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doc

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　 2010 年 06 月 11 日 20:01:28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1978 年《考古》第 2 期刊登了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发现的金银器，其中墓 1 出土五件，分别为银带柄壶、银带柄杯、银椭圆形杯、银盘、银勺夏鼐先生指出，那件带柄壶“底部外缘有联珠一周，口部有流，流和缘相接处有接缝，柄部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半身像，这些都是萨珊式银执壶的特征”ヾ宿白先生认为，这些器物大约是中亚、西亚的输入品ゝ韩伟先生将这些器物的年代定在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 618 至 683 年) ゞ他们的看法颇有见地，但未详细讨论李家营子的金银器的重要性在于，1.它们是作为一批器物发现的，有组合关系2．已知的唐代金银器皿基本上没有同类器物，属于新发现的器形3，出土地点不在大量发现金银器的西安、洛阳、江浙一带，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因此，对这批器物的进一步考察，有助于中西交通、特别是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原报告在报道这些器物时说，它们是敖汉旗荷叶勿苏公社李家营子大队在修水渠时发现，其后敖汉旗文化馆对出土文物进行了收集，并对出土地点做了调查金银器出土于老哈河右岸的第一台地上，为“两次分别发现在相距不远的两个地方，距地表深 1.5 米左右。

据当地群众反映，出土时都发观过人骨，但没有发现砖、石建筑材料，估计金银器的出土地点可能为两个土坑墓，故分别编为墓 1 和墓 2 ”五件银器都出土于墓 1墓 2 出土金带饰九十九件、银镯一件、小银环一件、玛瑙珠两件、鎏金铜盒一件，此外还有鎏金铜饰报告最后说︰“墓 1 出土的鎏金银盘的制作和纹饰与近年陕西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银盘相似而银壶的造型和联珠纹饰，财是波斯萨珊时期的样式墓 2 出现的金质带饰，为辽墓中习见的饰物，捶雕的卷草纹仍有浓厚的唐代风格由于这两组金银器的发现，可以推测李家营子是一处年代较早的辽代墓地 ”这批器物有带柄壶、带柄杯、盘、椭圆形杯、勺，是一套饮食用具，简洁、实用，又便于携带墓葬中出土器物的制造年代与墓葬本身的年代有时不相同，特别是象银器这种贵金属器物，更容易隔代、传世使用因此，关于这批器物的年代、产地，应是首先讨论的问题李家营子墓 1 出土的五件器物，除银勺外，都发表了照片，带柄壶、带把杯、盘还附有线图(图一、二、三、四，图三系据椭圆形杯的照片绘制) 下面逐件讨论高 28 厘米器身扁圆形口部有流，略似鸟头形鼓腹，最大直径稍偏下圈足较粗，呈喇叭形，有联珠围绕足的底沿柄的上端起自口部，下端止于中腹，成弧形。

柄上端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半身像，鎏金捶揲成型这类器物在中亚、西亚经常可以见到，一般认为是波斯萨珊遗物但它起源早，分布广，罗马到伊斯兰时代都有发现传至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以后，被称之为“胡瓶” 唐《安禄山事迹》中提到“赐禄山金扳花大银胡﹝饼﹞瓶” 、又自献“金宝细胡瓶”々关于“胡瓶”的形状，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一件银平脱漆瓶，书于天平胜宝八年（公元 756 年）的《东大寺献物帐》上称为“漆胡瓶一口”ぁ可知中国与日本文献中的“胡瓶”即指李家营子出土的这类带柄壶中国文献中的“胡”是一泛称，在指国家时，主要是西域诸国东方学者较早注意“胡瓶”的是原田淑人，他在谈到正仓院收藏的漆胡瓶时比较了波斯萨珊时代的器物，并肯定其渊源在波斯萨珊あ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论及这种器物，却找不到萨珊王朝所在的伊朗高原出土的作品有时确出土地点的器物也都在南俄罗斯的草原地带后来传到日本一件据说确实出土于伊朗高原吉兰州的带柄银壶，日本学者深井晋司着《阿那希塔女神装饰鎏金带把水瓶》一文，讨论了这种器物的形制特点和历史渊源问题他列举了十一件这类壶，并把萨珊晚期至伊斯兰初期的与典型萨珊时代的器物进行了排比，认为它们有如下变化︰史前同类陶器的上部几乎没有口部，这时变为注口顶端出现一半为圆形，后半部分加盖。

另外，注口顶端舒缓的弯曲已消失，或成为折角形；颈部比萨珊时代的稍长；柄顶端的位置由原来的从腹的上部沿着颈上伸再作曲线下垂，改做从颈部的中央开始，即柄手的上端在壶的位置上提高了；高足中部的节状装饰更加形式化将壶柄上端安在口部，是萨珊时代末期的作法ぃ李家营子出土的带柄壶的柄手上端直接安在口沿处，按萨珊器物的演变，它的年代应在萨珊时代的末期，即七世纪上半及以后{K22C519.jpg}但是，过去通统认为是萨珊器物的这种壶，未必都是萨珊器70 年代苏联学者马尔萨克(Map�nak)的《粟特银器》一书，把过去归为萨珊银器中的一部分区分出来，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其中就包括了七件这种壶，时代均在七世纪之后い如果把深井晋司和马尔萨克所列举的全部萨珊壶和粟特壶仔细观察对比之后，再来考察李家营子的带柄壶，就不难看出，该壶柄的上端直接安在口上、颈部短粗、圈足矮胖、没有节状装饰等特征，更接近粟特的产品，时代也相吻合李家营子的带柄壶是素面，圈足的底沿饰一周联珠萨珊器一般都有繁褥的纹样，粟特银壶的器表多无装饰联珠纹虽然萨珊和栗特都流行，但以粟特地区为盛带柄壶的喇叭状圈足底的特点，可追溯到帕提亚(Parthian)乃至阿赫美尼德(Achae-menidae)王朝时代，罗马时代也有这样的高足器物。

中亚、西亚的带柄壶有高圈足和矮圈足(甚至无圈足)两类这应当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深井晋司文中列举的十一件萨珊带柄壶，只有一件是矮圈足的，为青铜制品，收藏于柏林国立博物馆，出土地点不明其它都是喇叭底高圈足而马尔萨克所说的七件粟特带柄壶则全部都是粗矮圈足或无圈足李家营子的带柄壶无疑属于后一系统中国唐代的陶瓷器、塑像、壁画中，多有带柄壶这是摹仿西方器物特别是金银器制做或描绘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1.壁画和塑像上的带柄壶多与胡人、商旅有关；2．带柄壶属于栗特器物的系统它们也为探讨李家营子的带柄壶的年代、产地进一步提供了线索高 11．2、口径 6.5 厘米器身扁圆口部的两端上翘束颈鼓腹圈足外侈腹部有环形柄，柄上加椭圆状指垫这是一件造型别致的器物，中国传统器形和唐代金银器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作品但有两件器物可与之比较一件是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被称为“水器”的带柄杯，高 9．5 厘米ぅ另一件是苏联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带柄杯，高 l1．6 厘米う前者的年代为八世纪上半，后者为八世纪三件器物的形制虽说不完全相同，但风格一致，尺寸相当，用途也应相同它们的时代可相互参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带柄杯，被考定是栗特或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的产品。

何家村的带柄杯如不是输入的，至少也是广件仿造西方器物的作品带柄杯的细部特征是该杯的环形柄的上部有椭圆形指垫，这一作法在中国传统器物中极少见到当用手执扳时，拇指按在圆垫上既可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它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是一种实用、巧妙的设计粟特地区的陶坏类也有这种指垫粟特人很重视这一装饰，指垫上常常做出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现知粟特地区器物中的银杯类几乎没有不带指垫的由此可见，李家营子的带柄杯也与粟特或呼罗珊地区银器很相似，恐怕不是偶然的椭圆形杯口长 18.5 厘米原报告说︰“圈足已残” 报告所附的照片为正侧面，反映不出圈足已残的痕迹，甚为遗憾但是，无论原来是否有圈足，中国至今尚未发现同类器物已知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两种椭圆形的杯，一种是以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的椭圆形杯为代表（11） 杯体是八曲形，为典型的萨珊样式后来这种杯虽然发生变化，但仍然在杯体上分瓣另一种是耳杯，以西安南郊何家村的银耳杯为代表（12） 毫无疑问，这是汉代以来的耳杯的形制李家营子的椭圆形杯既不分瓣，又不带耳，形制特别然而，这种杯在西方较多发现，并且历史悠久日本古代东方博物馆编《丝绸之路上的贵金属工艺》—书，收录了七件东京、大阪、京都等私人的藏品，五件银制、两件白铜制，有三件饰纹样，被认为是萨珊遗物（13） 。

椭圆形杯在欧洲亦有收藏，杰克斯•摩根(Jacques de Morgan)在伊朗的苏萨(Susa)发掘出一件残器，年代为六或七世纪（14） 粟特地区也十分流行椭圆形杯，在今苏联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东约 70 公里的片吉肯特(Panjikent)发掘出大量的栗特壁画，其中有许多人物手持这种杯进行宴饮的画面，有的旁边还放有带柄壶（15） 可见李家营子的椭圆形杯的产地也应当在萨珊、粟特地区，最重要的还是粟特地区高 4、口径 18 厘米盘壁斜收向下圈足外侈盘心单独饰一猞猁或虎状动物中国古代的动物纹样十分流行，但未见这种动物及装饰手法据我所知，萨珊、粟特的银器中虽未发现这种动物，但萨珊和粟特的银器中很盛行在盘上饰动物粟特盘更流行在盘中心饰动物、周围留出空白的作法 《粟特银器》一书的图版 5、6、7、8，以及《丝绸之路上的贵金属工艺》书中的图 9、10、11、l5 ，都是这种装饰风格的盘（16） 因此，李家营子的银盘也是粟特地区的产品通过以上对四件器物的分析，我认为，李家营子的带柄壶、带柄杯、椭圆形杯、盘，加上未发表图的勺是—组密不可分的用具，而且是输入品它们的原产地应在粟特或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而以粟特地区的可能性更大。

其年代为七世纪后半到八世纪中叶近年来，在中国的北方连续发现了一些西方的输入品较重要的有︰甘肃靖远出土一件四至五世纪的银盘（17）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出土鎏金银壶一件、玻璃碗一件（18） 山西人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的一件多曲银杯、三件鎏金铜杯（19） 山西大两北魏封和突墓出土一件银盘（20） 辽宁朝阳北票北燕冯素弗基出土五件玻璃器（21） 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一件银碗（22） 此外，还出土许多东罗马、萨珊的金银币这些发现充分证实在中国北部存在着一条约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中西交通路线这是—条大体上与兰州、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的主干线的中路相平行的北路这段北路尽管是从河西走廊叉开的支线，但应看作是历史上中国北部通西方的草原路仅从考古发现的遗物上看，这条路自北魏到辽—直畅通唐初，统治者对外经营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北，目的之一便是通过绿洲之路与西方勾通，但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北方的经营，设幽州、营州管辖北方事务，以从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通西方的交通路线上获得利益丝绸之路中的北方草原路问题，虽然早巳提出（23） ，但多指西伯利亚南部的草原很早的斯基泰人、塞种的迁徙、交流问题。

对六世纪以后的唐、辽及草原路的研究甚少，而考古学研究几乎是空白李家营子的—套成组的银器及器物的产地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上述发观的考古遗物，人们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在这一时代范围内，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联系，在论及中国发现的西方器物时，多涉及萨珊、拜占廷、巴克特里亚及与中国的关累，近年又提到{K22C520.jpg} 哒在汉代张骞递西域前后，苏联著名的巴泽雷克墓葬出土有中国的铜镜、漆器、织物等（24） 阿富汗黄金冢出土汉代的昭明镜（25） 中国北方地区尚未报道过西方的器物，但南方的广东广州南越王墓（26） 、黄河下游的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坑（27） ，都出土有罗马银盒实物证明中、西方各自在自己的国家里发观了对方的器物中国与西方开始了正式的围家之阂的接触南北朝时期，中国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器物造裂，还是纹样风格，都可以见到许多西方的因素隋唐时期又有发展究其原因，与包括佛教东渐的西方文化向东传播不无关系西方的情况亦如此，伴随着大月氏两次向西及西南移动，中亚连锁发生了各民族的迁徒，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跨度很大、涉及的民族与地区极广的大迁徒张骞、法显、玄奘通西域， “丝绸之路”进入了繁荣期，加快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

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方文物也大都属于南北朝隋唐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渊源和背景下，应着重考虑的是西方的哪个民族和地区与中国的关系最密切由此，粟特地区和粟特人的桥梁及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