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师《中国古代文论》离线作业

华师中国古代文论离线作业1 先秦文论的主要成就有哪些？答；先秦儒家和道家在文学理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学创作实践，奠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品性。其主要成就表现在：第一，主张文学表现真情，反对虚情假意；第二，重视艺术修养和语言表现技巧；第三，在内容和形式上，孔子提出了“文” 、“质”互依的理论；第四，注重“言意”关系；第五，庄周提出的“天籁说” ，不仅规定了我国抒情文学和音乐的最高境界，也反映出对诗歌形式的最关键因素节奏的深刻认识。另外，道家的“齐( 斋)以静心”、“乃凝于神” 、“以天合天”、“指与物化” 等思想，对后人研究酝酿、构思、形成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等有很大的影响。2 请谈谈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答；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 同时 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 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 怨愤郁结 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 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 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一、 “发愤著书说”的内涵 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 。 “泄愤”是著书的动力“ 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 这两方面的内容 又是互相联系 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 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 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 报任安书载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 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 韩非囚国 说难 孤愤 。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 故述往事 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 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 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 要言圣贤之道 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 孔子的论语阳货 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 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在后代 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 提出“学所以为道 文所以为理” 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 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 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三、发愤著书的意义和局限 “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黑暗现实斗争的理论依据 1 提高了“怨”的地位 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 2 扩大了批判现实的范围 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 3 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 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 但这是瑕不掩瑜的,而且还上升为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3 请谈谈诗大序的诗歌理论。答；诗大序把“抒情”说作为“言志”说的必要理论补充。所谓“志”，一般是指符合理性规范的思想志向，这是从政教伦理角度来要求思想的“同一”，重在表现人的社会共性；而所谓“情”，则多表现为抒发个性的要求，这是从表现人的特殊性着眼。在诗大序中，“情”与“志”相统一，因为作者对“情”加以限制，明确要求诗歌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作者一方面认为“发乎情，民之性也”，另一方面则认为“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毛诗正义中对于这一段有比较全面的解释：“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4 请谈谈儒道释文化对唐宋金元文论的影响。儒道释文化对唐宋金元时期文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意境说、载道论、妙悟说三大理论中。1、意境说。意境说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时代的文化思想。先秦礼乐文化崇尚天人以和，孔儒文化追求中和之美，老庄道家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此外，佛教文化对心理空间及境界的开拓，都为意境说的产生奠定了厚重的文化哲学基础。王昌龄诗格中首次将“境”作为诗歌理论的重要概念并大量运用。他提出了“诗有三境”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王昌龄将“诗境”的构成分为“物境”“情境”“意境”三个层面，后人所谓意境，实则包括了此三境。王昌龄将意与境二者统一起来谈诗文创作，既强调客体之“境”在创作中的基础作用，又揭示主体之“意”、“思”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其意境论还明确了诗歌创作中象与境的关系，认为先须有境，然后构象，至意、象契合，才算完成。诗境的创造，关键在意、象契合，当久思不得时，不可力强，只有当境成熟于胸，象才会生生不穷。2、载道论。“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儒家文论关于文与道之关系的集中反映。初唐，陈子昂目睹齐梁以来重词采音律等形式之美而轻思想内容的文学创作现实，力求拨正初唐文风，陈子昂认为齐梁文学只重辞采等形式雕琢，无深刻内容，缺乏思想和精神的振撼力，既无“兴寄”，亦乏“风骨”。所以，他以复古为号召，呼吁文学重新重视古人文章之“道”，再现汉魏风骨，即强调诗文的内容应有感染人的力量。陈子昂所谓文章之“道”，具有传统儒学重思想功用的色彩。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高举“文以明道”旗帜，将承续并弘扬儒家道视为文学的使命。宋代道学家为韩愈所创立的“道统”文论注入新的内容，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观，将韩愈文道并重的思想演变为重道轻文。理学家吸纳佛、道思想为儒学所用，其目的仍在于建立新的儒家道统。欧阳修等古文家继承了韩愈的文以明道思想，重振文道并重的文学观，欧阳修所讲的“道”仍是指儒家之道。只是到了“三苏”才不拘囿于儒道，将“道”看作文学作品表达出的思想、道理。时至南宋，文以载道论经朱熹的进一步阐释后，成为新儒学的文学观。宋代理学家中，程颐提出“作文害道”的观点，认为文学写作妨害儒道的传播，将文学与儒道对立起来，最终走向文学取消主义，这显然是错误的。3、妙悟说。妙悟说是宋代严羽创立的诗学理论。严羽以禅悟喻诗，认为学诗作诗要用禅道的“妙悟”方式去熟参上乘诗作，体悟作诗的道理。严羽所谓妙悟是指禅宗顿悟，其意是指在熟参前人诗作时，突然领会诗的妙谛，彻悟诗美特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对“妙悟”作出了具体解说：所谓“妙悟”，指的是学诗写诗时产生的犹如学禅领悟真如佛性一样的认识上的飞跃，领悟诗的“兴趣”及其艺术特质。诗不同于学术文章，创作激情的爆发，带有一定的直觉思维的非理性因素，因而应从审美整体去加以形象的把握。 “悟”本是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中早已存在的概念，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一种觉悟、觉醒。佛教传入中国后，“悟”在佛经翻译中大量用于指称由混沌迷惑变为知晓洞明的心理认识过程。自禅宗兴起后，就有惭悟（北宗神秀）与顿悟（南宗慧能）之分，形成两种不同的修炼悟佛道方式：一主坐禅念经、惭明佛性，一主见性成佛、顿悟真如。佛经中“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即是顿悟一法，经慧能的广泛阐释而获发展，慧能的顿悟说在士人中广泛流传，进而影响到诗论和文论。至宋，禅与悟已成为人们写诗论诗的“口头禅”。苏轼既学禅、通禅，又能引禅趣入诗，以禅意谈诗。其琴诗、涵虚亭等都有禅趣，又跋李端叔诗卷说“暂借好诗销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道出诗与禅的相通相契。师从苏轼、黄庭坚的江西诗派的诗人都善于以禅喻诗，同时其他诗人及各种诗话中都有以禅说诗的风气，只不过都停留在只言片语或几个诗句的直觉感悟上，没有具体深入的诗艺诗美探究。惟吕本中所谓“识活法”、“悟入”之论，才将禅悟与诗悟沟通，具有一定的理论性。至严羽的妙悟说，在禅学与诗学的全面沟通方面作出了总结。5 请谈谈梁启超对近代文论的贡献。答； 梁启超,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的贡献,在于他的思想先进性,给古老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让世人知道,我们需要创新,不能固守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观念。 作为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影响及于几代人.作为生长在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年代的人,他懂得世界上除了训诂词章，还存在着五大洲、四大洋，还有一个无限丰富的知识宝库，于是燃起了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欲望,甚至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传播他的新主张.而这写,恰恰是当政者最害怕见到了.梁启超亡命日本,却发现日本有大量关于西方新世界的译本.在大量吸收新知识之后,梁启超更加发现,只有创新,只有改变,我们的国家才能有发展.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传播西学的同时，还运用他那常带感情之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阴谋，抨击君主专制政体及其所造成的国民奴隶根性，批判封建纲常，彭吹自由、民权、自治、自尊、独立、合群、进取、冒险等等。梁启超思想达到最活跃的时期。 作为杰出学者，他做了广泛的开拓性工作.大量的著作使梁启超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研究的开山祖。他极力主张破除原有的思想禁锢,要心中有国家,有集体,有理想,而不应满脑子都是朝廷,个人和现实。人应该有更加积极向上的目标和追求,而不是鼠目寸光,只知道用大国丰盈的思想麻痹自己。因为,梁启超似的人物们在当时深刻地感受到了民族危亡时刻的到来。梁启超在财政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以及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等方面都有不少论述和建树，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几乎都与梁启超的名字相关连。尽管梁启超一再批评自己治学“爱博” ，不免肤浅，甚至自认对晚清思想界的“粗率浅薄”负有罪责，但是，公正地说，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演化的过程中，梁启超披荆斩棘，除旧布新，其筚路蓝褛之功是不可没灭的。梁启超对思想文化的革新工作不仅促进了革命事业，而且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风气。 作为长期致力于改革事业的政治活动家，他一生追求立宪政治，从戊戌维新、立宪运动到反帝制复辟，为谋求中国政治近代化作了艰苦努力。梁启超和当时的"新" 人类以通俗流畅的文字揭示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因循守旧的祸害，宣传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阐明废科举、兴学校、开民智、育人才等重大问题，并时发民权论，抨击君主专制.事实表明，梁启超虽然不赞成革命党人的主张并与之结怨，但他反对清政府，要求改革其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场都是鲜明的和一贯的。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而且前者更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20 世纪初年，梁启超为实现立宪政治而奋斗，并为此而系统地引进和推介了资产阶级的立宪思想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的近代化。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文化史中的人物来说，就像任何一个谙熟儒学的人物一样，他原本就很容易受到孔子丰富生涯的暗示，去尽享一个开门授徒与著书立说的晚年。正像他自己写到的那样:"诲人又是多么快活啊。自己手种一丛花卉。看着他发芽。看着他长叶。看着他含蕾。看着他开花。天天生态不同。多加一分培养工夫。便立刻有一分效验呈现。教学生正是这样。学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大。你想教他怎么样。自然会怎么样。只要指一条路给他。他自然会往前跑。他跑的速率。常常出你意外。他们天真烂漫。你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