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pdf

1 神经元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神经元经济学概述神经元经济学，或称神经经济学，也叫脑袋经济学，它是以大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大脑实际上怎样思维的事实支配的神经元经济学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行为经济学运用社会科学的事实和概念来显示意志力、对他人的关心、 计算能力的有限性、和生物是怎样影响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邻近科学 神经元经济学运用大脑活动的事实扩展了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也称为一种新型的“试验经济学”在试验经济学中，我们根据经济学的动机设立简单的讨价还价的游戏和市场， 用以检验理论和确定哪些变量导致经济后果神经元经济学将人们的选择、讨价还价、交换等生物和神经过程进行量化，这是对试验经济学的扩展神经元经济学的诞生及其发展在神经元经济学诞生的过程中，有三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它对我们理解这门新兴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第一， 经济学与神经科学的结盟并非源于经济学家的一相情愿，事实上， 这一领域的早期文献主要出自生物学家或神经科学家之手；第二，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取向不同，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对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假设提出置疑，相反，它恰恰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令人惊叹的“实证”，正是基于这点，经济学家与神经科学家才找到了共同关注的话题；第三，作为一门交叉科学，神经元经济学不仅融合了现代神经科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而且还融合了现代进化论、现代心理学、 特别是比它略早一些诞生的演化心理学的基本思想。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在心理学领域诞生了一门被称为“演化心理学”的新学科有意义的是， 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林达·柯斯玛依达和约翰·托比是一对具有经济学和心理学双重学科背景的夫妇演化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智如何形成的科学演化心理学认为，我们人类的心智模式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塑型的；因此，它是用来解决进化史上我们祖先所面对的问题的人类今天所赖以生存的工业文明，充其量才不过500 年；而农业文明，至多不过10000 年；但人类祖先在采集和游猎状态下已经生活了数百万年人类学和解剖学的证据表明，工业社会以来， 人类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基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演化心理学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观点是：现代人的头骨里装着一副石器时代的大脑因此，演化心理学家所关心的是石器时代的人类生存环境与人脑交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神经元结构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心智模式以及我们今天的认知方式？演化心理学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但它在神经元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中，却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 许多演化心理学的缔造者也是神经元经济学的积极倡导者当我们试图探究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模式和神经基础时，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自然选择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中对人脑组织及其神经元连接方式所施加的影响。

1995 年，为纪念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安迪·克拉克和休曼斯提交了一篇有关神经元决策模型的论文两年以后，即1997 年，在美国卡奈基 -梅隆大学举行了一次关于神经行为的经济学会议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这次会议应该是神经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发起、集中讨论相关问题最早的一次学术会议2000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召开了一次有关神经生理与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会议同年 12 月，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第一次使用了“神经元经济学” （ Neural Economics ）这一新的2 名词 2002 年 8 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以“神经元经济学”为名，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就是首届“国际神经元经济学大会”也就是这次会议上，组织者首次使用了“Neuroeconomics”这一新的复合词此后，“国际神经元经济学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第二届于2004 年 5 月在德国明斯特的威斯特法伦威廉斯大学举行2003 年 9 月，以“促进神经元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知识传播”为宗旨的“神经元经济学学会”在美国纽约大学成立该学会成立以来，每年都以“神经元经济学年会”为名，组织相关的国际学术活动。

2005 年 9 月，第三届“神经元经济学年会”在美国纽约举行在这次年会上交流的论文提前刊发在2005 年 8 月出版的《博弈与经济行为》杂志上，它们反映了神经元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进展2006 年 1 月 6 日，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桑塔费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神经元经济学学会”理事会成员、瑞士苏黎世大学实验经济学研究院主任恩斯特·费尔作为三个“特邀演讲”者之一， 就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和最新进展做了大会演讲德国明斯特大学，已经正式开办了神经元经济学系在美国， 乔治 -梅森大学的凯文·麦克卡比、 加州理工大学的科林·卡麦勒和斯蒂弗·郭茨等已经开设了有关神经元经济学的大学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另外， 有关神经元经济学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在美国、欧洲的大学以及其他研究机构中也已经大量出现，其中就包括了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纽约大学等著名大学弗农·史密斯2002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神经元经济学他在乔治－梅森大学筹建了世界上第一所“神经元经济学研究中心”，并亲自担任这一中心的主任神经元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深化与拓展1、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与实证研究关于“理性” ，经济学家阿尔钦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解释，那就是所谓的“as if”理论。

但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心智是我们自身长期演化的产物；如果“理性”真能使我们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那么它就不仅仅看起来“好像”是“理性”的；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被自然选择所“塑型”，专门用来解决那些看起来似乎是“理性”的问题揭示这一过程的真实机制， 而不仅仅满足于所谓的“as if” ，则成了神经元经济学家的一个首要任务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开始不久，但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令人鼓舞的成果在过去 10 多年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通过神经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合作，在动物和人身上进行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实验其中最重要的有杰弗里·萨尔和他的同事在范德比尔特大学所做的“单球实验” ，普拉特和格林切尔在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所做的“双选提示博彩”，帕克和威廉·纽森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关于神经元编码和映射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 现在已经基本证明了，包括人在内的动物神经系统确实能够计算每种行为可能的满足度在选择行为显得似乎是“理性”的情形下，由神经元对输入的“信号”（相当于经济学中被决策者观察到的客观变量）进行“编码”（相当于柏努利所设想的与决策者自身状况相关的主观评价） 然后，那个被编码为具有最大满足度的信息将形成一个“赢者通吃”的局面，并进一步“激发”其他神经元，成为一个惟一被神经系统执行的行为。

神经元经济学家把这个经过编码的信息叫做“生理期望效用”，它与柏努利当年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非常接近 虽然，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再直接地把一个物品的价值与另一个物品进行基数意义上的比较了； 然而，当灵长类动物进行经济选择的时候，对它们进行电生理学测量的记录则表明，基数效用是有其神经基础的进一步的研究还证明，位于灵长类动物“中脑腹侧被盖区”和“黑质致密区”的“多巴胺神经元”（一种以化学物质多巴胺作为神经递质的神经元），直接负责对外部事件的回报值进行编码 沃尔弗兰· 斯库尔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些神经元以一种特殊方式被外部信3 息“激发”：即它们的活跃程度不是取决于外部信息的绝对强度，而是在“边际”上取决于两次连续信息的相对强度；由于被编码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主观性的“预期回报值”，因此神经元最终的激发程度即“激发率”就取决于所谓的本期“预期回报偏离值”，而本期“预期回报偏离值”则取决于“当前的回报值”与上期“预期回报偏离值之间的差额，用一个递归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其中 :FR 为激发率 ;RPE 为预期回报偏离值;CR 为当前的回报值由于这个公式是斯库尔兹实验小组从上千次动物实验的数据中归纳出来并且又经过严格验证的， 因此被认为具有很强的真实性。

熟悉理性预期学说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它与这一学派的早期创始人之一约翰·穆斯关于人类理性预期的假设非常接近神经元经济学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研究也许称不上什么突破性的发现，因为从某种角度看，它只不过重复了主流经济学200 多年来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一研究与以往所有的经济学传统研究不同，它不是在逻辑上、而是在经验上实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机制；从而使“理性”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假设”，而是具有了某种“本体论”的地位无疑，这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深化进一步看， 这些研究虽然只是对传统认识的深化，但其中仍然包含着一些可能引发“范式革命” 的重要因素 在对灵长类和其他生物所做的神经元决策实验中，不断增加的证据表明，在所谓的“经济行为”方面，我们人类远没有经济学家曾经设想的那么“独一无二”例如， 猴子在博弈中能够得到与人一样有效的混合策略均衡，甚至鸟类也能通过“系统有序地改变它们的效用函数”来调整风险偏好以适应环境如果人类的行为是物种长期演化的结果，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我们的经济行为应该接近于我们的动物远亲，而不是截然不同对此，格林切尔评论说，“这或许是神经元经济学所有结论中最有富挑战性的，因为它将引发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深入人心的假设的置疑，这个假设认为， 做出决策既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也是一个强大的理性能力”。

如果理性能力并非人类所特有的生物禀赋，那么它是否意味着， 面临挑战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甚至还包括了自古希腊和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哲学和哲学家们，需要在一个新的、实证的基础上对“理性”的定义进行某种必要的修正2、关于人类趋社会性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与实证研究上述研究虽然从实证角度揭示了人类理性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但它并不意味着神经元经济学忽视了早期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当然， 这里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关的、狭义的“非理性行为”，比如投资冲动、偏好倒置、经济活动中的利他行为，等等不过，与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不同，神经元经济学更为关注对人类行为中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所谓“趋社会性”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神经元经济学基本摆脱了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传统的经济与心理的二元动机模式事实上， 从被演化塑型的神经决策机制上对人类的经济动机和心理动机作出统一的、一元论的解释，正是神经元经济学对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传统研究方法的扬弃趋社会性” 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年创造的一个概念，它包括我们人类普遍具有的同情心、感激心、责任心、愧疚感、羞耻感、公正感等道德情感。

人类行为的“趋社会性”之所以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与解决单次囚徒困境中的合作问题有关传统思路把单次囚徒困境视作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则人类的“理性”能力，包括试错、学习与讨价还价，可以导致博弈双方的合作不过， 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关于人类合作的实验证据来自非重复交往，或者重复交往的最后一轮非实验的证据同样表明，不能轻易用“互惠”来解释日常生活中人们解决冲突的一般行为把“趋社会性” 作为合作的前提，最早可以追溯到伯格斯特朗和斯塔克1992 年的研究他们证明，亲属或邻里之间在标准的单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产生合作沙利2001 年的研究则证明，如果博弈双方带有斯密意义上的“同情共感”，4 在严格的纳什条件下，也可以有“合作解”最新的研究是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金迪斯和鲍尔斯所做的，他们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了10-20 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人类狩猎采集族群合作秩序的形成过程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强互惠”行为的存在，是原始族群内部维持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所谓“强互惠”是指那些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合作规范破坏者（那怕这些破坏不是针对自己）的行为显然，“强互惠”本身就是人类“趋社会性”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