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重化工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启示(包钢张亚东201001)

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重化工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启示张亚东/文（2010年元旦于内蒙古/包头市/包钢）编者按：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态度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评吸收，是一种正确的态度，也即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应当看做是当代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33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曾惊叹：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规模，现在该到真正开发这个巨大的市场的时候了！这其中，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逐渐形成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分析影响我国重化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因素提供了新视点和新视角。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发展更是硬道理。但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的背景下，借助于已有的、剔除阶级属性的理论来探讨我国重化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和模式问题，勇于探索中国内生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规律，是有着现实意义的。我国的重化工业，一般是指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剔除建筑业和一次性能源消耗产业外，其它的如钢铁、水泥、装备制造等产业。这其中，不乏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演进以及后危机时代的来临，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客观地讲，后危机时代的国内重化工业，当前面临着明显的外在与内在的不经济性窘境（两个因素的叠加与共振所致）。具体讲，在外在不经济方面，整个行业生产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后，给个别企业所带来的产量与收益的减少。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劳动力、动力、原燃料、土地、运输的供给变得紧张起来，或者环保压力增大，或者销售变得困难，由此引发企业成本的增加，使产量与收益减少；在由此导致的内在不经济方面，生产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如当一个钢铁企业由于本身生产规模过大而引起其产量或收益减少时，就称为内在不经济。其原因主要是：管理效率的降低。生产规模的过大，往往使管理机构过于庞大，从而使管理和效率缺乏灵活性，大企业病常常会造成各管理环节之间的漏洞。此外，随着对生产要素需求价格的上升，相应费用增加等。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内容较为宽泛。如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由于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所以，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能够产生内生性增长等等。这里，笔者仅就剔除政府职能尤其是其经济职能转变以外的话题，即我国重化工业由要素驱动加快转变为创新驱动，实现内在经济增长，谈些个人的看法。一、关于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寓言”式经济解释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属于西方经济学中较为前瞻的理论学派。其学派林立，观点众多，理论的成熟性及缺陷在业内存有争议。但这丝毫掩盖不住其理论的现实主义锋芒。截止目前，可以达成的共识主要指其所谓的“寓言”式经济解释。这个非常关键的“寓言”式经济解释是：知识积累和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同时，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其能够带来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也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外，人们在归结内生增长理论的重大缺陷后发现：制度创新也是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创造需求可以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并不一定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变外生的经济增长为内生的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供给结构本身的变化。而改善供给结构，势必涉及到技术与制度两个方面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外延扩张特征，有着不可持续性。这在国内几大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已充分显现。只要这种经济增长面临来自国际资源短缺和国际市场规模扩张受阻的制约，那么其必定会成为不可持续的。即这些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到了需要变外延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了。由此推演，在当前承认经济中外在性或垄断因素的存在将使分散经济无法沿着最优路径增长，以及因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同时，政府调控也有时“失灵”，即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时常变成一只“闲不住的手”的前提下，几大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要有效规避“有增长无发展”怪圈，不可避免地将步入低代价经济发展时代。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除了增加劳动、技术进步、更为清晰的产权制度等正向因素外，还必须考虑负向因素，减少和控制代价变量（如保护资源和环境、大量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社会责任问题等）。与此相对应，需要政府政策进行“相机抉择”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即在执政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系中，应包括鼓励型和限制型两种政策，以及两种方向的调控政策的合理、均衡、搭配使用。二、关于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而引起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以及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此外，在熊彼特看来，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内生性，因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的本能。企业家要实现人力资本增值，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超额利润，企业家本身的人力资本才能随之增值。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就创新方式来讲，大致包括产品、技术、工艺、企业组织的创新和市场营销方式的创新；就创新等级来说，大致可分为增量创新和原创。其中，进行了大量研发投入的高级别创新，则是通过产品创新造就新的工业部门，或者是通过改变所有工业部门的技术基础来推动一次又一次产业革命，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而这恰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从实践上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周期具有十分明显的宏观调控性质。其主要表现为数量的变化，而由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周期主要表现为结构的演进；宏观调控周期下的经济增长属于外生性的增长，而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则具有内生性。从理论上讲，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也可以是内生性的，关键看投资本身的性质究竟是技术中性的还是技术增进性的。一般性讲，假如投资本身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而且也带来了技术进步（如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造相结合等），那么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变成内生性的。内生的技术进步得以实现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产品品种增加、产品质量升级、边学边干、人力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模仿等。具体讲，（1）在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方面。一是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将导致企业总量生产规模收益的递增，且提高了消费品企业（下游企业）的生产率，产品多样化对于消费品企业而言相当于一种外在经济。二是消费品品种的增加，在由于新设计所体现的知识增加使研究部门的研发成本降低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消费多样化使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存在一条平衡增长路径（每种消费品的产量保持不变，增长完全表现为消费品品种类的不断增多），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取决于创新和边干边学二者中何者构成的“短边约束”。即如果创新成本较低，经济增长率便取决于学习速度，创新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2）在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方面。突出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指出了与经济增长过程相伴而生的是旧产品不断遭到淘汰（如钢铁行业中铌钢、稀土钢等高韧性钢材对合金原料、传统钢材等的有效替代）。此外，由于分散经济可能导致均衡增长率过高，从而使经济的福利水平降低，因此，就不应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指标的上升，而应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使经济增长率达到一个合理量值（如国内专家预测年产7亿吨钢的或有行业产能峰值），借此使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3）在边学边干型内生增长方面。指技术进步或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投资会产生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企业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其生产率，其它企业也可以通过“学习”而提高生产率。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发挥现代企业家具有的非物质的“战斗的冲动”精神至关重要。换言之，开发国内市场，类似于过去我们开发国外市场，是真正地利用企业家精神，创造需求，这是中国经济本身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改革开放”。（4）在知识积累型内生增长方面。知识积累后所具有足够强的溢出效应（任何企业生产的知识均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等），指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从而使知识资本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甚至还会呈现递增的趋势；可降低经济协调成本且导致技术进步、分工的不断演进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据此可获得由新知识带来的垄断利润等。值得注意的是，当知识积累（在生产中直接表现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发展）与制度创新交互、共振时，将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不断高级化，“以我为主”的技术和产品标准将自发产生。（5）在人力资本积累型内生增长方面。人力资本（对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累积效应的测量）所具有的内部和外部效应，在使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可以给其自己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由此政府、企业应在鼓励人们更多地进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制定有效政策。这其中有个将人力资本投入作为生产性投资行为的问题。如钢铁行业正面临着逐渐形成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向增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转变问题。这主要是强调针对行业过度依赖要素入现状，着眼于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如何真正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这个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沿着“微笑曲线”而实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衡化基础上的高效化路径，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教育和培训，创造人力资本，发挥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的主要作用，持续提升产业链增加值。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为此，重化工业中具有明显规模优势的企业已历史性地肩负着一个使命，即如何在有效率的财政政策导向作用影响下，在顺应激烈的两个市场竞争中，着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主动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即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和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激发、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凌云壮志的胸襟，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三、关于内生性经济增长的应有制度功效从对内生性增长理论体系的缺陷分析后发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制度的经济功效在初始意义上，就是要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来源于交易活动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在现有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约束下，在充满稀缺与竞争的现实而严峻的经济下，解决问题的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最有效率的，同时，竞争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取代无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此外，一项新制度的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被作出、实施。阻止人均资源日益递减的有效办法是扩大知识存量与推进制度创新，以及重视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如何减少新旧体制的摩擦成本，如何缩短新旧体制的僵持时间，如何建立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模式，让人们将有限的精力与时间用到财富生产上去，确是个紧迫的课题。这是因为当社会科学知识与有关专业的知识进步有机结合时，制度变迁的曲线将会右移，增加有效制度的供给。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高效率产权制度体系的构建，形成核心且呈动态性的、不完全的竞争战略，以此选择、进入那些技术进步的收益扩散方式具有“共谋型”分配方式的产业。这里，仅提及笔者供职的钢铁产业提升产业集中度、实施产业重组以及国有企业公司内部的产权运行效率、实现共同治理这两个当前重要且紧迫的层面问题。在提升产业集中度、实施产业重组方面，2009年国务院制定出台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较其它产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较为罕有地直接点明了实施产业重组、优化布局、提升集中度目标以及宝钢、鞍钢、武钢等中央企业联合重组的龙头地位和重组范围，凸显了国家对推动钢铁企业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的决心，体现了国家意志！这势必涉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