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word论文】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语言文学专业论文】

1钱玄同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章太炎曾自言：“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1，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2，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而正是在他的教导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其中，钱玄同就是著名的一位。尤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的学养，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的实践中去，从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 “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 历史地看来，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早在清末便已发端。如吴稚晖即曾在新世纪撰文激烈鼓吹废除汉文， “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3。而与吴稚晖夙有积怨、且以“保全中国语言文字”4为职志的章太炎，则对这一观点痛加针砭。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严厉批驳此说是“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 ，并指出：“大地富媪薄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 ”因此， “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 ”5对于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吴稚晖反驳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齐一之改良。 ”他并且讥讽章太炎“横好古之成见” 、 “满肚子之不合时宜”6。对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7， “至若病汉字难识欲尽废之，而以罗马字拼音，则年来浮薄少年，歆羡岛中蛮夷，多倡此议，甚无谓也”8。 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双方虽不免带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但仍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必然趋势的论述，以及章太炎将语言文字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而从学理上看，无疑是章氏之说较为正确，由是也被其弟子广为接受。钱玄同便认为：“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9，并尖锐讽刺新世纪用“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 ，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10。他还一再强调：“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11， “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12，持论明显与章太炎相同。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受到袁世凯复辟事件的刺激，钱玄同逐渐改变了对汉字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2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普及。由此出发，他开始倾向废除汉字的主张。1916 年 9 月 29 日，他便在日记中写道：“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13。从他后来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发出了废除汉字的先声。不过客观说来，钱玄同当时公开发表的主张仍然较为平和。1917 年 6 月 1 日，他曾指出：“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14这一方面发出了提倡世界语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明确肯定废弃汉文的时机不成熟， “未免嫌早一点” 。 然而就在此时，张勋复辟丑剧上演了，这更是给钱玄同以强烈刺激。以此为转折点，他终于提出了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1918 年 3 月 4 日，他在日记中批评汉字“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字之记号。其难易巧拙已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 ”15在此基础上，他于 3 月 14 日专门致信陈独秀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在；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因此，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至此，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已跃然纸上。 至于废除汉字后应代之以何种文字，钱玄同也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总是博物馆里的货色，与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还不如用了全力来提倡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或简直为将来的新国语，那便更好”17。而在各种外语中，他认为“Esperanto 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则当竭力提倡E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18。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援引吴稚晖当年有关观点作为佐证。显而易见，他这时已经转而赞同新世纪派用万国新语取代汉文的主张。 1923 年 1 月，他在汉字革命中更揭櫫了“汉字革命”的口号。他断言：“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因此，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19 今天看来，钱玄同的这种主张显然失之过当。语言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不能单纯凭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取消。尤其是汉字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字，浓缩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和血脉亲情，是不可能完全废除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便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3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 ”20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则更是早在 1923 年就说：“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21 此外，钱玄同认为世界语作为人工改良的文字，比民族遗传的文字更优良，正所谓“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 ，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错误的。陶孟和当时即指出：“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也” ，相比之下， “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 ，其生命力必不长久22。朱我农也批评说：“私造了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 Esperanto 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23。时至今日，世界语诚然仍有特定的交流价值，但由于它毕竟缺乏民族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所以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推广，这无疑从实践上充分证明了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不过平心而论，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首先是因为汉字难识难写，妨碍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客观看来，这种针砭固然不免尖锐，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汉字的某些弊端；而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深感以往用汉字记载的思想观念过于陈腐， “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24，因此应废除。这说明他这一主张虽然偏激，却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动机。对此，陈独秀一方面指出这种偏激的主张是“石条压驼背” ，另一方面则为之申辩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叶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 ”25而任鸿隽在批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有点 Sentimental（指情绪化引者按） ”的同时，也十分公允地为他澄清说：“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 ”26 至于钱玄同之所以提倡世界语，其实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同的追求。他认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27，并解释：“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 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 Esperanto 为人类的公共语言。 ”28这显然是一种渴望大同的美好愿望， “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29，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二 从“世界语”到“国语罗马字” 4如前所述，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曾主张用世界语废除汉字，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一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他曾公开声明：“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 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若讲现在，则 Esperanto 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我虽极力主张 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30，并且表示：“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 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当此过渡时代，汉文尚未废灭，便不可不想改良的办法”31。具体说来，他所谓“改良的办法”即是推行国语罗马字。 所谓“国语罗马字” ，原本是作为一种注音符号提出来的，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来为汉字注音，类似此前所述的注音字母。对此，钱玄同最初并不抱有多大的兴趣。他虽然承认“中国现在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两种来标音” ，这是“因为罗马字母，已经变成现世界公用的音标；凡其国有特别形式之文字者，若把他的语言和名词行于国外，都要改用罗马字母去拼他的音，我们中国向来没有纯粹的音标，现在急须新制，当然应该采用罗马字母，这是无庸致疑的” ；但他同时也客观指出， “因为中国字是直行的，罗马字母只能横写” ，二者存在形式上的矛盾，而且“罗马字母记音的方法，长短不大相同” ，记在汉字旁边往往会参差不齐，于是“这就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32。此外，钱玄同还认为罗马字母“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 ，不如“旁注注音字母 ”。33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人则开始主张罗马字母不仅是一种注音符号，而且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取代汉字的文字。对于这种主张，当时竭力倡导世界语的钱玄同也不赞同，他表示：“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 Esperanto。我以为采用Esperanto 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34。他还具体解释说：“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以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假如我这句话还有几分道理，则与其改华文为拼音，不如老实提倡一种外国文为第二国语，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罗马字来的拼音。 ”35 概言之，钱玄同此时在记音符号上倾向于注音字母，在新文字上则大力提倡世界语，对罗马字母并不抱多大兴趣。而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他的这一看法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认识到注音字母的缺陷以及推行世界语的困难。如注音字母虽是建立在章太炎创制的基础上，具有较为充分的学理依据，然而由于它仍采用汉字的基本形式，难以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译介外来术语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鉴于此，钱玄同提出：“若承认中国应该和世界文化不隔膜，应该设法补救国语贫乏的缺陷，而主张无限制的采纳外国的词儿并且直写原字到国语中来，则非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不可。简单一句话，就是注音字母虽然是改革过了的汉字，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还是隔了一层。 ”36相比之下， “中国拼音字用了罗马字母，采用西文原词，真如天衣无缝，自然熨贴” 。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