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硬译”论的旅行：历史转移与启示2011.doc

1鲁迅“硬译”论的旅行：历史转移与启示于德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摘要]：鲁迅的“硬译”论跨越时空之旅，在国内译界异化 /归化的大讨论中与 Venuti 的“异化”并置一处本文以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为框架，考察了“硬译”形成的历史语境、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内涵、 “硬译”旅行的历史转移情形及对当下翻译研究的启示[关键词] 鲁迅；硬译；理论旅行；硬译旅行；异化；历史转移；启示The Traveling of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Theory as Historical Transplant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Abstract: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theory, after traveling across the historical and spatial distances, has been juxtaposed with “foreignization”, a term proposed by Laurence Venuti, in the heated disputes over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at home and broad. Basing the argument on Said’s traveling theory,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its theoretical meanings by tracing how “hard translation” theor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o explore its implications to present translation studies by analyzing how the theory has been transplanted historically. Key Words: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theory; traveling theory; foreignization; historical transplanting; implications1. 引言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鲁迅一生共翻译介绍了 14 个国家 100 多位作家的 200 多种作品，印成了 33 种单行本，300 余万字 （王秉钦 2004：114-115）鲁迅翻译的文字比著作还多，然而，鲁迅研究的不足也是相当明显的：从数量上来说，鲁迅翻译的成果显得太少；从成果质量上来说，力作不是很多 （李春林、邓丽 2005：76）要激活鲁迅，要亲近鲁迅，就要把他带进当代的问题当中去 （罗岗、李芸 2004：42） 我们无须刻意地去激活鲁迅，因为他的“硬译”论在国内翻译界轰轰烈烈的异化/归化的大讨论2中奇迹般地复活了，并与西方学者 Laurence Venuti 所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 strategy） ”并置一处主张异化的学者会引用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作为他们的正面论据，而主张归化的学者则以鲁迅译文的接受效果作为反面论据如何在当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语境中重新评估鲁迅的“硬译”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可以说， “硬译”和“异化”的相遇是跨时空旅行的产物赛义德（1999 138-139）认为，任何理论或观念的旅行过程都包含三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

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 力的通道，使 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 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涉及到本论题，则是鲁迅在何种情况下提出“硬译”？“硬译”如何穿越时空得以凸显？“硬译”在移植入的语境中被接纳或吸收的情况如何？“硬译”在新的时空中如何被改造？为此，本论文将考察“硬译”形成的历史语境、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内涵、 “硬译”旅行的历史转移情形及对当下翻译研究的启示2. 鲁迅的译论：从意译向“硬译”的转变鲁迅的译论产生于以“西学东渐”与“救亡图存”为背景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经历了从意译到“硬译”的演变历程在外来军事、文化的侵略和冲击下，本土文化面临如何处理古与今、内与外的交织碰撞问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再至“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体现了国人翻译强国思想的渐进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翻译的内容也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扩展到思想政治与文学领域的翻译。

由于受制于语言、文化视野的限制以及服务于翻译的功利性目的，当时的译者非常重视译本的接受情况，因而意译的方法大行其道，增删、改写、格义的现象相当普遍如《名理探》即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译义、李之藻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 （邹振环 1994：22）严复心目中的读者是士大夫阶层，因此采用“达旨”的方法翻译了西3方社会科学的八大名著不懂外文的林纾在口译者的协助下，用较为通俗的文言翻译了 170 多种外国文学作品鲁迅最初的翻译也受到了这种意译和改写之风的影响鲁迅的处女作《斯巴达之魂》至今无法断定是翻译还是创作他自己也承认“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 （鲁迅 1935a/1981：4） 鲁迅于 1903 年翻译出版的《月界旅行》带有明显的删节和改写特征，他将日本井上勤氏译本二十八章“截长补短，得十四回” ，并将“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 （鲁迅 1903/1981：152） 可以说，鲁迅的翻译活动，是以非常不忠实的手法开始的王宏志 1998：40）鲁迅本着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宗旨（鲁迅 1920/1981：161） ，在译介异域文术新宗的过程中逐步摆脱意译风气的影响周氏兄弟于 1909 年在日本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体现了鲁迅翻译思想的重要转变。

周氏兄弟在《序言》中指出：“《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宜以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色神思之所在 ”（鲁迅 1909a/1981：155）这表明周氏兄弟开始与林纾等名人译本在翻译方法上出现分离，宁拂戾时人，也要以诚为本，甚至连人地名都悉如原音，不加省节（鲁迅 1909b/1981：157） 此后，鲁迅的翻译实践开始以直译为主，他 1921 年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 “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 （鲁迅 1921/1981：169） ，1925 年翻译的《出了象牙塔》 “文句仍然是直译……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鲁迅 1925/1981：245） 鲁迅于 1929 年明确提出“硬译”这一概念：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 难解之处也甚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 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 ”——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 皮看下去而已。

1（鲁迅 1929a/1981：299）鲁迅在此解释了硬译的原因：首先是译者的能力不够的问题；其次是中国文本来的特点问题；再次是为了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我们丝毫不怀疑鲁迅的写作能力和运用汉语的能力——单看一下他的散文或小说或杂文就可以知道他的文字功4底，然而一个能创作的翻译家何以采用“硬译”的策略？除了前面提到的“籀读其心声，以相度色神思之所在”以便达到“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的之外，鲁迅也希望通过翻译推进中国语文的改革他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 （鲁迅 1932/1981：382） 用这样不精密、不成熟的语言去翻译外国的作品，自然感到力不从心，这实际上也涉及到了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问题这固然是造成硬译的一个原因，但鲁迅之所以倾向于“硬译” ，关键因素还在于他采用这一策略的高度自觉性譬如，就语文改革而言，鲁迅认为硬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ibid） ，要医中国文的痼疾，就要“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ibid） 至于保存原文精悍的语气问题，鲁迅实际上提出了翻译中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问题，鲁迅采用“硬译”的方式，以便尽可能多地保存原作的形式，从而保存原作的口吻。

3. 鲁迅的“硬译”论的动态性与中间物性鲁迅的“硬译”观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译学思想 “硬译”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技巧，而是涉及到翻译的本体以及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等问题具体说来， “硬译”论并不是一个既定不变的翻译方法，而是体现了鲁迅动态的翻译观，涉及到文本选择、文本类型、读者分类等要素，具有中间物特征在文本选择方面，鲁迅主要翻译俄国、日本、英、法、德、奥地利、芬兰、西班牙、芬兰、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作品，其中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占一半以上鲁迅的文本选择比较侧重于弱小国家的作品，主要原因在于读了这些国家的作品后，鲁迅意识到“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 （转引自王秉钦，2004：116） ，当然也不排除受到语言限制的因素由此，绍介这些弱小国家的作品，无异于借异域的反抗、呐喊之声唤醒中国的民众，从而实现翻译转移性情和改造社会的目的此外，鲁迅的“硬译”论预设了明确的读者对象鲁迅（1932/1981 ：381-382）指出：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 字的；丙，有 识字无几的。

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 的范5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喜剧， 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 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 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得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可见，鲁迅的“硬译”或“宁信而不顺”主要针对很受了教育的甲类读者他认为自己的硬译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 ，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鲁迅 1930/1981：209）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硬译”论具有一定的精英意识实际上，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和瞿秋白的意见出现分歧瞿秋白（1931/1985：506）要求译文语言使用“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其目的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瞿秋白在大众化的原则指导下，明确表明：“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不用着容忍‘多少的不顺’ 相反的， ‘容忍着多少的不顺’ （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 ，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ibid：509） 我们姑且不去论说鲁迅和瞿秋白孰是孰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鲁迅的“硬译”论并不是适合所有层次读者的普适性翻译策略。

除了对读者类型的设定外，鲁迅的“硬译”论对于不同的文本类型也做出了一定的区分鲁迅翻译的内容以现实主义的小说、文艺理论为主，辅之于科幻、儿童文学等等对于后者，鲁迅似乎并不主张严格的硬译例如，他于 1929 年为许广平翻译的《小彼得》作序时，指出：“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