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9 11事件”一一恐怖主义史的新阶 段“9 11事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把这种“恐怖的底限”也突破了， 成为一种彻底的“超限”作恶。这样的邪恶前所未有“恐怖主义” 一词起源于法国雅各宾专政 时期，韦氏大辞典的定义是：“有组织地使 用恐怖，特别是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大英 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 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 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它可以指 极权主义的国家行为，即大英百科全书前述 词条列举的：“阿明在乌干达的残酷统治是 以谋杀、失踪和拷打为特征的。庇隆在阿根 廷实行半法西斯专政，留下了恐怖遗患。其 他许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遭到极权主义政 府的统治。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萨瓦克、斯 大林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都以惨无 人道、目无法律和人权而令人恐惧。”它也可以指非国家的政治势力或个人的暗杀、爆炸、投毒等暴力活动。与一般的专制、战争等暴力政治不同之处在 于，恐怖主义一是“令人莫测的”暗中行动， 二是打破任何规则的、 不择手段的“超限” 暴力。在人类历史上的野蛮时代，各民族都有过视 暴力为当然、无规则可约束的状态，同时那 时暴力的“技术”水平低下， 可以说虽无规 则之限却有技术之“限”，因而不存在严重 的“超限”恐怖，也就还没有作为大恶的恐 怖主义这一概念。但是坚持和平反对暴力仍 然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理想。 我国墨家的兼爱 非攻思想、世界许多宗教的杀生之禁都是它 的体现。到了近代，一方面人类的文明进步使人道、 法治、和平与人权的呼声大倡，反对暴力、 尤其是反对不择手段的“超限”暴力成为 跨文化的普世价值，几千年来人们在难免的 各种暴力冲突中，以无数生命和血的代价逐 渐达成的约束暴力的共识即所谓规则也已 经成为人类文明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暴力技术的发展使恐怖的危害越来越大，突破技术之“限”后的暴力如果没有规则之限， 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反对恐怖主义越来越成 为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恐怖主义不同于一般暴力。20世纪以来反对 一般暴力的和平主义作为一种高调的普世 理想在人类的各个文化中都大有发展。像作 为印度教徒的甘地、作为基督徒的马丁路 德金和作为穆斯林的鲁戈瓦，以及 20世 纪后期日益发展的绿色和平运动，直到今天在美国呼吁反战的和平主义者，都是反对一 切暴力的。现实世界离这种阳春白雪式的理 想还很遥远。而其他各种“主义”者尽管为 各自所理解的正义，乃至为各自的利益冲突 而在一定前提下承认或使用暴力，也很少歌 颂或鼓吹崇尚暴力的。 对于那种歌颂或崇尚 暴力者，人们谓之军国主义、法西斯或极权 主义，但即使是他们，也不敢公然鼓吹“超 限”的暴力。“ 9 11事件”之所以至今无 人承认是自己所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而其他各种“主义”都是反对恐怖主义的。 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不必说了，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但像暗杀这样的恐 怖活动也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拒绝。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的政治恐怖活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 暗杀活动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些“恐怖主义”尽管符合自雅各宾时代这一 名词形成之后的公认定义，却还因其具有“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可以赢得某种 同情，乃至至少得到同一理想信仰者的崇敬。 如果对这一类“恐怖主义”需要反对但还 可以理解，那么对“ 9 1T式的“超限恐 怖”凶徒人们只能厌恶与憎恨。对前者，人 们可以在谴责其恐怖行径时指出他们袭击 的对象也是不义者，而对于故意屠杀无辜的"9 , 11”凶徒也这样说， 就是岂有此理了。 像俄国民粹派、中国清末革命党人、19世纪 的爱尔兰芬尼亚党人与意大利烧炭党人这 类“恐怖主义者”虽然也从事暗杀、爆炸这类活动，但他们的目标毕竟还是明确的敌对 军政人员而不是老百姓，是自己冒险、牺牲 而不是强迫、表胁他人，尤其不是强迫非敌 非我的无辜者为我送命，因此他们还有令人 尊敬之处。必须指出，像俄国的不少民粹派 之所以采用个人恐怖行动， 如菲格涅尔所说, 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强制他人 作出牺牲，只能希望自己的牺牲可以“唤醒” 他人并使之主动行动。因此他们虽然事业无 成并被贬称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恐怖活 动家，实际上他们的人格要比那些使用组织 纪律强制动员人们去献身的“运动型革命 家”要高尚。而运动型暴力虽然难免出现强制性献身，并且其暴力对象也难免伤及无辜，但一般总还 不是有意针对无辜者的。然而二战以后，劫 持民航机、绑架人质这类专门针对无辜者的 暴行在许多恐怖主义行动中成为常见模式。“恐怖主义”也因此成为一个不分左右、不分文化而为人类公害的罪行。 这种罪行与菲 格涅尔式的民粹派恐怖活动已经大有区别： 第一，它不再是"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强制他 人作出牺牲”的理想主义者个人行为， 而是 以严厉的会党式纪律强制动员的有组织的 行动者，其中不乏被裹胁的非自愿"炮灰”， 因而行为者的道义色彩已大大褪色；第二，与“运动型暴力力不同， 它的直接暴力不再 是针对确定的目标 敌方军政组织及其 成员，而是专门针对无辜者，因而其行为后 果的罪恶性也大为突显。正因为如此，它受 到的普遍谴责要比传统民粹派个人恐怖者 与传统“运动型革命者”都严厉得多。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 可以以20世纪7080年 代频频发生的“巴勒斯坦式劫机”为代表。然而比起“ 9 11事件”来，“巴勒斯坦式 劫机”还不是完全“超限”的：第一，从行 为者一方看，这种恐怖方式虽然纪律强制动 员色彩大增，因而比民粹派更可能裹胁非自 愿者被迫“献身”，但其强制动员主要还是 属于某种“组织纪律”，所谓上贼船容易下 船难，被裹胁的主要还限于已经上了 “贼船” 的组织成员，一般不会裹胁组织以外的不相 干者；第二，恐怖行为的主要方式是以杀害 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一般不以杀害无辜为行动第一步的实际内容。换句话说, 即使这类恐怖活动并非一般暴力，它还是多 少有一些“规则”。正因为如此，文明社会 也形成了处理这类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习惯法”，例如为保护旅客安全禁止在空中与 恐怖分子搏斗、更禁止空中攻击被劫持飞机 并有责任保护其安全降落，等等。换言之， 这类恐怖活动虽然可恶，但从某种意义上讲 还算是以“超限”之恶谋求有限目标，因而给对方也留下了进行“有限”博弈的可能。 它自己已是“超限”为恶， 但还不至于逼迫 对方也“超限”作恶。也正因为如此，至少 在一部分人看来这种行为尚有可同情之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类恐怖活动一般都还有 人敢于出来声称对之负责。“9 11事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把这种“恐怖的底限”也突破了， 成为一种彻底的 “超限”作恶：一方面，恐怖分子以被劫持 的大型民航客机本身作为“人肉炸弹”去 屠杀更大范围的无辜人群， 实际上是以第一 次恐怖行动来裹胁了大批不但无辜、而且并非其组织成员的平民百姓与他们一起充当“人肉炸弹”。这些机上乘客既非自愿、甚 至也并非“上船容易下船难”，而是同“贼船”毫无瓜葛地被裹胁进了一场空前的恐 怖暴行。另一方面，“ 9 - 11"恐怖并不是以杀害无辜相威胁来与对手讨价还价，而是把大规模屠杀无辜本身作为行动第一步的 实际内容。它使得对方进行“有限”博弈的 可能也面临极大威胁，实际上，这就是不仅 自己“超限”作恶，而且逼迫对方也作出“超限”反应。若不阻止这种恐怖的蔓延， 则此前文明社会对付恐怖事件的一系列人 道原则都将难以为继，全世界都将沦入“超 限”恐怖的灾难。“ 9 1T灾难发生后美 国被迫取消“乘客安全优先”原则，不仅表彰机上搏斗而且规定空军可以击落不听警 告的被劫持客机，就是一个例子。正因为这样的邪恶前所未有， 所以与此前的 恐怖活动一般还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同，“9 11事件”至今无人认账。即便是塔利 班与本拉登，除了幸灾乐祸之外也并未承 认这一所谓“为了信仰而不择手段”的罪 恶是自己所为。当时美国有人称这次事件为“ 21世纪的珍 珠港事件”，这是为进行战争动员而出现的 说法。实际上“ 9 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 无法类比。且不说“ 9 1T灾难造成的无辜者死亡等损失比珍珠港事件大得多，其性质更有很大不同。珍珠港事件针对的是军事 目标，属于两国间由政府承担责任的战争行 为，如果不就日本法西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 人类行径而仅就珍珠港事件本身而言，它只有不宣而战的犯规之举可以说是违反了"国际法"，却很难说是反人道罪行日本人的反人道罪行发生在南京、潘家峪、平 顶山与桂河桥等许多地方，但不是发生在珍 珠港。而“ 9 11事件”不仅从劫持民航机 到袭击都市商业中心都是针对无辜平民的 屠杀，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出来承担道义责任。 这无疑是最卑鄙的谋杀！当然，正如海湾战争之后的情况一样，国际 社会这种空前一致的谴责并不会一直持续。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美国人的反应 失去控制，比如国内出现针对阿拉伯人或穆 斯林的种族、宗教迫害而公共权力与制度安 排不能有效制止，比如在对外“报复”中失 去理智而超越限度地使用武力造成不必要 的平民伤亡，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转而批评美 国乃至以行动反对美国。但即便如此，“9 11事件”中的恐怖主义罪行也不会得 到宽恕。正如海湾战争以后十年来批评美国 制裁伊拉克过于严厉的声音逐渐高涨，但却没有什么人为当年萨达姆蹂E蔺科威特的罪 行翻案一样。也正如今天人们可以批评乃至 以实际行动反对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压迫巴 勒斯坦，但却决不会有人为当年纳粹对犹太 人的种族灭绝罪行翻案一样。莫尔怎样抨击“弑君者”： 评“弱者对强者 可以不择手段”论世界上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从来没有什么 “不择手段的正义”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 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 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 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 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 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我们所要抨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 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 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 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 滥杀无辜的程度。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 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 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 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 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 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 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 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 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 的功绩，并要求奖赏。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 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 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 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 那无疑是应当 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 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 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 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 要么谁也不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 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 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 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 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 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 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 弱者这种说法，那么“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