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体系演进与 冷战后七国集团衍化.docx

［摘要］推动世界体系持续演进的动力是结构内外矛盾的变化面对“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激化、新兴经济体实力提升，资本主义阵营将体系轴心化收缩，又因其内部利益矛盾和价值观分歧导致核心结构趋于涣散，使得当代世界体系演进呈现“坍缩”态势目前这种态势在七国集团（G7）即资本主义阵营的核心结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冷战结束后，G7相继经历扩张、波动和坍缩三个衍化阶段2008年以来，G7出现金融危机应对乏力、政治立场分歧扩大和全球治理议程拖沓等弊端，其中的美国轴心化秩序理念已然无法适应现实需要，使得该集团正面临着因利益冲突激化、机制低效与失衡而引发的规范退化问题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重心转移，新兴国家参与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日益增强，包括二十国集团（G20）在内的一些新型复合机制将显著影响当代世界体系的演进方向［关键词］世界体系；全球化；七国集团；资本主义阵营；规范退化一、当代世界体系的扩张进程面临现实阻碍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并进入漫长的扩张期和中心转移过程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相继建立，体系内各国劳动分工差异增大，金融垄断与实体生产之间矛盾的激化与调整贯穿其中［1］在此历史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继承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资本主义阵营[1]占据主导权的世界体系理论。

他把社会阶级体系置于更为宏观的全球视域，将世界视为一种具备边界、结构、成员群体、规范和普遍联系性的社会体系——相互冲突的力量既紧密联系、又将体系分割成逐利的数个群体［2］基于对历史进程的考察，他将世界体系分为“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两种不同于以单一政治制度联系成员的世界帝国，从16世纪西欧兴起的世界经济以成员间的经济关系维持结构，没有统一的政治中心，经济因素可以被自由调动，从而使市场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伴随着不同类型行为体间的不平等交换态势、剩余价值转移方向、资本积累状况及依附性发展等方面的长期衍化，国际关系逐步形成具有500年历史的现代世界体系换言之，现代世界体系得以立足和发展依赖于持续扩张的世界市场，其中，既定成员调整利益关系、新成员（包括尚未形成现代国家的殖民地）融入市场和成员自身变迁的过程影响着世界经济，即“核心—边缘”结构内外矛盾的变化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演进动力冷战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瓦解而告终，相较于步入低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西方学界视为资本主义阵营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巨大胜利，最为典型的即“历史终结论”众多转轨国家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奉为金科玉律，积极争取在世界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

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含义由提高发展水平转向建立民主政体，融入世界体系的新边缘国家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工业化，努力从高度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足够支付政治转型所耗费的经济成本的份额［3］对此，它们采取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条件体现西方经济制度的“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分别被拉美和原苏东国家快速复制如今，资本主义阵营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几乎涵盖了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使是阵营之外秉持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也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另外，现代世界体系的制度化产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成为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权威机制，每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贸易总额占全球年贸易总量的绝大部分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体系演进潜藏着衰变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深刻体现在世界市场的各类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中沃勒斯坦本人曾在2013年的访谈中提到，“今天我们有一个覆盖了整个地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体系他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扩张的空间［4］主导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特别是其大国成员，但结构内外矛盾有了两方面的新内涵一方面，资本主义阵营为体系吸纳更多新成员以拓宽世界市场范围的横向扩张已接近极限，维持结构稳定的迫切性远高于扩展结构外延。

长期以“扩张优先”补偿“短暂让步”的逻辑已然很难维持“核心—边缘”结构中的差距在理论层面引入对“半边缘”阶层“膨胀”的解释不足以支撑该结构的稳固性和合理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沃勒斯坦创造性的“半边缘”概念源于西方学界维护既定世界体系的潜意识［5］，而在无政府状态下依赖市场调节来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国际社会无疑是一个伪命题新自由主义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并非如普遍认知的那样赶超发达国家，其竞争优势仅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群体而言，国际贫富差距总体上仍呈扩大趋势［6］另一方面，体系的纵向扩张即成员接受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过程面临现实阻碍，来自核心国家社会的消极影响更加显著当代世界体系的经济秩序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所牵引，体系成员的分工资格和角色与其内外部的政治变革或社会思潮紧密联系，世界市场必然相应地承受资本主义阵营制度安排的负面效应比如转型国家同步实施政治经济改革，在民主质量不高与经济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换取双向市场准入和外部援助资格，鼓励自由化的西方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进程相互促进，对于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持乐观态度［7］虽然有实证研究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并不存在“民主化逆转市场化”的现象，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完全可以兼容［8］，但西方民主制度固有的或照搬照抄的弊端是客观存在的，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势头疲软，潜伏危机。

进入21世纪，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遭遇现实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分裂、对峙局面，理论上政治民主可以规制的经济民粹主义问题却出现萌芽［9］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质疑声恰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爆发了“占领华尔街”和巴黎“黄背心”运动等社会事件现阶段全球价值链的布局衍化，引发核心国家较低端产业利益集团和从业民众的不满，精英阶层营造充斥谎言的舆论，既剑指低端就业机会被边缘国家“夺取”，又围堵新兴国家高端产业的崛起，进而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事实上的反全球化政策和全球治理缺位，最终导致世界经济濒临恶性循环针对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对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研判颇为丰富有研究者估算1800年至2015年世界总体利润率，证实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发现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该规律，反映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当代世界体系演进存在隐患［10］有学者解读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西方的缺失”——西方世界的此种焦虑，背后是国内极端势力动摇政治基础、美欧立场分歧、非西方国家影响力增长和世界市场扩张为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冲击，未来世界体系的健康发展必须突破意识形态边界。

［11］还有研究判断中国在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准中心”位置，提出修正“核心—边缘”两元分立的三层或四层结构新理论［12］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这一构成世界经济重大影响的事件，研究者认为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困境，建立在贸易失衡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迎来深刻变革［13］在对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分析和认识中，有研究者也强调世界格局的动荡仍缘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如国际垄断资本过度攫取利益、新自由主义弊病爆发、落后国家治理失败、拜物教的大众化洗脑和体系的封闭循环等［14］可见，学界对当代世界体系的相关研究也无一不明确指向其内在矛盾把握当代世界体系演进的新特征、厘清核心结构稳定性背后的新变化，对于中国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理论上现代世界体系长期保持的扩张状态在当代面临现实阻碍，呈现出边缘向内收缩、核心结构涣散的“坍缩”态势[2]那么，亟待讨论的问题是，身处核心结构、主导世界市场秩序的资本主义阵营，缘何又如何在与边缘国家的互动中造成体系坍缩态势？应该怎样认识和应对这种态势所带来的挑战或机遇？二、资本主义阵营动机、行为与当代世界体系坍缩根据“核心—边缘”逻辑，资本主义阵营的动机及相应行为是当代世界体系发生坍缩的主要因素。

在霸权稳定论学者看来，霸权的存在对于建立和维护自由的世界市场秩序必不可少，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作为另两种前提条件从属于霸权［15］有学者构造动态优化模型，揭示世界经济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行为特征，即通过稳定的对外掠夺量来最大化净收益［16］那么，当霸权相对衰弱、权力重心偏移、对外掠夺量受到影响时，既定霸权国必然采取进攻或防御型策略，即使新兴国家客观上尚未构成挑战因此，占据霸权地位的核心国家正凭借其实力和机制优势影响国际秩序，从而引发世界体系坍缩一）资本主义阵营正将世界体系轴心化收缩当代世界体系的坍缩态势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核心衰变的背景下强行推进体系轴心化[3]所导致的——体系长期保持但放缓的扩张力逐渐难以抵挡住短期内喷薄的反扩张力冲击，致使体系秩序及其核心结构均遭到破坏这种短期内“适得其反”的变化是资本主义阵营试图巩固其世界体系主导权而造成的必然结果，促使该阵营将世界体系轴心化收缩的因素有二因素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导致的“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激化世界市场能为核心与边缘国家都带来经济发展，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秩序的固有弊端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世界经济能强化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在二战后“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加深的背景下，经济和制度性工作更加有效而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国家对福利的关注高于安全问题。

［17］资本主义大国因此降低军事力量在对外政策中的应用比重，通过营造世界市场的自由氛围，运用直接干涉手段或“使他者愿意效仿自己或接受体系规则”的软实力吸引众多欠发达国家复制或借鉴西方模式进行所谓的经济改革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国为世界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行为，在事实上维护和增强了其排他性的金融霸权和知识霸权，使得跨国经营活动的回报率更高比如，美国作为庞大的债务国依然能够依靠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效应优势、跨国公司收入转移活动的避税功能，从而持续获得国际投资净收益［18］在技术垄断的同时，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市场准入限制［19］这种金融和知识霸权还表现为贸易规则和结算货币等方面的先天优势，而边缘国家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加入国际贸易机制并选择分工岗位，获得核心国家资本流入，以低廉价格发展当地农业和加工制造业在这种世界市场秩序下，宏观层面的全球化进程确实得到加速，但其中剩余价值逻辑和发展不平衡规律使得“核心—边缘”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反全球化言论和逆全球化现象频现一方面，资源和市场被严重掠夺的边缘国家经济脆弱、政局动荡，社会舆论直指西方帝国主义行径一些经济增速曾处于世界前列的新兴国家（如阿根廷），在贸易和货币等方面丧失部分经济主权，又无法从体系脱身，最终陷入“债务危机—资本外流—重新借债—以债发展”的恶性循环。

［20］这类问题因当事国缺乏话语权而往往被国际公众忽视另一方面，核心国家出现较大贸易逆差，产业资本“离本土化”“离制造化”形成产业空心化现象，引发相关阶层不满情绪［21］相较于边缘国家产业低端且单一化的顽疾，核心国家基于既定技术基础和市场需求，只要资本回流就能快速实现加工制造业复苏，而边缘国家产业转型的风险更大产业空心化是资本的趋利避害性使然，而非被他者“抢”走市场和就业机会资本主义阵营执政的精英阶级应对产业空心化造成的失业和利益集团刁难等问题，实际作为“选票政治”问题来处理，选择将资本从边缘国家向国内收缩，对内表现为重塑加工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对外表现为加强针对低端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保护措施因素二：新兴经济体的有所作为影响着资本主义阵营在体系中的权威在西方视阈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承担着维持当代世界体系运作的责任，其权威地位不容挑战自由主义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最终目标是建构一个由西方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稳固其和平，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浸透着美国主导的互惠性霸权［22］除了边缘国家必须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