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docx

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一、适度从紧与降低利率相结合的货币政策促使经济“软着陆”1995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了适度从紧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与降低利率相结合的政策组合采取这种极具特殊性的货币政策组合，是基于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仍以使用直接控制工具为主的特点而确定的方针这样的政策方针依据的是我们对过去10年间货币量与经济活动间关系的认识，即，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已存在紧密的相关性：狭义货币M1与经济活动之间大体上同步波动，比通货膨胀率略微超前1—3个月；广义货币M2供应过度所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当时是潜在的，要经过一段滞后期才会显露出来，特别是当经济进入周期波动的低潮期时，滞后期比较长；另一方面，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尚未自由化，由于利率缺乏弹性、变动不及时造成货币结构（M1在M2中的相对比例）的不恰当变动，使协调货币政策的短期目标（平滑经济波动）和中、长期目标（防止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困难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上述货币政策方针则比较成功地协调了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在经济转轨时期，货币政策开始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间接调控一时不能完全到位，利率还不能马上放开。

因此，中央银行必须模拟市场机制调整利率当经济进入周期波动的下滑阶段后，通胀率降低，使实质利率升高，鼓励公众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导致储蓄存款和其它各种定期存款高速增长，银行筹资成本上升此时银行合理的行为反应为降低存款利率，以使对高成本的资金来源的供给与需求相平衡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之后，企业经营效益不如经济过热时高了，在真正有还本付息能力的基础上提出的信贷需求也应随之减少，从而在宏观上具备了降低贷款利率的条件中国的高利率是在1992—1993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的背景下，为稳定经济而从先前较低的水平上提起来的当1995年以来经济“软着陆”的态势趋于明朗，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以后，已经没有必要再保持高利率了从长远看，偏高的利率加重企业的负担，会伤害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能力，不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1996年及时降低利率的政策操作也是正确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针对几年来货币总量（广义货币M2）持续偏快的增长，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降低M2的增长率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实现自1992年经济过热以来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软着陆”目标M2从构成上看，是由M1（流通中的现金与可转帐活期存款之和）与各类定期存款及储蓄存款（称为准货币）组成的，表面看，似乎M1或准货币的变动都会影响M2的增长，但实质上，它们只影响各自在M2中相对比例的变动，M2的增长是由银行系统（准确讲是“存款货币银行”系统）的国内资产及国外资产的增长所决定的。

1994年由于出现不易控制的外汇储备高增长，致使年末M2增长率升高到34.6%，1995年采取“对冲”操作，即适度压低国内信贷的增长以抵消外汇储备增加对M2供应量的压力，年底M2增长率降低到29.5%1996年前9个月外汇储备增加了217亿美元，其对M2供应量的扩张压力依然存在，因此，1996年对国内信贷继续了适度从紧控制的方针经过9个月的努力，M2增幅降低了2.7个百分点，9月末比上年同期增长26.8%，虽仍比控制目标高近2个百分点，但其走势是在逐渐接近控制目标与M2相比，在一季度以前的一年多时间里，M1的增长率下降得很快，4月底降到13.7%，已经显著低于目标值（18%）货币流动性（M1与M2之比率）很快下降，这是社会对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衰减的征兆为了防止经济下滑过度，需要控制这一趋势根据对过去10年货币政策经验的实证总结，降低利率应当可以达到这一控制目的，这是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低利率的思想依据从已得到的统计数据看，降低利率的政策效果已经初步显示出来首先，M1增长率下降势头已经被扭转，其季节调整后的月环比增长率3月和4月分别为-1.4%和0.3%，5—9月分别升高到1.4%、1.8%、2.1%、1.8%和2.6%；同比增长率转向回升，到9月底提高至17.1%，已经接近控制目标。

M1增幅的提高也可以用当期银行贷款的加速增长来解释，因为5—9月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量占了1—9月份增量的64%，所以还需要更有力的论据我们在年初讲降低利率的必要性时曾有一个观点：当实质利率偏高时，增加贷款所形成的企业存款较少，即贷款效率的高低与实质利率的高低成反比例关系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降低利率后贷款效率应该提高，即企业存款增量与贷款增量之比值应升高统计数字（全部金融机构口径）显示，1—4月，该比值为38.7%，5—9月则上升到52.8%！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每100元银行贷款在前4个月只能有38.7元体现为企业存款，而利率降低后则能形成52.8元企业存款，贷款效率提高了14.1个百分点其次，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增长减慢降息后储蓄存款增长减慢，9月末比1995年同期增长34.5%，比4月份回落6.1个百分点；企业活期存款增长慢于定期存款的情形也发生了变化，5—9月企业活期存款增加占同期增加额的76.9%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及时针对所面对的新形势调整政策操作，采用不同的政策组合，使宏观调控更具有弹性，这一切是中央银行走向成熟的表现这一灵活的政策操作，其成功不仅体现在上述金融、货币指标的表现上，而且体现在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上。

1996年上半年GDP增长9.8%，预计全年增长在9—9.5%之间通货膨胀率则如愿降低，6月已降到5.9%，7、8两月维持在5.8%（零售物价指数），1—8月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为6.8%，预计全年平均在7%左右降低利率的行动初步实现了扭转M1增速下降，防止市场需求过度衰减的政策目的，前8个月，国内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9.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对外贸易也大体平衡这一切正是1993年以来我们实行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经济“软着陆”目标根据目前的宏观经济状态，预计1997年将大体保持当前比较稳定的经济走势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后几年内成功地缩小经济波动幅度，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位数水平上，这样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将有助于解决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问题，完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业，为在更长时期里快速、健康的经济成长打下坚实基础二、当前经济问题的焦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所谓宏观经济形势较好，只是微观经济情况不佳的说法，是违背经济常理的如果我们不怀疑GDP和工业产值的统计的话，就只能寻到如下解释：GDP反映的是全部经济部门的活动结果，而现有的关于企业效益不佳的信息基本上来源于对国有企业的调查或统计。

由于信息覆盖的经济部门范围不一致，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相对于非国有经济部门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益很差，经营困难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对5000户工业企业（基本上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到1996年二季度，来自国内外的定货已连续6个季度下降了这些企业如不想扩大产品存货的话，其生产必然要呈下降走势它说明在过去两年间的经济回落过程中，国有企业就总体而言竞争力不强的弱点突出地暴露出来了这次经济下滑中出现的失业问题与1989至1990年那次也有较大不同上次经济衰退时，失业的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国有企业的职工尚捧着铁饭碗农民失去城里或乡镇企业里的工作后，还有最后的生活保障手段，即回家去耕种所承包的土地这次，乡镇企业早已壮大，城里的建筑工程也没有大批“下马”，受失业或半失业威胁比较大的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企业普遍亏损，下岗职工人数多，职工收入下降，有的企业甚至长时间不能给职工发放工资，工人处于事实上的失业状态，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也难以为继，使得这次由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要比上次严重得多国有企业的问题，首先是官营企业的旧体制没有真正革除，产权不明，资产不清，激励不足，约束不硬。

若再不坚决、彻底地改革、改组和改造，在已经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其前途危机四伏，而且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真的坠入低谷目前市场相对繁荣，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得来不易的，这是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良机，而且这也许是国有企业通过改革走向再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通过改革，一要改掉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束缚，政府要真正放开对企业全部资产和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干预，只要通过主管机关管理好国有资本就行了，并且，政府要从企业手中把社会保障职能接管过来；二要改掉企业自身官本位式的管理和责任体制，改掉企业官商式的经营方式，真正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办企业目前企业正在依照《公司法》的要求重新登记，应当借此机会核清资产，明确股权，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模式重建企业管理构架解决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过重等等问题，在企业改制之后，要比改制之前阻力小而且，在改制之后，有了责任更强、激励更足的公司领导机构，也才能找到更多、更合理的解决途径在改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打破条块分割的诸侯经济藩篱，才有可能真正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把相同行业的生产资源组合起来通过企业间的兼并和改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规模经济，实现资产存量的合理、充分运用。

经过改革和改组，使企业有了再生的动力和能力，企业自己会去改造生产的技术和装备，改造职工的专业技能，改造产品的结构、档次和质量，接受市场竞争的挑战要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最要紧的是找出一条从国民经济整体看是可行的出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过高，资本金不足，被认为是阻碍其改革的重要因素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在75%以上，流动资产负债率更高达90%以上，许多企业资不抵债，特别是那些效益差，长期靠银行贷款支持度日的老国营企业，以及80年代初“拨改贷”以来建设起来的一批几乎完全没有资本金投入的国营企业，如不计算可能有的资产重置价格升值，基本上是零净资产或负净资产企业过高的负债，使企业的利息支出十分沉重，成为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80年代以来建设的设备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除少数投资决策严重失误者外，本来应该是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主要是由于高负债引起的高利息支出造成了亏损这一问题已经被人们普遍认识到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欠妥当的近两年，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破产案例中，无视债权人的权利，低估企业资产，所有者不承担损失，甚至造成企业经营失败的经理人员也不承担责任，清盘后的资产基本上被用于安置职工及清偿欠交政府财政的税收，所欠银行债务被大量废除。

当受到损害的银行起而努力保全其资产时，在一些情况下往往得不到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的理解和支持有必要让人们了解，金融部门也面临很大的困难偏低的资本充足率（亦即过高的负债率）和过高的不良资产比率，使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已经积累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仅6%左右，而其不良资产比率却比资本充足率高得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前几年泡沫经济和金融秩序紊乱的影响更大，其中相当一部分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比商业银行还高若听任这种状况继续恶化，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扭转，并且让损害银行资产的行为蔓延，后果就只有金融危机或通货膨胀了解决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问题并非没有更好的办法，寻找正确的出路，首先应该分析中国债权和债务的基本格局中国当前债务存量的大格局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高负债经营，除了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形成的巨额资产负债链条之外，企业部门对其它部门的负债基本上是欠金融部门的贷款金融部门一方面是债权人，另一方面是债务人，并且也在高负债运营，主要的负债是个人部门的储蓄存款唯独个人部门是巨额金融资产的最终拥有者，是净债权部门形成上述格局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个人部门的高储蓄率支持的，但是在过去10多年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