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乎世界之潮流”》文献资料

“顺乎世界之潮流”文献资料陈东 2016-3-17顺乎世界之潮流，适乎社会之心理，登高一呼，天下响应，非无故也。(孙中山就组织南方政府与记者的谈话，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八日)（来源：汤锐祥编著,护法运动史料汇编（ 二 ）国会议员护法篇,花城出版社,2003.03,第60页。）【西学东渐】（1692年）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参见李光地：理气，榕村语录续集，卷17；互见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九。）（1692年）又命取测日晷表，以御笔画示，日：“此正午日影所至之处。”遂置乾清门正中，令诸臣候视，至午正，日影与御笔画处恰合，毫发不爽。（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卷153，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清实录，第五册，中华 书局1 985年版，第698699页。）【开眼看世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来源：清徐珂：清稗类钞卷16外交类)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著两广总督蒋攸铦等晓谕洋商严禁夹带鸦片等事上谕（三月二十三日），嘉庆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07月第1版,第18页。）（1841年）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楞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但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来源：雷颐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03,第9页。）（杨芳）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来源：清梁廷楠著：夷氛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09，第58-59页。）杨芳以身经百战的勇将而闻名，二十年前他就担任过直隶总督，可见是一位很老的将军。他听说英军炮击准确如神，感到很奇怪，跟巫术师商量对付的办法。巫术师认为敌阵中有会使妖术的人，一定要破除他们的妖术。他说：“外夷妖术最忌的是妇女的尿。所以妇女的尿桶可以作为制胜敌人的武器。打开尿桶的盖，将尿桶正冲着敌船，妖术立即可破。尿桶愈多愈好。”杨芳来到广州，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不用说，尿桶当然不会有任何效验。（来源：日陈舜臣著：鸦片战争实录：鸦片战争,重庆出版社,2008.11,第175页。）天朝准予各国通商以来，垂二百年，深仁厚泽，美利无疆。而内地茶叶、大黄二项，为尔外夷必需之物，生死所关，尔等岂不自知，是天朝本不必通市，而尔各国能一日不通市否?（通谕各国夷商稿（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日)）林则徐译书报一事也在外人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们对此极为称许：然林则徐行事全与上相反，他自己先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他就指点奸细打听事件法子有几个夷人，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俾有翻译人译出大概之事情林系聪明好人，凡有所得，不辞辛苦，常时习用，记在心中。于近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然而，接替林则徐钦差之职的琦善对此的评价却是：“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琦善的这一评价，其实代表了仍拥天朝自大的统治阶层的看法。不过，尽管林译在当时并不被琦善等朝廷官吏所认同，但数年后，经历了两次战败的国人终于认识到林则徐的先知先觉，并誉其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尹文涓.林则徐的翻译班子及所译西书西刊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6):100-104.)1840年中英开战前，道光帝才匆忙令臣下查明英国情形。琦善“访知”，女王自行择配，奏言“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耆英谓英人夜间目光昏暗。黄惠田更谓英地暗黑，不敢燃火，船行半月始见天日。骆秉章奏称英兵上身刃不能伤，但以长梃俯击其足，应手即倒。全是一派胡言。就连确实认真查考过一番的林则徐，其下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也是由于错误地认为：“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中国封港，其货无处可卖；其本国距中国太远，出兵不易；女王叔父有觊觎之心；安南曾诱歼其船，他国恶之，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国”；“从前律劳卑(WJNapier，17861834)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这些判断无一符合实际情况，徒然成了偾事的原因和外人的笑料。（来源：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07月第1版,第62页。）一八三八年，林奉诏入京，奏说：“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明年春，林抵广州，访问两广总督邓廷桢诸人的意见，奏说：“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及林维喜案发生，英人从澳门逐出。林称：英船缺乏粮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又信中国封港，英货无处可卖，女王叔父有夺位的野心，安南曾诱歼英船，英国万不敢窥伺中国，即或战争，中国亦无所惧，并说：“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祗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货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噼唠啤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是林则徐最早对于英国的主观看法，杂有不少的错误，但“其强非不可制”，实有至理，发动广大群众可以抗拒英国的侵略。（来源：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08月第1版,第89-90页。）臣节次伏读谕旨，以税银何足计较，仰见圣主内本外末，不言有无，诚足昭垂奕祀但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林则徐：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折节录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1847年1月1日）-道光：“恫吓于朕”、“无理，可恶”，“一派胡言”；帝在文旁朱笔批说：“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奏文说：“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帝在文旁批说：“一片胡言。”来源：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08月第1版,第91页。）“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注释：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书。载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七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6页。（来源：陈廷湘，李瑞，李慧宇著,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05,第9页。）道光帝：“览奏愤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即表示希望派公使到北京，8541856年，英、法、美等国先后向清政府要求“修约”，明确提出要“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并请“中国公使常驻于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政府”。当时英。法等国对中国的政策确实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但要求互派公使这件事本身却很难说是侵略行为。咸丰皇帝却认为这一条“尤为狂妄”，（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该酋欲派夷人驻札贸易，尤为狂妄，包令所称鸦片纳税，及欲进粤东省城，尤为反复可恶。）必须“正言驳斥，杜其妄念”，“将该夷所递节略，即行掷还”。1858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提出的条约草案规定：英国公使可居住京师，觐见皇帝时用欧洲各国通行礼节，不再三跪九叩。咸丰批示：“该夷条约，以派员驻京最为中国之害，断难允准。”（该夷条约，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桂良等能将此四项一概消弭，朕亦尚可曲从。若只挽回一二件，其余不可行之事，仍然贻患无穷，断难允准。）直到联军攻入北京，他逃到热河，也仍然只在“不见使节”这一点上讨价还价。咸丰的固执态度，确实使后人难于理解。他在心理上无非是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居然有人可以不向皇帝山呼万岁，俯伏称臣。他害怕这个事实会使他在臣民面前丧失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发生动摇。所以，他宁可将国家。人民孤注一掷，在毫无作战把握的情况下“诱捕”英国派来谈判的使者。圆明园被烧了，北京条约签订了。咸丰躲在“避暑山庄”，一不痛心割让九龙，二不痛心赔款一千六百万两，只痛心“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指恭亲王奕沂)，已属不成事体”。（来源：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07月第1版,第78页。）如该夷询及进京一节，谭廷襄等即当如前答俄夷之语，告以天朝体制，凡外国人许其进京者，皆系朝贡陪臣。若咪喇坚既是与国，款待之礼，例所不载，既无章程可仿，即恐礼貌未周，转伤和好之谊，此事恐难允准。（咸丰皇帝）他尤其害怕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于和约签字后也一直不敢回京，说：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彼等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但此时消廷对于礼节的要求，毕竟已经被迫放宽。1859年白河战后，清廷允许美国公使华若翰(Ward，John E)进京换约，条件是觐见时至少要向皇帝行一种“修正的叩头礼。华若翰不无幽默地回答说，他纵然能够“弓身微曲右膝”，可是却只习惯于向上帝和妇女这样作(据福斯特：美国远东外交史)。结果，觐见当然没有实行。咸丰对这种不恭顺的态度大为不悦，后来他见到美国总统的国书以平等相称，竟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1856年王懿德的奏折中指出，美国国书中“有数处书及朕字，究与体制不合”，1858年美国再递国书中又出现朕字，认为“阅所进国书内，该国王竟自称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其实，可笑的正是咸丰自己。（来源：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07月第1版,第79页。）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