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制度范本格式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一、过渡问题要实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最关键的问题是以有效方式解决对中老职 工的隐性负债。自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即如何偿还。我们已经分析过， 隐性养老金负债是作为受益基准、 现收现付制的体制结果 出现的，是政府对职工的负债，它只能通过政府统一承担债务责任。既然国家应当负责补偿， 过渡资金从理论上讲只能有两种基本来源： 一是从 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中 “切一块” 注入老职工的个人账户； 二是从政府目前和今 后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笔钱来对老职工过去的隐性供款进行补偿。智利的作法是由政府向老职工发放认可债券， 并通过政府财政逐年偿还。 之 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在进行改革时，智利的财政是有盈余的。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 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将面临财政紧张的局面。 虽 然每年用于偿还隐性债务的流量不是很大，最高年份约为 1200亿元（ 1994 年价 格），但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仍值得怀疑。中国财政目前已经有较高的赤字水平， 如果再考虑以财政收入偿还养老金债务， 财政赤字的规模无疑会更加庞大， 其风 险是可想而知的。 同时，这也必然有一个向全社会的责任转嫁问题 （或直接增税， 或通过通货膨胀方式变相征税） ，引发各种矛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运 用财政收入解决问题的最大优点是操作简便。通过现有的国产资产存量解决隐性债务问题可能更为有效。 一方面，并不是 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 用国有资产存量偿还养老金负债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 相 反，目前国有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隐性债务形成的， 以此偿还隐性债务是完 全合理的； 另一方面，虽然用国有资产存量解决问题会遇到一些操作困难， 但中 国正在加紧对国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并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其间自然要 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配置， 如与这一过程相结合， 操作问题可能也不会成为太大 的问题。至于是否像智利那样向老职工发放认可债券，则是具体的手段问题。当然，以国有资产存量为主， 结合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政府新增收入共同解决 隐性养老金负债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无论如何， 基于中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以及有 关改革的紧迫性，对隐性养老金负债的解决都只能更多地考虑运用存量。与通过国有资产存量解决养老金负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 如何对国有 资产进行分解。 对此有几种基本的倾向性意见： 一是结合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化和 股份制改造， 将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划归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 用股权收益支付 隐性负债；二是将部分国有企业划归社会保障机构进行经营， 以其经营收入偿债； 三是将一部分国有资产（比如一些中小企业、部分国有房地产等）进行出售、租 赁，以销售和租赁收入偿债。总的看来，最后一种办法最为可行。前两种办法的 最大问题是，一方面操作难度较大，同时，企业经济的风险仍然是难以避免的， 因而无法保证足够的支付能力。 最后一种办法不仅较为简便， 支付能力也没有问 题。据世界银行等测算，目前中国国有部门的房产（附带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大 致与年度GDP水平相当，足以支付有关费用。最佳的应该还是混合方案， 比如，以国有经济部门的房地产作为主要的和最 后的担保，配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的股权转让售股套现所得以及对中小 企业的拍卖、租赁所得等。需要注意的是，除国家必须承担的养老金债务外，目 前尚有安置企业富余 （下岗） 职工再就业等政府义务， 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费用 来源与筹集方式也应通盘考虑。对职工养老金权益的具体支付方式也应采取以某种方式为主的混合方式。 比 如，对大部分职工采取以货币支付养老金的形式， 对某些正处于调整状态的企业 的职工， 也可采取企业股权， 债权出让以及工龄买断等特定形式。 有关的处理手 段还应尽可能与住房制度改革相结合。考虑到与国有企业改革的衔接和配套问题， 还有一种可供考虑的思路是实施 政府、企业、 职工和银行之前的债务转换。 目前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有着相当高 的负债率，且绝大多数的负债都是对（国有）银行发生的，因此，一个可以考虑 的债务转换思路是，将企业对银行的相当一部分债务转化为企业对职工的负债， 结合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进一步将职工对企业的债权转化为股权。 与此同时， 将 政府对职工的（隐性）负债转化为政府对银行的负债。更为具体地说，政府对职 工的养老金负债由企业偿还， 企业对银行的等量负债则由政府偿还， 这样一方面 可以从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矛盾问题， 也可以通过职工对 企业的持股解决有关产权不清和治理结构无效等诸多问题； 另一方面， 对职工隐 性债务的偿还也有了更为现实的基础。 考虑到不同企业的负债水平、 经营业绩的 不同，债务转换可能会遇到困难， 但实施部分债务转换应该是可行的。 如为保证 老职工养老金的稳定性，可大致确定一个基本部分，仍由政府按统一标准支付， 其余部分则进行债务转换。 对一些负债水平高、 经营业绩又不太好的企业， 有关 的债务转换可以折扣方式进行。与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不高， 尤其是获得了 政府养老承诺的公有制部门的职工人数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 目前也只有 20流右，因此，中国的养老金债务负担占 GDP勺比重属于非常低的。比如，由 世界银行组织有关中外专家在 1995 年所进行的详细测算结果为：截至到 1994 年底，已退休职工所需的养老金总量为 6810亿元，在职职工积累的养老金权益 为 12360 亿元（均为 1994年价格）。两项合计为 19170亿元。 而且这一结果不仅 包括企业职工积累的养老金权益，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积累的养老金权益。 而199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6622亿元，养老金债务负担点GDP勺比 重只有 40%多一点。如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包括东欧各国） ，隐性养老 金负债占GDP勺比重几乎都超过100% 一些国家甚至超过200%已经成功实施 了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的智利等国家的隐性养老金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在 80%以上。考虑到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一个动态的过程看，隐性养 老金债务所占GDP勺份额会更小，因为隐性养老金负债通常不需要一次性支付， 而是在相当长的年份内逐年偿还。值得提出的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之所以长期回避对养老金负债的偿还问 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对隐性养老金负债数量（即过渡成本）估计不清，且 往往估计过高。同从本文所引用数据提供的情况看，中国还是处于压力比较小时 机和阶段，只要措施得当，顺利实施过渡是没有问题的。通过资产存量解决对中老年职工的隐性负债不仅从理论上看是可行的，近年来国内不少地区也在有关问题上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实践。如近年来不少地方在对 国有企业进行转制（放小）的过程中，都明确地将一部分存量资产划拨出来，用 作专门的社会保障费用，以偿还旧体制形成的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债务。 这些探 索都是非常有益的。这说明社会各界都对“补偿”的必要性有比较一致的共识， 同时也为如何有效进行“补偿”提供了经验。中国人口众多，建立供款基准制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积累相当大一笔资金， 如果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对于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 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过程 中，之所以改不动或者说障碍重重，不仅有人员负担和各种社会负担问题，资金 投入不足以及不合理融资体制等也都是严重制约因素。 通过有效的养老金积累并 通过养老金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利用， 不仅可以扩大全社会的投资能力，特别是 长期投资能力，还可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推进资本市场的发育，弥补目前 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缺乏等缺陷。养老金基金作为一种主要形式的投资基金，还可以促进发展新的公有制实现 形式，养老金基金本身就是一种属于所有投保人的公有制形式，通过基金投资， 持有各种企业的股权，还能够生产和发育更多的公有制经济组织。 此外，作为机 构投资者，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基金组织通常都能成为股制企业的“积极股东”， 这对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二、新体制建设中需要讲座的两个问题在有效解决旧体制遗留责任、 基本的目标模式等已经确定的前提下， 新的体 制应如何组织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主要问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1、是否设立固定津贴型的基本养老保险新的保障模式实施供款基准制是没有异议的。 但选择安全的供款基准制还是 以供款基准制为主的混合制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包括世界银行专家在内的许多学者建议， 新养老保障制度应采取供款基准制 和受益基准制相结合的混合制， 换句话说， 要在实施个人账户制度的同时设立固 定津贴型的基本养老保险。 比如，世界银行建议新制度下的养老金由三个支柱组 成，支柱一为一个通过统筹 （进行转移支付） 旨在保证退休职工生活在贫困线以 上的基本养老保险部分，平均的替代水平约为 24%左右。支柱二为一个实施养老 金预筹积累的个人帐户， 可使达到正常工作年份的职工获得平均 35%左右的替代 水平；支柱一和支柱二是强制的，两项合计可达到 60%左右的替代水平。世行报 告提供的测算结果表明，两支柱所需的缴费率为平均工资的 17%，其中企业约占 13%（其中 9%进入统筹， 4%进入个人帐户），职工占 4%。支柱三为一个按需要补 充的自愿帐户（补充保险） 。我们的意见与此不同， 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不设立固定津贴型的基本养老保 险。除非强制的补充保险外， 强制性养老保障全部通过个人帐户实行， 目标也是 让达到正常工作年份的职工获得平均 60%左右的替代水平。 在此目标替代率水平 下，企业与个人缴费水平比世行测算结果还可略低。 所不同的是， 企业缴费全部 进入个人帐户，即新的养老保障模式选择完全的供款基准制。设立固定津贴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其基本的出发点一是要保证退休者的收 入，或者说是要建立最低养老金保证； 二是要通过统筹， 即转移支付实现社会保 障的公平性原则。 这两个目标追求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考虑到中国特定的 国情，其在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值得分析。其一，财务上的收支平衡未必能够有保证。 设立固定津贴型的基本养老保险， 保障水平显然不能太低， 至少要保证退休者的此项养老金收入要高于贫困线， 否 则没有意义。显然，对固定津贴部分的养老金收缴仍需要以支定收，现收现付。 虽然较之于受益基准制条件下养老金全部现收现付， 企业在统筹项目上的缴费率 会大幅度下降， 但也不可能太低。 同时，由于新的保障体制必须覆盖各种所有制 类型的企业， 设立固定津贴型的基本养老保障要对所有企业都进行统筹， 考虑到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企业发展的不稳定、 不平衡问题， 非正式部门和行业所占比重 过大以及养老金现收现付难以避免的逃避缴费等问题， 能否保证足够的收缴率仍 是未知数。 所以风险仍是存在的。 如果预期的企业缴费率因支出压力增大或因收 缴率降低等原因不能维持收支平衡， 要么需要财政进行补贴， 要么需要进一步提 高缴费率，进而继续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旧制度的误区。当然，按照世界银行的方案， 在通过其他筹资方式解决目前已退休职工和在 职职工养老金权益的情况下， 统筹部分 （即世界银行方案的支柱一） 在相当长时 间内都将有节余， 因为新职工中的大多数暂时到不了退休年龄。 这种情况类似于 国内一些机构推崇的“部分积累”。但世界银行方案根据测算也得出结论， 至 2030 年以后，这一统筹部分亦将会出现赤字。 也许考虑许多年以后的风险有些杞人忧 天，但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考虑，选择无风险的制度总是更 好。其二，一些技术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管理难度与成本也将大幅度提高。 在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 中国将面临大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和迅速的城市化、 工业化 过程，尤其是大批处于各种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 三产业的转移过程， 同时，也会出现大量的阶段性就业以及劳动力在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