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中国企业改革30年不变的主题.doc

市场化:中国公司改革3０年不变的主题 　 　 　 　 　 　 　 　 　 -－-－---中国公司改革30年述评李锦 （中国公司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中国公司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从198４年到的中国，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种历史段落1984,是中国公司改革起步的时候如果我们将中国公司30年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整体、一种成果、一种历史单元,就可以比较容易、比较集中地看到成就,看到我们在多大限度上推动了历史进步如果我们将30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一种过程，就能比较充足地看到其间所经历的曲折,看到我们还存在诸多问题,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商品社会起步　 万物初生,这是一种绝对短缺的时代,到处都是市场空白炸油条、卖小米粥、炒瓜子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198４年的中国，是最不也许反复的年度之一,在一种拥有近１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筹划经济体制日渐崩溃，一群从不出名的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实验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品社会起步1984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这一年，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都市，中国公司浮现了几种力量的躁动：“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石家庄造纸厂，启动了她陆续承包上百家公司的征程；农村社队公司正式改称乡镇公司，气势恢宏地走上历史前台；联想、万科、海尔、招商地产、上海大众等新型公司诞生;刚组建完毕的四大专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这一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超越19７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界线，有关商品经济的论述既是挣脱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挣脱高度集中的筹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挣脱封闭半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奋起的重大选择，也是对中国公司走上现代公司潮流的强力推动。

198４年,是中国乡镇公司的全盛时期，陆续涌现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胶东模式、晋江模式等多种发展模式在当时国有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下，农民赤脚上岗，导演了一部憨厚质朴的悲喜剧，于是浮现了“农民公司家”、“傻子瓜子”等词语这是公司在都市与乡村交界处的角斗，在筹划与市场的交界处的突破由于国有经济羸弱，使得最初的温州小商人和义乌小商贩游走于全国各地,一群乡村小人物凭着敏感的嗅觉深吸着改革的气息,毫无顾忌，乡镇公司迅速崛起，直到一度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撑起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然而，那是“中国原生态的公司史”8０年代末，现代公司随着明晰产权而来临有两件对比鲜明的事件:１９88年，鲁冠球用1５00万元向杭州萧山宁围镇政府买断她所在的万向节厂一半股权给参与创业的人，万向变成了民营公司不久,浙江的乡镇公司开始普遍推动股份合伙制１９89年，临沂罗庄镇的王廷江将自己一手开办的白瓷厂免费捐赠给村集体，她由此得到诸多政治资源,当了村支书,获得政府支持和大量的银行贷款,小小的公司成长为庞大的华盛集团两个公司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都触及现代公司的实质:明晰产权只是产权的归属正好相反，后者并不符合市场方向显然,这也是浙江民企与山东民企的区别。

80年代后期，产权始终模糊的公司徐徐走向衰落，终而转换为公司改制的压力代表人物正是马胜利，她由承包上百家亏损公司，让诸多公司扭亏为盈，被邓小平接见，风光无限，到集团被迫解散，只用了不到承包制事实上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然而产权同样不明晰,难免引起政府和承包方的利益冲突马胜利后来自己说：“承包制对市场经济是不适应的产权变革沉浮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及稍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公司历史的转折点，现代公司制度被明确写在十四大报告上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０多份约束经商的文献这一年,至少1０万党政干部、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掀起了新一轮经商热，催生了新一批公司家 　尽管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有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制度，但是，《决定》只是提出了方向，实现途径和如何操作则无章可循于是,民营公司开始了“野蛮生长”，国企则开始摸索着实行转制1995年,国企转制掀起了争论产权的模糊成了公司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中小公司的改制触及了经济转型中的核心问题—产权变革这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作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因率先启动诸城股份制改革而获得“陈卖光”称号的山东省诸都市市长陈光,在国企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破冰一笔。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从1９8４年中国现代公司元年之后,中国成长起一批“创业型国企”,此类公司从所有权上看始终是国企,但当年都是严重亏损或濒临倒闭的小公司，后来由于某个人而脱胎换骨,日益壮大发展成公司集团，例如张瑞敏之于海尔尚有某些是新诞生的公司，但是由体制内出资,名义上也是国企当这些公司做大到一定限度时，产权的模糊让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难以公平分派,把公司做大的公司家也得不到合理的报酬这些公司体量巨大且非常瞩目,因此它们的改制极其考验实际管理者的智慧于是，MＢO(管理层收购)方式应运而生但是,管理层如何收购、国有资产如何评估，都缺少严格的原则，MBＯ成了某些国有资本迅速转为私人资本的灰色通道于是在90年代，一批人迅速暴富,某些人则由于同样的因素从人生巅峰坠落进入21世纪后,民营经济的分量越来越重,都市农民工与公司家群体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最大的新型经济团队公司家群体,从最初的找不到存在感和归属感,变成一种新崛起的阶层历经风雨坚持下来的公司和公司家，在成为现代公司并成功把公司做大之后,开始能看见国际上那些跨国公司的背影前后，随着抓大放小、关闭破产工作进入扫尾阶段,国企改革进入以国有大公司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3月国资委成立,大型国有公司迎来迅速发展时期,标志中国进入大公司时代当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公司普遍焦头烂额时，国企由于4万亿经济刺激筹划,似乎进入了新的扩张时代然而，当国家经济速度换挡,国企由扩张的狂热变得冷静时，发现了改革动力的局限性、效率的低下、创新的缓慢，猛回头，方知国企现代产权改革几乎被搁置,政企不分仍然没有解决国有公司难以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怎么能实现与市场经济对接?于是，国企改革再次踏入市场经济“深水区”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很有冲击力的四句话：市场化的方向,政企分开的目的，完善产权制度的核心,混合所有制的途径在这一轮刚刚开始的国企改革中，国投、中粮、中国医药、中建材、新兴际华和中节能成为现代公司制度的试点明星　 改革未有穷期　　公司强则中国强,公司兴则中国兴还要加上一句,公司家强,则公司强最后决定中国公司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公司管理思想的崛起在纪念中国现代公司30年之际，重温光荣与辉煌,也留下追问和思考:如何将公司现代化的事业继续推动? 　历史学家费正清说,事实上，中国也许选择的道路,多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可以想像到的更窄公司现代化最窄之处仍然是产权改革任何一种国家的经济改革，其实质都是所有权的改革。

长期以来,国内处在以投资驱动、产业跟踪为特性的经济发展追赶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半市场经济”特性国企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配备资源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抓手,始终处在“半政府工具、半市场主体”的状态在经济发展追赶期，这固然是可以的，但后来再维持这种体制是不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政府和公司在政企分开的同一战线再次握手言欢中国现代公司的火车头可以开多快开多远,取决于两条轨道：制度和文化虽然最难的产权问题对民营公司来说基本上已经不再困扰，民营公司开始从野蛮生长转向优雅生长,与国际接轨，与现代相融,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徐徐成长起来的公司家，只是慢慢熟悉了市场机制,但并没有习惯现代的商业管理与文化新浪王志东辞职”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人明白了资本的理性和势利的商业文化始于的那场旷日持久的黄光裕和陈晓的国美争夺战，再次冲击了人们对公司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关系的结识对于做大的家族公司来说,接班问题是另一种难题,年轻的接班人和公司元老之间的摩擦是不习惯资本逻辑的中国商人难以承受之重凡此种种，公司管理亟待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在过去间,中国的GDＰ一路攀升,世界经济中心由西向东转移正成为世界性的话题,这让中国公司受到鼓舞,却也感受到压力。

公司管理思潮从泰勒的“科学管理，讲求效率”、德鲁克的“高效管理,发明利润”，到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这是中国现代公司管理思想诞生的历史时空背景人类公司文化各具长短，不断碰撞与交融,互相借鉴,不断创新柳传志、张瑞敏、马云、王石、冯仑、潘石屹、吴炳新……诸多公司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管理思想体系,但一种明显的事实是，摆在机场与车站的公司家新著，更多的是民营公司出于市场竞争的经验或过程回忆,离现代公司管理思想还差得很远中国公司挣脱高度集中的筹划经济体制,正在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历史的结论下一种30年，仍将是一种机遇不断涌现、问题层出不穷,老式痼疾的羁绊、时代的痛楚叠加交错的过程中国的公司一面要努力挣脱旧时代的羁绊,一面要找出公司创新的道路改革未有穷期,中国公司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