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五蠹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看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引读】 本篇是韩非子最重要的论文之一。韩非子认为人类社会状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管它 是变得越来越好，还是变得越来越坏，统治者的政治措施都必须与时俱进，跟上这种变化， 否则就没法搞政治。所以，变法改革势在必行。他认为，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必须采用严 厉的法治措施；儒家“仁义”、墨家“兼爱 '的说教，听起来悦耳，实际上不管用；老百姓 只会服从权势、追求实惠，不吃仁义兼爱那一套。所以，对老百姓最管用的是厚赏与重罚。 而儒家的德治，提倡什么“仁”啊“孝”啊，其实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只会使国家多出许 多逃兵和骗子。君主一定要从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讲究实效，鼓励耕战，不要受儒生和说 客的蛊惑。他最后列举了五类破坏法治的人，认为他们是国家肌体上的蠹虫，必须彻底清除。一 古今社会情况大不同，守株待兔行不通上古的时候，世界上人很少，而禽兽却很多，人们敌不过各种野生动物的侵害。这时就 出了个圣人，教会人们构筑窠巢来居住，以抵挡野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做天下的王， 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们生吃瓜果和水产动物，又腥又臊，气味恶心，伤害肠胃，很多 人都得了肠胃病。这时又出了个圣人，教会人们用燧石钻木取火，用火烧烤食物以消除腥臊。 人民爱戴他，让他做天下的王，称他为“燧人氏”。到了中古的时候，天下遭受大水的困扰， 于是鲧、禹父子就来开沟挖漕，疏通河道。到了近古的时候，桀、纣残暴，把天下搞得大乱， 于是商汤王、周武王就起来讨伐他们。假如在夏代，还有人想凭借构筑窠巢、钻木取火那一套本事来治理天下，那一定会被鲧、 禹父子笑话了。假如有人在殷商和周代还想凭开沟挖漕、疏通河道那一套本事来治理天下， 那也一定会被商汤、周武嘲笑了。同样的道理，假如有人在今天，还要赞美尧、舜、禹、汤 和周武王那一套治国办法，企图拿来运用，那也一定会被新一代圣人嘲笑了。所以，圣人不指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过日子，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是必须根据 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从前宋国有个农夫在田里干活，田里有一个树桩。 有一天农夫看见一只野兔飞快地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掉了。农夫捡了个便宜，从 此田也不种了，把农具扔在一边，自己坐在树桩旁等待，希望再有兔子来。可是他却再也没 有捡到兔子，反而遭到宋国人的嘲笑。如今有人要用古代先王那一套办法来治理当今社会， 其实也就跟这个守株待兔的农夫一样可笑。（1085）古时候男人用不着耕作，大自然里生长的各种果实也够人们吃的了；女人用不着纺织， 禽兽的皮毛也足够供人们穿着了。那时人们不需要出力劳作，生活资源就足够了。因为人很 少而天然的资源却很充足，所以人与人之间也没什么好争的。因此，既不需要丰厚的奖赏来 激励，也不需要严厉的惩罚来禁止，民众却相安无事，自己把自己管理得很好。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一个男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老祖父还 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了。人口越来越多而资源财物却日益贫乏，大家劳动得很辛苦而日 常生活资料还是很紧缺，所以，人们不得不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运用奖赏实行惩罚，还是 难以使社会免于混乱。尧做天下之王的时候，住的是茅草屋，屋顶上的茅草没有修剪过，椽子也没有修斫过； 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身上裹一块鹿皮，夏天身上披一块粗布。他那时的待遇， 还比不上一个看大门的保安啊！禹做天下之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辛苦得 大腿上没了肉，小腿上不长毛，就连被抓去罚做苦力的囚徒，也没有他那么辛苦啊！由此看 来，古代传说中那些圣王把天子的位子禅让给其他人，实际上就等于是辞掉一份看大门的差 使，逃离了囚徒般的苦力活，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扬的啊！而如今情况却大不相同了。且不说那些为王为侯的，即使做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不仅 身前享尽荣华富贵，而且死后他的子孙后代还要沾光，享受优厚待遇。这就难怪人们对官位 的得失看得很重了。所以，要叫人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是容易的，要叫人辞掉当今县太爷的 职位却很难，因为两者所得到的实惠相差太大了。住在高山上的居民要到深谷里取水，水贵如油，所以逢年过节就把水当作礼品互相赠送。 而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受尽水涝之害，还要花钱雇人来帮他挖沟排水。荒年后的开春，人们 如果有一点粮食，连分一点给自己的亲弟弟都舍不得；大丰收后的秋季，粮食堆满仓，连过 路人都被拉来做客请他吃。这并不是对自己的亲人感情还不如对过路的人亲密，而是由于粮 食的少与多相差太大了。所以，古代人看轻财物，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仁爱，而是因为当时 资源比较丰富；今天人们争夺财富，并不是因为如今人们都很卑鄙，而是因为如今财富资源 太少了。古人辞掉个天子职位也不在意，那不是因为他特别高尚，而是因为那个天子职位实 在没多少权势；今人一个个争着巴结权贵，不是因为他们都卑鄙，而是因为权贵手中的权太 重。所以，圣人是根据财富的多少、权利的轻重等不同具体情况来制定政策，有时处罚比较 轻但也不能算仁慈，有时惩罚很严厉但也不能算残暴，都得看是否适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 总之，办事要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措施要跟上发展中的具体的事务。(1087-1089)二 “仁义”靠不住，御悍马须靠缰绳和皮鞭古今社会情况、世风民俗都不一样，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当然也就不同。用过于仁慈宽 松的政治手段来治理急剧动荡时代的民众，就好比不用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御凶悍的野马一 样，那是很不明智的。如今儒家、墨家都称赞古代先王如何爱天下的人，像父母爱护孩子一 样爱护民众。何以见得呢？他们举例说：“当法官将要对犯人执行刑罚时，君主难过得连音 乐也不想听了；当犯人被处决的消息传来时，君主伤心得流下了眼泪。”这些就是他们赞赏 先王有仁慈之心的例证。可是难道君臣之间的关系只要像父子一样，政治就一定能搞好了 吗？照这么说来，天下岂不就不该有父子反目、家庭不和的事情发生了吗？从人之常情来看， 的确没有什么爱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但是接受了父母之爱的子女还是有不听话的，家庭还 是有治理不好的。现在叫君主像父母一样去爱民，君主的爱总不会超过父母吧！子女尚有不 听父母管束的，何以保证民众就一定会听从君主的治理呢？再说先王听到死刑执行的消息， 流出几滴眼泪来，这只不过是仁慈的表演，并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流出眼泪不想用刑，这 算是仁慈；但终究不可不用刑，这就是法律。先王最终维护的是法律，而不是听从什么仁慈 之心。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仁爱这玩意儿是不可以拿来治国的。民众本来就倾向于服从权势，很少有人真会被仁义所感召。孔仲尼算是天下的圣人了， 他修养品行、弘扬仁道、周游海内。海内欣赏他的仁义愿意追随他、跟他学习的不过七十人。 尊重仁义的人太少啦，做到仁义太难啦，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追随他的只有七十人，而真 正做到仁义的，恐怕就只有孔子他自己一个人了。鲁哀公只能算是下等的君主，要才没才要 德没德，可是他坐在君主的位子上，全鲁国的人谁也不敢不听他的话。民众就是屈从于权势， 权势就是可以服人，有什么办法？所以，孔圣人才德再高也只能是臣，鲁哀公无才无德却照 样为君。孔圣人也只好听从鲁哀公，不是因为鲁哀公有仁义，而是因为他有权势。凭借仁义 孔子似乎不必服从哀公；而凭借权势，哀公却可以叫孔子臣服。当今那些迂腐的学者游说人 主：不教他们充分利用具有必胜把握的权势，却告诉他们实行仁义就可以为王。这等于是要 求所有的人主都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而世上所有的老百姓都成为孔子的门徒。这怎么可能呢？(1096-1097)如今这里有个不争气的坏孩子，不好好学习，整天干坏事。父母对他发怒，他不改；邻 居指责他，他无动于衷；老师教育他，他也没有丝毫长进。父母的爱心，邻居的关心，老师 的苦心，三方面施加良好影响都改变不了他一根毫毛。到了官府下决心整顿社会治安，严厉 打击坏人，派来警察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这时他害怕了，开始改变了，要改邪归正了。父 母的爱心教不好孩子，国家的严厉刑罚却能使他改邪归正。由此可见，民众也就是那么回事： 你对他们爱护，他们反而被骄惯坏了；你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他们反而听从你。十几米高的城墙，即使玩杂技的高手也爬不过去，因为城墙很陡峭；海拔几千米的山头， 瘸腿的老母羊也能爬上去，因为山坡不那么陡峭。英明君主的法与刑，也应当像城墙那样严 峻陡峭，没有坡度。一小段不值钱的布料掉在地上，平常人见了也会伸手去捡；万两黄金烧 熔化了放在那里，即便是胆大包天的惯偷也不敢伸手。在不一定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不大不 小的便宜谁都想捞一把；在一定会烧伤手的情况下，即使是黄金万两也没人敢下手。所以， 英明君主制定的法度一定要十分肯定明确，执行起来毫不含糊，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情 况下一旦做了什么事就一定会遭到惩罚。奖赏最好丰厚而可信，使民众觉得确实有利；惩罚 最好严厉而肯定，使民众觉得的确可怕；法律最好统一而稳定，使民众觉得确实可靠。君主 依法奖赏不改变，依法诛杀不赦免。同时以舆论赞扬配合奖赏，以批评贬斥配合惩罚。这样， 不管是有才能的还是无才能的，就都会尽最大努力为君主效力了。三 表彰了孝子贤孙，增多了逃兵和骗子儒生用文的一套来扰乱法制，侠客用武的一套来触犯禁令，而当今的君主却对这两类人 特别优待，尊为上宾。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乱？破坏法制是应该判罪的，而那些儒家先生们 却因为舞文弄墨写点扰乱法制的文章受到重用；触犯禁令是要杀头的，而那些侠客们却因为 私自仗剑行凶受到供养。法律所不允许的，君主却录用；法官要诛杀的，上面却供养。法律 与上面的趣味互相抵触，不知以什么为标准，即使有十位黄帝再生，也治理不好这样的国家 啊！对宣扬仁义的人不可赞扬，赞扬了不利于鼓励人们为国立功；对搞文学的人不可录用， 录用了会搞乱法制。楚国有个老实耿直的小伙子，他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就去向官府告发。 可是楚国的令尹却下令把这个小伙子给杀了，因为令尹认为他对国君固然算是诚实，但对父 亲却是不孝，大逆不道，该杀！由此看来，凡是国君的忠直之臣，大多是父亲的不孝逆子了。 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出去作战，每次上战场他都做逃兵。孔子问他怎么回事儿。他回答说： “我家里有老父亲，我要是死了，就没人供养他了。”孔子认为他孝，就推荐他做官。由此 看来，父亲的孝子，那一定是君主的叛臣了。令尹诛杀了老实人，从此楚国下面的奸情就再 也没人愿意对上揭发了；孔子赞赏了逃兵，鲁国的军队再也别想打胜仗了。上下的利益，就 是这么不一致。君主却既要表彰这些个人的所谓孝行，又想求得国家的利益，这怎么行得通 呢？古时候仓颉制造文字，画一个自我环抱的圈“乙”，表示“私”；上面再加上背对背 的两笔“公”示意与“私”相背，代表“公”。可见仓颉也知道，“公”与“私”的利益 是相背的。现在却有人以为公私利益相同，真是糊涂之极！如今若是从个人私利考虑，最好莫如去修养修养品德，学习学习文学。品德修得好可以 得到信任，得到信任就可以做官；文学学得好可以当老师，当了老师十分光荣。这对于个人 来说，真是再美好不过了。可是对国家而言，却是让无功之人得到了官职，让没有受到国家 嘉奖的人获得了荣耀。像这样搞政治，国家一定会乱，君主的地位一定会危险。不能互相兼容的两件事，是不可以同时提倡的。一方面让杀敌的人受赏，另一方面又赞 扬儒家的什么仁慈爱惠；一方面让攻城的战士受爵禄，另一方面又宣扬墨家的什么非攻兼爱； 一方面需要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以备战，另一方面又欣赏文人那种宽袍大袖的装束。国 家富强靠的是农民，抵抗外敌靠的是士兵，可是受到尊敬的却是那些文学之士。服从领导、 遵纪守法的良民被抛在一旁，供养的却是那些无视法律、私自行凶的游侠。这样做，怎么可 能使国家富强？国家太平的时候供养着这帮儒生侠客，遇到战争才想到使用战士。得到利益 的人不是要用的人，要用的人没有得到过利益。因此，埋头干事情的人渐渐怠慢了工作，而 游手好闲、玩弄虚学的人却越来越多。社会也越来越混乱。(1104-1105)四 空谈没有用，种田打仗才是真功夫当今的君主对于言论，只欣赏其巧妙辩术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