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墨学研究

胡适的墨学研究 学术背景在胡适早期的学术活动中，墨学研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研究墨家逻辑学，在其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又把上述墨学研究扩展深化。他有关墨学的论著或文章还有墨子·小取篇新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论墨学、墨家哲学等。宣扬“全盘西化”的胡适为和在其早年的学术生涯中如此垂青于墨学呢？胡适在赴美留学之前，即受梁启超影响对墨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中说：“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1然而，这并非主要原因，充其量只是一个诱因。众所周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即大力提倡“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不过，胡适的“整理国故”不同于乾嘉学人“为学术而学术”的古籍整理，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目的，即希望借此而达到“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在口述自传中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四重目的：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的学理；三、整理国故；（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地整理）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2胡适的“再造文明”是要创建一个新文化系统。当然，这个新文化系统既不能专靠输入外部文化，也不能只是古代文化的复活，而应该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3不过，作为新文化人的胡适，与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一样，有着强烈的非儒情绪，认为“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哲学学派的恢复。”4因此，在先秦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学理所当然地引起胡适的兴趣。借助于墨学，既可以挣脱儒学的枷锁，又能从其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土壤”。5此其一。其二，胡适是中国近代最注重方法的学者之一，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方法”二字。他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其中原因固然不少，但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哲学方法”。他说：“在近代中国哲学的这两个伟大时期中（按：指宋、明），都没有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足以说明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6与有些新文化人彻底的反传统、着力宣传介绍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不同，胡适认为如果“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7。因此，胡适的重心不在介绍西方某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那些“表层文化”，而是在寻找中西文化的某种契合，即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的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8。胡适看中的是哪些具有决定作用的哲学方法。唯其如此，新文化系统才有根基，中国科学才能昌明。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是关注中国古代哲学方法的。思想敏锐的胡适注意到墨学中有经验主义的传统，富含许多知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内容，而且与西方近代实用主义的逻辑方法有许多契合之处，特别适合构建新文化系统的深层意识哲学方法。胡适正是看中了这些，才着力于发掘墨学中的营养并作近代阐释。研究述要胡适的墨学研究是从墨子其人其书的考订开始的。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9关于墨子生平，毕沅、汪中、孙诒让等人均有考证，胡适不同意孙诒让的观点，认为孙诒让的错误有二：其一，孙氏所据的亲士、鲁问、非乐上三篇文章都靠不住，可能是后来人编辑的，或者包含了明显的篡改。其二，墨子决不曾见吴起之死。因为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吴起死的那一年（公元前381年）墨家巨子孟胜及弟子替阳城君守城，孟胜死前派弟子把“巨子”之位传给田襄子，以免墨家断绝。据此，吴起死时墨学已成为一种宗教，墨子已死多年。他认为，汪中据墨子中耕柱、鲁问、贵义、非攻中下、公输及礼记·檀弓下来考订墨子生平很可靠。因此，他断定墨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00490年，死于公元前425416年。胡适从史料的辨伪入手，然后运用可信的史料，并运用不同的史料加以对照，以得出结论，是把传统的考据学和西方实证方法结合起来，比孙诒让在方法上前进了一步。其后的钱穆、侯外庐对墨子生平的考证均与胡适的接近。要对墨学进行系统研究，必须对基本材料墨子一书进行考订。胡适大胆运用近代社会科学方法，从墨子一书的思想倾向、语言特色等方面入手，精考细梳，条分缕析，将其分为五组：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决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以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做的。第四组，耕柱，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同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许多材料比第二组更为重要。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研究墨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的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10显然，胡适与此前的墨学研究者不同，他把整理史料作为切入点，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可靠史料的基础上。这事实上是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学说。胡适是较早自觉运用近代科学方法论的人，其后的冯友兰等人把这种方法论进一步推进完善。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是第一个对墨子一书进行系统分类的人，为其后的研究者所效仿。从这五组分类上可以看出，胡适把墨子一书看成先秦墨家思想逻辑演进的轨迹。不过，胡适认为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墨经）里面”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墨经中的有些记载反映了墨家后学与惠施、公孙龙相辩驳。在近代研治墨学的学者中，胡适是第一个运用系统的方法，发展的观点把墨家分为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使其“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即胡适所说的“明变”、“求因”。11胡适称前期墨家为“宗教的墨学”，主要依据第二组和第四组史料来研究，并从哲学方法和具体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来进行诠释。显然，前者是胡适研究的重心所在。胡适把前期墨家的哲学方法归结为“应用主义”，或者叫做“实利主义”。他说：“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12他进一步指出，墨家的“应用主义”又可以称为“实利主义”。儒家重义轻利，墨家重视“利”，墨经“义，利也”。胡适还指出，墨家的“利”并不是是“财利”的“利”，“墨子的义和利都是指人生行为而言”，“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13他还指出，墨家“应用主义”哲学方法的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其是非准则并非心内的良知，而是心外的实用。“墨翟发现了应用主义的方法之后，便把它贯穿于自己的全部学说中，使它成为自己的学说的基础。”14显然，胡适是在运用“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梳理前期墨家的哲学方法，他认为，“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墨家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又有很多相同之处。”15因而他力图把它纳入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之中。他首先提出问题，然后逐层解析，逐步证明。他力图使中国古代哲学近代化，使墨家的哲学方法适应时代之需，这种尝试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墨家的“应用主义”是与儒家的重义轻利，割裂义、利关系相对立的，是小生产者重视物质利益的反映。而胡适则过分强调了它与近代实验主义哲学方法相同的一面，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与哲学上的“应用主义”相联系，胡适认为，“三表法”是墨子的论证方法。如果说“应用主义”哲学方法是广义上的逻辑，那么“三表法”则是逻辑的应用。墨子·非命上说：“言必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胡适指出，“三表法可以概括为检验任何已知思想的真实性要求：（1）跟已经确立思想中最好的一种相一致；（2）跟众人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以及（3）付诸实际运用时导致良好的目的。”16他对三表法还作了具体分析，品评其优劣，认为三表法中最重要的是第三表，由此可见墨子注重实际应用。其缺点是把“实际应用”作了过于狭隘的解释，即解释为直接的利益，从而忽视了不能立即看到的价值。比如，墨子对音乐的指责，“很可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美学方面造成相当大的损害。”17至于第二表，胡适指出它表明了墨子重视亲身观察的价值。“墨翟关于直接观察的理论虽然是粗糙的，却标志着中国中国经验主义的开端。”18 “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19但其缺点有二：其一是耳目所见所闻是有限的；其二是平常人的耳目，最易错误迷乱。回到第一表，他指出“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样的意思”，“第三表说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第一表说的是过去的实际应用”。20胡适用实验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评判墨家的三表法，既肯定了它注重实际应用的伟大意义，又指出其应用的狭隘性，既看到它作为方法论是人们行动的理论指导，又指出它作为“真理的检验”的实践意义。撇开其理论本身的局限，胡适基本上揭示了三表法所蕴含的伟大意义。但胡适的评价不免过高，他没能指出三表法只是小生产者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无论是作为行动的理论指导和作为“真理的经验”，其价值都是非常有限的。把它过分拔高甚至同近代实验主义比附是不可取的。同时，胡适一方面主张要“了解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可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又把它从其时代抽象出来，作抽象的、超越时代的评判，这显然是矛盾的。相对于上述哲学方法来说，胡适显然把具体政治主张的研究放在次要地位。在他看来，具体社会政治是表层的，是受哲学方法支配的。相对于“应用主义”的哲学方法来说，墨子的具体政治主张，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只是其哲学方法即根本观念的应用，是墨学的枝叶。墨子的具体社会政治主张，胡适认为是以“天志”为本的宗教，即“墨教”。他引用墨子·天志上作为其论证的根据：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兼爱”、“非攻”是“天志”的体现，“明鬼”是“天志”的补充。节葬短丧表明墨家对鬼神“只注重精神上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虚文”；21墨家主张兼爱，因为尚贤，“反对种种家族制度和贵族政治”；至于尚同，就是上同天志，“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墨子的宗教，以天志为起点，以尚同为终局。”22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许多墨学研究者那里，都很难调和“天志”与“非命”的矛盾。胡适认为：“墨子不信命定之说，正因为他深信天志，正因为他深信鬼神能赏善而罚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