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南北朝

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南北朝 贺中复中国社会科学 1996年12期本文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全部远远超出了学温李、效贾姚者，从而代表了此期诗歌的基础创作倾向。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以后唐灭亡、南唐开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它们各有不一样的特点，从中能够看出五代十国诗歌前期承唐、后期启宋的过渡性质。由此展开的有关五代十国诗歌流变的考察，有利于正确地把握宋初诗歌的个性特征并深入认识宋初诗坛的很多现象。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然而学术界一贯重视唐、宋诗的比较研究，对于这一带有转折性质的过渡时期的诗歌总体情况，至今还未有过专文研讨，这无疑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小的缺憾。本文限于篇幅，拟仅就这一时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宗白诗风试做初步探讨，以期有补空缺并引发研究者对此期诗歌的关注。一五代后周人陶谷在其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指出：“世称白傅文行”，“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如若沿着晚唐温李、贾姚、元白三派通往宋初昆体、晚唐体、白体这三条关键线索考察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流变，确实不难觉察：此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全部超出学温李、效贾姚者，诗坛也所以展现出百鸟朝凤、百川赴海的局面。五代人学温庭筠、李商隐为诗已在侧重学温，并由重温之乐府逐步转向重其清俊淡远的律诗。尽管“以秾致相夸”的温、李诗仍然从不一样方面影响着五代诗人的创作，而终五代一世，并没有产生出堪称温、李后劲的艳体诗人，更无从形成追风温、李的诗歌流派。相比之下，此期追踪贾岛、姚合的一派虽诗人较多，实力较大，其诗风较之晚唐也有显著新变，但诗人的穷居山寺僻壤、远离政治斗争和诗作的取径褊狭、单调贫弱，又终不能使其成就为五代诗歌的主流。从多方面看，五代诗风最盛者当推宗白一派：就此期关键诗人70家计，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且均为五代著名诗人；至于其所覆盖的地域，较集中于楚之衡山、吴之庐山的贾、姚派要广泛得多，南方前后蜀、吴越、闽、南唐和中原后唐、后周全部涌现出规模不一的创作群体，集中表现着五代诗人群体性特征；五代时白居易的诗文集东林抄本在吴和荆南诸国流传，影响深广，帝王诵白诗以诮臣下，社会上还出现了以“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为“扎刺”的现象；白诗为选家推重，后蜀韦穀编才调集就以白居易长篇排律6首和秦中吟十篇冠首，而就刻版印刷初兴时蜀中即开印宗白名家贯休禅月集及白氏六帖，亦可得悉五代宗白之风的盛行。尤其是此期宗白诗人以据有一定政治地位、文学主张明确、创作活跃而含有较大凝聚力、感召力。唐彦谦之孙陶谷、名僧齐己论诗全部渐重白居易，不论就唐末原学温效李的韩偓、罗隐以后全部转向学杜宗白而言，还是从五代贾姚一派由重贾转重姚再向宗白趋近的演进轨迹来看，宗白诗风在五代起着主导作用，集中表现着一代诗歌的基础创作倾向和转折特征是肯定无疑的。五代诗人的“宗白”，当然不排除取法元稹，不过自唐末始，“元、白两不相下”的情况确实发生了承唐启宋的新改变，即白居易在诗界的地位已显著地高出元稹而独居一派鳌头。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奉白为“广大教化主”，而元仅得“入室”；五代人所撰笔记唐摭言等通常称扬白居易的人格诗品，而以艳诗见长的元稹已极少为人单独言及。官修旧唐书之元白传论虽把元、白一并推为元和时期的诗坛盟主，但传文中所肯定元稹的是她和白氏间的往还赠答诗和入乐歌诗，不但对元的褒奖远不及白全方面而突出，如据“宫中呼为元才子”之类的记述，史家于元还不无微辞，所以传论又强调指明：“就文观行，居易为优”。唐末五代在对待元、白上的这一新变表明，此期尊白之风的兴起是晚唐李戡、杜牧诸人斥元、白诗“纤艳不逞”、“淫言蝶语”以后，诗界对元、白人格诗品认真审阅权衡的必定反应，是唐末重教化、反轻艳文学思潮兴起后在学元、白上的详细表现，即“学淫靡于元稹”受到抑制，“学浅切于白居易”得以倡扬。经唐代诗歌极盛以后，诗苑中仅通俗一体还未得到充足发展，宗白诗风之因此终五代十国而不衰，愈演愈烈，更主要的原因之一恰是白诗之“俗”和此期诗歌取向之“俗”的拍合。五代俗文化的全方面空前兴盛，致使诗歌的通俗化流向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不但大批出身寒微的诗人普遍熟悉俗事、俗情、俗语，讲话为诗实难脱俗，而且原本身为舞枪弄棒之武人的帝王又几乎无不喜好、提倡通俗诗，杜荀鹤、卢延让等诗坛名家因献诗“易晓”而深得厚遇且不次擢升，在广大文人中间造成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创作导向。极重诗歌社会效果的一些诗人为追求“闻之者虽不知书，亦释然晓之”，使所刺武夫酷吏“变色”、“畏之”，更把白诗的“见者易晓”、“闻者深诫”奉为恪守的创作信条。而中唐以来江湖间广泛流传的白氏俗体诗，又为五代十国众多南方诗人提供了取法的直接依据，即使以文雅著称的南唐君臣也深受溉润。五代宗白风盛至为关键的是，白居易作为唐王朝盛衰转变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其为人、为诗集中表现着历史转折期的世俗思想和创作特征，充足展现出封建士人思想性格的双重性和人生、创作历程的阶段性：既尊奉儒学，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既力行“达则兼及天下”，更主“穷则独善其身”；现有议论讽刺时政的讽谕诗，又有“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既长于为尊古后学所倾重的古体诗，更长于时兴的近体。“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其人格和诗品无不堪资后世取法。追踪唐人的五代诗家正是从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感受、创作追求出发，在大力标举白氏为人的同时从不一样方面效法白氏为诗的。五代十国的宗白诗也所以大致可依取向、诗风的相对差异，以后唐灭亡、南唐开国为界分作前后两期。二五代宗白诗风的兴盛始肇于唐末。前期宗白诗人大多是由唐入五代的名家，面对唐末“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的社会、诗坛现实，她们几乎无不做出较她派更敏锐、更强烈的反应。吴融序贯休禅月集，大力提倡白居易讽谏诗50篇的教化精神，以反李贺以来“洞房蛾眉、神仙诡怪”的诗坛风气。至黄滔作答陈磻隐论诗书，更非议当初“郑卫之声鼎沸”的“今体才调歌诗”，因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而于唐代四大家中尤重白居易，并继皮日休诸人以后，针对晚唐李戡以来的“以粉黛为乐天之罪”公开为白诗辨白。关键取决于揭露现实昏暗，反应民生疾苦和反对鲜涉社会痛痒的轻艳诗风的需要，在舆论界推崇白诗政教精神、排抑浮靡倾向以亲密诗歌和现实关系的同时，于唐末皮日休、陆龟蒙诸人讽刺小品文兴盛之际，在诗歌创作上宗白之风也对应崛起。诗大家或痛感唐朝丧乱，民生涂炭，出自“致君活国济生人”的实用动机，效法白居易“先向歌诗求讽刺”；或以诗道为己任，经过“诗本国风王泽，将以判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的深刻反思，深入明确其创作的社会职责。和无官无禄者“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因此警当世而诫未来”相一致，“仕若不得志”者每把白居易“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视作为人为诗的“龟镜”。至于追风温、李的艳体诗人，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者，更不能不面向严酷现实，重新调整其创作方向，即使是原学贾、姚为诗的一些隐逸文人，也不能不受朝代更迭大潮的波及，伤叹风雅沦丧，感世伤时。总而言之，在唐、五代之交，诗大家纷纷从不一样路径走上宗白一路，结聚于尚实尚俗的白氏大纛之下。其间“秦妇吟秀才”韦庄堪称该派的先行者，而以杜荀鹤、贯休为关键的两个主要群体的形成，则是此期宗白诗风兴起的鲜明标志。和中晚唐不一样，五代前期的宗白诗人关键是居官失志者或求官不得者，为时局所迫，大致自昭宗天复元年起，其身心已显著地远离唐京而依附于割据强藩的诸王幕府或寄寓其统治地域，她们的生活、思想、心态全部带有从统一到分治和新旧朝代更替的时代特征。自唐末丧乱、皇帝播迁以来，文大家饱尝了避难流离之苦，伴随对朝政昏暗和社会症结的感知日深，其“致君活国”的信念虽因时递减，而从个人切身遭际和“济生人”出发干预政治现实，仍不失为一股主要思潮。改朝换代造成的思想意识的重建，突出表现为不固守往常忠君不二的为臣之道，其对待当朝的态度也因较少希求而更趋客观。此期文人“怀才不得志”之关键决定于政局动荡，不少平生主动进取的志士却终不免长久失意沉沦，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紧扭结在一起。“九土现在尽用兵，短戈长戟困书生”，置身窘境的文大家深感救时无策，自悔奔波求名，避世心理普遍存在，却又往往认为“此心非此志，终拟致明君”，甚至唐朝的覆亡也没能使其用世理想完全归于幻灭。所以这类诗人进入五代以后，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虽或有削减，但一度晚达、官至显位者并未今后醉心享乐。韦庄、黄滔诸人全部曾佐助新王开一国局面，隐居不仕、广结僧道者也并非“逢人不说人间事”的“人间无事人”，即使隐钓延寿溪的徐夤也以不能忘怀现实而迥别于贾岛者流。此期宗白诗人在唐亡之前大全部未得结集于朝，唐亡以后又各居方国，一直展现着散播状态，其视野不免收敛褊狭，但较其前辈更靠近下层民众和地方文化。正因如此，在成就斐然、极盛难继的唐诗面前，五代前期宗白诗人在创作上并没有犹豫不前或亦步亦趋，其承唐变新关键出自对咸通以来“风雅道丧”的不满，在主学白居易的同时兼取多家之长，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以反拨、博取求创新，在“古”和“今”、“复”和“变”中求发展。在把白派诗风沿着实用性、通俗化的轨道推向前进的过程中，因为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怀、艺术情趣、天资才力的相对差异，其创新发展以巨细不一、各有偏重而展现出多样性、多极化特征。由白居易诗的多方面反应社会现实，走向集中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政治昏暗，作诗“务趋条畅”，并演其为五代一派诗法。在这方面导夫先路的当推“香山之替人”韦庄，罗隐亦属同道，如就韩偓入闽后诗以“顿趋浅率”而“逗宋格”看，或亦趋近于此。这些早年曾作艳诗的名家，在时代大潮强烈冲击下宗白新变的突出特点是兼由李商隐入门学杜甫，在白、杜诗风的融合中求创新。韦庄在黄巢起义军破长安时作诗描述亲友相失、强藩异心，韩偓被贬出朝所作“昌言直斥”祸国党人，无不从个人痛切感受出发暴露当朝社会政治的昏乱并间或嘲讽。在撮聚白诗之闲适情趣和杜诗“鱼吹细浪摇歌扇”的笔法，把绝句体推向精工境地的同时，更显突出的是同得杜、白之“直遂”，以周详明直、语近情深反拨温、李诗的曲隐晦涩。尤其是韦庄名篇秦妇吟、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观浙西府相畋游和曾被误为白作的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等，汲取白居易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的叙事笔调和白描手法，寓讽谏于描写，融抒情于叙事，在白诗层层展开、步步推进法的基础上形成依次抒写、条贯流畅、通浅平易的新风，以下开一派诗法而影响了中朝符彦卿、西蜀卢延让和南唐徐铉、郑文宝等多人。主学白居易新乐府之讽谏精神，并将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导向极致。同出吴越的名家罗隐、贯休，上承唐末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等学白为诗的现实主义诗派，较之韦庄诸人更重诗歌的实用性并能汲取吴越诗“讲话横肆”的地方传统作风，而成为五代宗白一派中个性鲜明的一支。罗隐诗不但从李商隐入门学杜甫“坚浑雄博”而独得“酣情饱墨”、“调高韵响”之风调，更长于融合温之刺时和白之讽谏两大特征，“缘情必务于刺时，体物无忘于谏猎”，以其咏史及感弄猴人赐朱绂等近体诗极富批判性、戏谑性而成为五代讽刺诗人的经典。贯休尤重白居易诗文的“实可警策未悟，贻厥未来”，“为文攀讽谏”，选择“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大力创作抒写自由的乐府诗，指斥酷吏、佞臣、阔少，为兵卒、樵夫、蚕妇言苦，其代表作阳春曲甚至大声疾呼，为民请命。贯休、罗隐入五代后除写作讽谏诗外，全部有颂扬新君治国理民功业的诗章产生。“美”以“劝乎功”，“刺”以“诫乎政”，以颂圣劝诫展现出五代宗白诗不一样以往的新面貌。罗隐诗虽和韦庄同“务趋条畅”，却更多议论说理，其“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劳为谁甜”一类，以事理、物象相互生发而令人深思。而贯休在把儒家仁爱和佛家慈悲相结合的同时，汲取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拾得通俗说理的禅偈作风和韩、孟诗法，深入牢靠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