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意象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以美国军事干预科索沃为例陈东晓2012-8-15 16:39:47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3年08期第3540，34页【专题名称】国际政治【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主任。【内容提要】意象是决策者认知图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外交决策者决策过程的一个重要干预 性变量。美国更不例外。本文将克林顿政府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作为案例，运用国际政 治认知心理学的“意象”概念以及意象与决策者再现问题之间的一般关系模式，分析克 林顿政府在制定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对干预对象所持的意象与他们认识 科索沃问题以及最终实施军事干预的相互关系。文章最后结合克林顿政府在后冷战时期 面临的对外战略形势，探讨了意象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几点影响。 【关 键 词】意象/外交决策/军事干预/美国分析美国政府进行对外军事干预决策时，除了应该考虑国际系统层次和国内系统层次 的基本环境之外，还必须了解美国最高决策层对于决策环境的认知能力。本文从容易被 忽视的决策者认知角度这个微观分析层次入手，将克林顿政府军事干预科索沃政策作为 案例，运用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的“意象”(Image)(注：“image”一词在英汉词典中 一般被译成“意象、心像、景象”或“形象、印象”。社会心理学书籍中，有的用“心 像”一词(参见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也有 的用“印象”一词(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105106页)。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意象”和“形象”的不同译法。本文以“意 象”一词来称谓“image”，因为“image”来自于心理学概念，其含义不仅指被认知的 客体的外在面目在主体头脑中的反映，还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情感和价值评判(David J.Finlay,Ole R.Holsti,and Richard R.Fagen,Enemies in Politics,Chicago:Mc-Nally ,1967,pp.31-32.)。)概念以及意象与决策者再现问题(Problem representation)之间 的一般关系模式，探讨意象在美国对外事务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一、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意象概念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虽然强调认知者(决策者)的“意象”、“认识”、“信仰和知 识体系”、“态度”等等因素对国家政策和行为影响的认知心理学方法已经得到普遍重 视，但是对于“意象”或“国家意象”的界定仍然缺乏统一的标准。(注：关于西方学 界对于意象概念的讨论及其差异，可参见上注中的有关文献。)其中，美国学者亚历山 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对意象的定义对于本文的研究最具启迪意义。乔治认为意 象是一个国家对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对手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认知者处理输入信息的 认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注：转引自Jianwei Wang,Limited Adversaries:Post-Cold War Sino-American Mutual Im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3. )为了探讨意象对决策者诠释和再现问题时的影响和意义，本文把意象定义为一国领导 人(决策层)对于别国或地区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即一国领导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持有 的“国家意象”(在本文以后的讨论中，国家意象和意象是两个通用的概念)。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意象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象是某国内的 认知主体对于他国或地区(认知客体)的主观认识的再现，而非他国事实的客观呈现。( 注：Kenneth Boulding,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Vail-Ballou Press,New York,1956,p.6.)第二，意象是认知主体对他国和地区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 认识再现。(注：Bruce Russet and Harvey Starr,World Politics:The Menu for Choice,Fifth Edition,W.H.Freeman and Company,New York,1996,pp.249250.)第三 ，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的意象是主体“有选择地根据自身价值、知识和信仰体系、历史 经验以及维持自我意象”(self-image)目标下对客体产生的比较“概括而固定的看法” ，容易导致“刻板印象”(stereotype)(注：Kenneth 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No.2,1959,pp.120 131.关于“刻板印象”概念，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 97年版，第172173页。)。意象的具体构成应当包含两个向度的要素。一是认知的主体取向(subject-orientation)，包括认知主体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另 一个向度是主观认知、情感和评价的投射对象，即认知主体究竟认识客体的哪些要素和 方面，又称为认知的客体取向(object-orientation)。相对而言，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 究重点对构成客体取向的要素有不同要求，从而形成一定的差异。鉴于本文重在探讨美 国外交决策者对当事国或地区的意象对其界定和表达对外政策和问题时的影响，我们假 定一国领导人和外交决策者处理对外关系时，重点关注外国和地区的政策和行为如何影 响本国的利益和目标。因此，国家领导人(决策者)认识外国和地区时会更加关注对方的 动机、目的、能力和制定相关外交政策的组织机制和特征。美国学者赫尔曼教授认为， 国家领导人认识他国时，一般会从三个维度考虑：第一个是“威胁性”维度，即对外国 和地区是否构成对主体国的威胁或机遇的认识；第二是“能力性”维度，指对外国和地 区的综合国力和总体能力的认识，对象国的综合力量(包括军事、经济及其它各种指标) 是否在总体上超过、等于或弱于主体国的综合国力和能力；第三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品 质”维度，主要指对他国和地区在政治制度、决策程序以及总体文化品质上是否优于或 劣于主体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品质。赫尔曼教授认为，当以上述三个层面认识外国和地 区时，决策者对于外国和地区意象的描述实际上被限定在四个既相互区别又是某种关联 的方面，一是认知客体的目的和动机，二是认知客体的能力，三是认知客体的决策程序 ，最后是认知客体的文化品质。(注：R.K.Hermann,“Perception and foreign policyanalysis”,D.A.Sylvan and S.Chan(eds.),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Praeger,New York,1984,pp.2552;R.K.Hermann,“The empirical challenge of thecognitive revolution:A strategy for drawing inference about percep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1988,pp.175203.)依照上述意象构成的要素和内容，西方学者总结出了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五种典型 的“意象”认识，分别是敌人、盟友、退化者、依附者/殖民地、混合型。(见表)注释：此表参考了James F.Voss等对理想型意象类型的描述。参见James F.voss,JenniferWiley,Joel Kennet,Tonya E.Schooler,and Laurie Ney Silfies,“Representationof the Gulf Crisis as Derived From the US Senate Debate”,in Donald A.Sylvanand James F.Voss(eds.),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Cambridge Univ.Press,1998,pp.281282.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谓理想化的“意象”类型，并不是对现实情况的直接的镜式 反映，而是运用认知心理学的意象概念，结合历史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总结美国 在二战的冷战期间对外关系基础上抽象出的类型模式，具有比较严格的定义。(注：有 关二战期间美日之间的相互意象，可参见John 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Pantheon Book,New York,1986.)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完全 会存在几种意象重叠的可能。当然，即便对某一外国具有明确的意象，但仍然存在主体取向上的程度差异。如果对 某一特定意象的主体取向程度非常强烈，则容易形成“封闭型意象”；如果主体取向程 度较弱，则可能形成“开放型意象”。相对而言，前者更加僵硬和顽固，不容易接受新 的信息来调整固有的意象认识。(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和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对苏联意象比较。虽然两人都对苏联持有“敌人 ”意象，但是前者的“敌人”意象是“封闭型”，后者则具有“开放型意象”特征。这 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基辛格愿意并能够同苏联进行缓和。参见Douglas Stuart and Harvey,Starr,“Inherent Bad Faith Reconsidered:Dulles,Kennedy and Kissinger ”,Political Psychology 3,Fall-Winter 19811982,pp.133.)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意象的认识过程总是伴随着对主体“自我意象”的认识和评判， 体现了对正面和积极的“自我意象”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术界对意象的理想 类型划分基本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外关系的实践和总结，西方的主体性决定了意象 类型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对外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从意象类型的指 标不难看出，认为“敌人”具有“不可遏止的扩张和侵略野心”，“是非民主的决策体 制，决策不代表民意”，这种意象实际肯定了(西方/美国)“自我意象”中“理性、没 有扩张和侵略野心”的国家动机以及对“决策体现民意的民主体制”的自我褒扬。意象也为认知者的相应行为提供某种合法性解释。例如，认知者有关对手的“敌人” 意象，如“富有侵略性”等会使得认知者认为自己必须而且应该以牙还牙，从而减弱因 强硬行为的某些负面后果所带来的心理不安和愧疚。认知心理学称之为“敌人”意象在 认知者内心所导致的“替罪羊”(scapegoat)心理。同样，在“依附者”意象的影响下 ，作为“依附者”对立面的认知主体“宗主国”(家长)对依附者(孩童)会认为自己 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其获得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惩罚管教其中的“极端分子”(无赖)。二、意象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体现如果把决策过程看作一个信息输入和政策产出的流程，这个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决策者对需要做出反应的“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用认知心理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决策者如何“再现问题”，即决策者在一定认知因素(如意象)的作用下对问题 的目标、手段和限制性条件的理解和认识。第二个阶段是运用成本受益的比较对一 系列政策选项进行遴选取舍。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政策选项本身并非无缘无故地摆在决策者眼前，而是取决于决策者 如何再现问题。例如，一项美国参议院议员如何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