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无首”与最佳生存状态

1“群龙无首”与最佳生存状态试谈乾卦对儒、道生命观及先秦汉魏文士生命意识的影响 社会与人生，始终是哲学永恒的范畴。 周易·乾卦中不无对个体与群体，亦即人生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个体在群体中存在的理想状态究竟如何?“群龙无首”是对此理想状态的阐释个体之间的矛盾与磨擦达到最小，在群体中互相谐调，从而使二者均达到最大、最优程度上的发展与进步。这种意识后来在老子诸多章节中同样存在，成为老子中关于“道”的探讨的一部分。失意文人也在痛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并在作品中描绘出类似于“群龙无首”的境界。 乾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之头卦，在周易中的首要地位可见一斑。 乾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生命哲理，道出了最佳的生存状态，对儒道两派的生命观均产生巨大影响，并几乎成为先秦汉魏文士苦苦思索与探讨的生命意识的归着点。本文拟就此略抒管见。 一乾卦以“龙”取象， “初九”之“潜龙”、 “九二”之“见龙”、 “九五”之“飞龙”、 “九六”之“亢龙”，都指“龙”的个体，即指易传中所谓的“君子”。卦辞中又有“群龙无首，吉”，“群龙”是“龙”的群体，即指社会集体。 乾卦如此取象，无疑寓含着“龙”与“群龙”个体与群体，亦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从“初九”到“九五”是一个自我价值逐渐增值的过程：“初九”曰“潜龙勿用”，不违于道，体道而“无闷”，无所行动，只在进行自身的积蓄，所以坚不可“拔”；“九二”曰“见龙在田”，在心与道合的基础上，进而有所为，言信而行谨，做到“德博而化”；“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旨在“进德修业”，使德行与功业进一步发展；“九四”曰“或跃在渊”， 乾·文言对此解释说：“上下无常，2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君子依时、依势而上下进退，意在其“德业”能够为世所用。在这一阶段中，个体运行的轨迹是自下而上、从低到高的，其价值持续地积蓄、扩充，是一个熵减的过程。但是，个体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出现“亢龙有梅”的局面， “亢龙”“知进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德而不知丧”(以上三句均见乾·文言)，物极而反、盈极而亏，势必走向自体的毁灭，同时扰乱整体、侵扰其他个体，制造乱局，无疑使系统整体的熵值增加。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群体来说， “群龙无首”这一取象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君子”亦即每个个体，都孜孜不倦、 “自强不息”地“进德修业”，意欲“及时”而用，使个体的效用得以发挥出来。与此同时，个体之间“群龙”之间又能互相协调，不相阻碍、磨擦，每个个体都进人到一种自觉的、自为的状态，发展自身，又不影响他人，自然也不需要“首”来指挥与操纵。个体均“不失其正”，集体自然而然地“不失其正”，成为一个自然而有序的系统。这样的集体，是最和谐、最美好、最理想化的，是适合个体存在、发展的最佳状态。同时， 乾卦直接触及到生命本身。 乾卦不仅提到人生的“进”与“退”、 “得”与“丧”，而且提出了“存”与“亡”， “存”即生存， “亡”即死亡，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条线段， 乾卦则兼顾了起点、过程与终点，顾及线段的全部，即生、活着、死，并揭示了生与死的辩证统一。 乾卦对于生命及生存环境，对于社会人生、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考索，如同先知的预言，犀利而准确。 二周易的地位是很独特的，既是道家“三玄”之首，又是儒家重要经典，儒、道二派都极力从周易中寻出自己的理由与支持，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周易本身3的博大精深、包罗丰富。 周易中举足轻重的“乾卦”对于社会及人生的考索，对儒、道二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受乾卦启发的当属老子。 老子中许多内容都可看作对周易原理更为详尽、系统、条理的阐发。老子所标举的社会群体是“静”的， 老子16 章、37 章、57 章都反复地提到“静”。 “静”看似“无为”，而其结果却是：“我好静，而民自正(57 章)”，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37 章)”， “静”的目标在于“正”，而“正”即意味着“无不为”。 老子中的“正”同于乾·文言中所守之“正”。 “静”与“水”是老子中经常出现的概念，8 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78 章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之能胜”，水能弱而胜强，虽为至弱，实则至善。 “静”与“水”实质上也是相通的，二者有本质上必然的联系。 “水”表面是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静”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止水”， 老子的“水”是动态的，是看似静的动，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有序的动。而在老子中， “静”也并非“静止”，而是“有序的动”，这种有序指个体遵循道，个体之间协调而统一，所以可以达到“正”，达到“无不为”。由此出发，老子极力反对破坏整体、系统的和谐关系。24 章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此章所谓“企者”、 “跨者”、“白见者”、 “自是者”、 “自伐者”、 “白矜者”，其形象的实质等同于乾卦之“亢龙”。18章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段话可作辩证理解：有仁义，大道废；有大伪，智慧出；有孝慈，六亲不和；有忠臣，国家昏乱。 “仁义”、 “大伪”、 “孝慈”、 “忠臣”等都属打破和谐的“亢龙”。 乾卦仅对“亢龙有悔”，因为“亢龙”高自标置， “贵而五位”、 “高而无民”， “亢龙”高高在上，作了“群龙”之“首”，破坏掉“群龙无首”的最佳组合，引起系统整体的混乱，使熵值突增。老子主张“不自见，或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22 章)，就是旨4在维持“群龙无首”的状态，避免出现“亢龙有悔”。这是一种合理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个体与群体双方都有利。老子是较注重现实生命的， 老子揭开了生命含义的精髓，33 章中说“死而不亡者寿”，同乾卦一样，兼及生与死，是对生命全过程的考索。老子明确指出：真正有价值的生命，不会随着肉体的死去而消失，其生命的精华应是精神的、非物质的，会得以延续，生命本身亦藉此获得永恒与不朽。老子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乾卦暗合并有所发展。老子清醒而冷静，但决非悲观消沉。他力图为个体以及整体的运行轨迹提供方法论。道家一派中，真正悲观绝望的是庄子。庄子宣扬“无用”以保全性命，无用即无所作为，不尽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也就是只要个体，不要群体，脱离社会。即便对个体，庄子也持极端悲观的态度。 庄子认为，人不仅在空间上微不足道，在时间上更是来去匆匆。 知北游篇中说：“人生天地之间，若自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盗跖篇中也写：“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 ”庄子强烈地体味到生命的短暂，对他来说，生命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存在，一个倏忽即逝的瞬间。他从生命所占居的极小的空间与极少的时间中，看不到任何积极的因素，得不出任何有为的结论。庄子认为人活着，只要有待，就有痛苦，并且生命有多长，痛苦就有多长。因为人身是物质的、现实的，必须有待于外在的现实才能得以维系，这种患在于有“身”的观点出自老子第 13 章：“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有身即有待，无待即无身，如果无待，生命本身也不会存在了。身与待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矛盾，即便庄子笔5下的“神人”、 “真人”也要“餐霞”、 “饮露”，也要“乘云气”，所以还是有待于“霞”、 “露”、“云气”等外物的。生命对于庄子来说，就是痛苦，就是死亡。庄子虽深刻地理解死，但是轻视了生，忽略了生命的价值，也否定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割裂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他只执乾卦、 老子中所涉及的生命线的一段死。儒家的持论则恰好与庄子相反。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儒家极力强调、推重群体。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他们标举“立德”、 “立功”、 “立言”(见左传·襄公 24 年)的“三不朽”的立身处世原则。正如孟子·告子中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儒家奉行的是“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 “仁以为己任”、 “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他们所躬行的“长幼之节”、 “君臣之义”在生命的终结时刻才宣告结束。也就是说，儒家所重的是“群”，是社会整体，在许多情况下，是牺牲个体以维护集体，而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协调、同步的发展。一般说来，儒家重现实人生而回避死亡。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乐以忘忧”，与庄子大相径庭，孔子对生持乐观态度，根本不关心衰老与死亡这种必然的规律。所以当子路问事鬼神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生与死的辩证关系中，儒家似乎又执“生， ，之一端，大约有同于只知“进”与“得”，不知“退”与“丧”，只问“存”，不问“亡”的“亢龙”了。总之，对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生命本身的生与死的考索，庄子与儒家的主流态度是互相割裂的，二者各执一端，都有缺憾，也都是不够完善的。按照一般性的6理解，死亡是一个悲剧，既然这一悲哀的结局不可避免，所以没有必要不顾“老之将至”；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人们当然应该重视现世的“生”，从短促的生命过程中探掘出永恒的内容，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意识到终极结局，同时又积极地生活，全面地把握死与生；对于个体与群体来说，二者应互相协调，避免矛盾，同步发展，和平而稳定。因此，儒道二者应该是互补的，互补的结果当是乾卦提出的集体与个体互相配合、共同进步的。三乾卦“群龙无首”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也是只有儒、道(主要指庄子思想)并行互补才能接近的状态。正因为是理想的，所以与现世的实践始终会存在着距禹。人应该如何把握自己的一生?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并同步地推动整体的前进?怎样调节个体与整体?诚然，这是每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能动的主体不会满足于植物般地机械地被动地活着，总是要设置自己的人生道路，总是要面对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因而，对生命哲学的探索也自然超出周易·乾卦、儒与道等纯哲学的领域，而成为一个较普遍的问题，进入文学的范畴，久久地索绕着文士的心灵。在先秦，伟大诗人屈原积极地追求生命的价值，努力地实现人生理想，却因得不到集体的容忍与忍可而无法发扬个体，并最终走向自体的毁灭。继屈原而后的抒情诗人宋玉，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的夹缝中，无时无刻不感觉到痛苦与无奈，宋玉身上有儒家求功名的一面， 九辩中写他“欲布名乎天下”， “布名天下”是他人生目标的寓托，但却不能实现，于是他别无选择，只有“处穷而守高”，又显示出道家的影响。在汉代，儒家思想占居主导地位，经学观念笼罩着意识形态领域。受此情况左右，许多文士如司马相如、董仲舒、东方朔、司马迁、王褒、扬雄、刘歆、冯衍、班固、张衡等等，都怀有“兼济， ，之志，希望施展才能抱负，有补于国家社稷，但往往7以怀才不遇而走上游心玄默的道路。怀才不遇，似乎是绝大多数文士的通病，究其根源，则在于个体的自由发展受到外界的阻挠或整体的障碍，其自我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对于大多数文士，都是先儒而后道，儒不成则道，由主动地追求儒转向消极地接受道。儒与道是选择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有一个先后相继的顺序，而不是同步并行，虽然在同一主体身上得到统一，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互补，因此，达不到“群龙无首”，个体与整体也不可能彼此促进、共同发展。在建安曹魏之际，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疾疫流行， “白骨蔽平原”， “千里无鸡鸣”，生命的大批凋谢，促使文士们现实地面对死亡，探索死与生的辩证，探寻生命的意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