》才可能走近我们身边，走向世界关键词】 庄子/葛瑞汉/陈汉生/郝大维/安乐哲/史华兹/爱莲心与其他古代经典相比，《庄子》向后人敞开了更多解释的可能性在汉代，《庄子》与《老子》一起被归入了道家；魏晋之际，人们惊喜地发现《庄子》与佛学竟如此息息相通；自宋代以来，儒道互补又成了另一个老生常谈，原来庄子与孔子竟也心心相印虽然古人真心地相信他们纯粹只是在阐发《庄子》的本意，但实际上这从来就是藉由其他思想资源去激发《庄子》，使它们互动的结果在这样的互动中，一方面新的眼光赋予了《庄子》新的可能性，使它向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思考敞开；另一方面，新的阐释又必须接受那些来自文本训诂、考古发现和解释传统的诘问，这使得《庄子》朝着那个先秦的文本聚拢。

在这一开一合的张力之下，庄子就有了活力，从而一直在跟我们对话现在，由于文本的开放性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由于西方话语的加入，这一张力就更大了，《庄子》也展现出更加丰富的意义，令我们也不由发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喟叹！其中，西方话语所带来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新眼光就是哲学虽然从16世纪末开始，西方已经与中国有了接触，但以严肃的哲学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经典，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本文正是试图对晚近英语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庄子哲学研究进行述评，特别关注在中西文明的互动中所激发出来的洞见以及隐藏着的尴尬和陷阱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哲学界一直未将中国传统视为“哲学”中国传统不配被称为哲学与以下的一个看法密切相关，即，汉语是一种松散的、含糊的语言，根本不可能通过汉语获得逻辑的精确性据葛瑞汉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多数学者都认同这种看法，并且认为这是自明的，不需要阐明只有两个人对这个问题有过细致的考察，即著名的阿瑟·韦利和冯友兰的译者卜德79—112.）但他们的考察只是更进一步承认了汉语的非逻辑性葛瑞汉是第一个站出来质疑这种看法的汉学家他分析汉语的概念、确认专门术语、揭示论证中逻辑缺环背后的预设、考订有关辨证的残卷、研究汉语语法，揭示出汉语对思维造成的障碍即使不比任何一种西方语言所造成的障碍更少，也决不会更多，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具有的理性也决不会比希腊思想家更少或更多。

从葛瑞汉开始，西方汉学界真正开始以一种严肃的、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思想于是，哲学家庄子被发现了葛瑞汉对庄子的研究与他对墨子的研究是同步的，因此，他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庄子》中的理性论辩一开始，这个庄子就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隐士，也不是一个难以言说的神秘主义者，他更类似于古希腊的智者，从不执着于任何固定的立场，热衷于指出论辩中的陷阱，在“百家争鸣”中与后墨、惠施、公孙龙针锋相对从1959年的《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与中国哲学中的“是/非”和“有/无”之比较》到1969年的《庄子的〈齐物论〉》.），葛瑞汉一直以这种相对主义的模式中，葛瑞汉才明确把庄子归为一个相对主义者来解释庄子，特别关注《齐物论》这一篇由于他对名家学派和后墨的辩论和逻辑争论中所用的技术型词汇的深入研究，《齐物论》被还原为庄子和这些诡辩论者的一系列论辩，隐藏在这些交流背后的论点也被挖掘出来在葛瑞汉看来，庄子所有论辩的基础在于他发现了“是/非”的两种用法：指称某物是“这”或“非”断言一个行为“正确”或“非”第二种用法不过是前一种用法的扩展作为指示词的“是”暗示我们是根据当时距离我们近或远来赞同或反对，近则是，远则非换句话说，庄子注意到了判断中的主观成分，因而主张没有绝对的判断标准。

在我看来，这大约是葛瑞汉对《齐物论》的阐释中最具创造力的一点此前章太炎也差点触及这一点，在《庄子解诂》对“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这一段的解释中，他暗示庄子可能混淆了“非”与“彼”，这无疑是从反面给了葛瑞汉极大支持按葛瑞汉的解释，由于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那么，名实之间仅存的一种传统的约定关系也就不可靠了你可以从你的是出发命名，我也可以从我的是出发命名儒墨两家正是因为各从自己的是出发来命名“仁义”而争论不休实际上，我们试图通过命名去固定事物是不可取的因为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我们平常以部分命名全体不过是选择一个“是”，然后“因是”罢了这个“是”点最好是“彼是莫得其偶”之处，也就是没有这与那之别的地方在这里，庄子实际上否定了任何的二分法和区别，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分析总会有所遗漏，而不是像《墨经》所说牛加上非牛就等于全部了那么，可以像惠施那样主张万物为一么？庄子答道：如果已经为一，那就什么也不能说了但我已经说了万物为一那么一加上这句话就已经是二了二加上一又是三了，以至于无穷葛瑞汉断言，庄子从未说过“万物为一”，他只是主张要像圣人那样将万物视为一，这也正是1969年葛瑞汉对“齐物论”这个标题的翻译：seeing things as equal.因为啮缺问王倪的那一连串“你知道么”是无法回答的，我们最终并不肯定知道什么。

通过对《齐物论》中的论辩的还原，葛瑞汉呈现出一个具有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庄子，这个庄子无论是对于汉学家还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都是全新的但如果葛瑞汉的庄子仅止于此，还不值得我们如此尊敬，这不过是为博大精深的哲学传统中增添了一位本来微不足道只是因其东方色彩而略显非凡的智者而已葛瑞汉随后展开了对《庄子》这本书的全面研究1979年，他发表了论文《〈庄子〉中有多少是庄子写的？》，通过对庄子的特有用语、语法、哲学术语、人物和论题逐段进行列表分析，将《庄子》这部著作集分为五类：1）庄子本人的作品2）庄子学派的作品3）原始主义者的作品4）杨朱学派的作品5）杂家的作品内篇和杂篇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另外，葛瑞汉又用杂篇中的一些篇章补足了内篇中明显残缺的《养生主》这种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精确性，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81年，葛瑞汉出版了《庄子》一书的英译本，次年又补充出版了对部分翻译的注释1985年，《理性与自然》一书出版，葛瑞汉开始将庄子解释为伟大的反理性主义者1989年的《辩道者》也仍然继承了这一模式，但又保持了早期阐释《齐物论》的相对主义模式，虽然葛瑞汉尽量弥合二者的裂缝，但仍然存在着危机。

在《理性与自然》一书中，葛瑞汉让我们注意这些事实：人类有目标，有价值我们所有的目标和价值都从我们的性好中产生这些性好是人类价值的根基，因为已经是了，所以不存在理性如何或是否确定它们为根基的问题我们的性好是自发的，理性不会产生它们，也不能赶走它们，只能帮助我们随性好而动在此基础上，葛瑞汉发展出准三段论逻辑形式来解决价值问题：意识到一切与此问题相关的空间、时间与个人视角，我发现自己趋向X忽视相关视角，我发现自己趋向Y所以让自己趋向X葛瑞汉认为，庄子就是遵循这种思路的杰出代表在《辩道者》中，他解释说，《庄子》中的庖丁、木匠、泳者、船夫和捕蝉者都无须借助大量的分析，也不需要理性选择，也不听凭规则指引，他们只是关注整体做出反应，依据本能性好，全神贯注，眼到手到这也就是圣人的境界，有如水发现自身的通道，万物无偏差的循着性好而动这就是“道”在西方人的传统看法中，这种依性好而动的问题在于：1）跟随性好而动，只会导向利己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否则就只能假定2）人性善但这两者都不是葛瑞汉所主张的在葛瑞汉看来，由于理性的帮助，这种依自然性好而动就并非如西方浪漫主义所赞美的自然情感那样无视主观性对客观真实有多大的扭曲，而是在意识最清醒的时候澄明地反映外界情况，摒弃一切主观的划分，尽量从整体来考虑问题。

葛瑞汉接着发挥说，不同于墨家和杨朱学派寻找正确选择的根据，庄子的理想是根本不选择，因为用完美的澄明反映外界情况，你只能从一条路回应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圣人“寓于不得已”，“托不得已以养中”获得了全新的解释：不得已也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不得已这不得已的必然是画家随意勾勒线条的必然，或者诗人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词的必然进而，就道德行为来说，人的意识指引性好从自私自利转向他人的视点来回应，不仅从自己的视点出发考虑，也从别人的视点出发考虑，而后依自然性好而动这看上去与孔子的“恕”有些类似，但葛瑞汉提出，庄子靠的不是服从道德原则，而是看破包括物我在内的一切二分法，停止理性划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瑞汉才称庄子为伟大的反理性主义者葛瑞汉区分了反理性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跟一般中文习惯相左，在葛瑞汉定义下，倒是反理性主义者决不推翻或武断使用理性，所以能在理性的指引下跟随自然，遵从准三段论逻辑；而非理性主义者则牺牲了理性，武断的诉诸非理性来满足自己的目的，他们在遵从或忽视命令方面是武断的、反复无常的，只能以非理性主义来捍卫其主张这里，为葛瑞汉所反对的一个潜在的主张是纯粹的理性主义实际上，葛瑞汉所推崇的反理性主义就是试图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此来解决西方哲学的价值难题。

从很早开始，葛瑞汉就在关心价值难题1961年，他就出版了《价值难题》一书1985年出版的《理性与自然》的副标题就是“事实与价值的难题的一种新解决”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即人能够有目的地行动目的就是目标，但有许多可能的目标我们怎样决定应努力达到哪个目标？这就是事实与价值的难题因为休谟已经证明：任何命令都不能逻辑地从陈述中推出也即是说，客观意识到事物并不足以决定如何行动，还需要别的什么来获得目标但那是什么？从哪儿来？休谟的答案是nothing，nowhere我们的价值原来是没有根基的，理性只是感情的奴隶之后的康德努力将价值奠基于纯粹理性之上，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不得不又重新将上帝请进来葛瑞汉反对这些解决方式，更反对成为道德怀疑主义者，他的新解决就是在理性和感情之间取其中的准三段论逻辑这与他长期研究中国思想有关，也与他所接受的英国经验哲学传统有关这不只是中国思想对西方哲学的反动，也是经验哲学对欧陆思辨哲学的反动反理性主义者庄子正是从这许多的互动中产生的，也是中国思想可能提供给世界、参与文明对话的独特资源之一对准三段论逻辑提出了批评，认为以此来解决价值问题即使在美学、宗教领域不存在问题，但在道德领域中仍存在着困难，对于公共正义的问题无补于事，对于私人道德的问题也未必全都管用。

而葛瑞汉反驳说，准三段论只是假定一个无内容的逻辑形式，运用于特殊情境中参见”Who Choose？ “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Henry Rosemont ed，La Salle，Ill.：Open Court Publishing Co，1991.），虽然这仍然是从西方哲学的眼光所发现的可以看到，葛瑞汉在他对庄子的长期研究中，实际上改变了解释庄子的模式但在《辩道者》中，葛瑞汉试图将这两种模式融合起来他仍然从对《齐物论》的解释出发，基本上延续了早期相对主义的解释，但被冠以“对理性的蔑弃”的标题，既然庄子认为理性无法解决是非问题，那么，依赖自然才是圣人之道了这看上去是不错的推理，实际上只是一种巧妙的障眼法如前所述，这自然并非浪漫主义意义上的完全与理性无涉的自然，而是仍然有着一种理性选择的自然虽然这种理性选择就是停止进行任何理性选择，但仍然违背了《齐物论》的论证：既然理性并不能决定什么是，那何以知道停止进行任何理性选择就比理性选择更正确，更值得遵守呢？这一矛盾也就是相对主义模式和反理性主义模式之间的矛盾，相对主义完全否定了理性的作用，而反理性主义毕竟还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