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20世纪前半叶民间参与城市化运动论析.docx

    自下而上20世纪前半叶民间参与城市化运动论析    Summary：20世纪前半叶，随着社会变革加剧和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国自上而下的传统城市化发生了路径转向，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城市化运动蔚然兴起这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虽然不乏张謇、卢作孚及刘歆生“一人造一城”的经典案例，但由于民间力量弱小，社会环境欠佳，政府鼓励和扶持其参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力度有限，且二者之间不能和谐共生，良性互动等诸多原因，使得民间参与城市化热情受挫，通道阻塞，平台促狭，直接导致近代中国城市化一直停留在低水平徘徊的层次，裹足难行Key：自下而上;民间参与;城市化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研究”（013BZS075）：K928.5    ：A    ：1003-854X（2020）10-0105-17一、清末民初民族工商业发展与民间参与市政热情高涨晚清以迄民初，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使得民间投资实业，参与城市建设的愿望得以伸张，通道大为拓展，自主自治意识亦大为提高首先，新兴城市纷纷兴起，如被迫开埠由外国人主导之条约口岸城市，由于铁路修筑、矿产开发而出现之新兴交通枢纽城市和工矿城市，更有由传统工商业市镇转型升级扩张而来的现代都市……近代城市的多样性，改变了传统“郡县城市”的单一格局，为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城市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广阔舞台。

其次，源自清末的近代市政兴革使城市建设和管理开始由政府单一治理向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缓慢转变，为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市政并逐渐自治提供了制度保障数千年来，我国不是没有城市生活，也不是没有关于城市任务的设施，所不同者，地方自治丝毫未办，一切城市任务不归中央政府直接办理，即归代表中央政府之下级行政机关办理，并没有归市自治团体自行办理的罢了”① 清廷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开宗明义：“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 按照定章，由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该章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条），虽然主旨仍在“官治”，但毕竟给城市“民治”开了政策口子此后，各地城市自治机构乘隙而生，民间参与市政积极性开始调动起来第三，甲午战争以后，国家放松了对民间投资工业项目的限制，政府利用行政资源搭建多种投资平台，为民间资本进入工商实业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领域创造了条件，民间组织私人投资现代经济热情高涨直到1895年之后，清政府才真正下功夫去推动工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1903年皇室成员载振周游世界返国，上奏皇帝请求建立商部是年9月商部建立并授命促进新兴企业的活动商部拟定了一套关于个体业主和合伙投资企业的法令。

该部开始了经济研究并直接建立了一些企业1906年建立了新的运输交通部到1907年，邮件投递量在不到十年之内扩大了三倍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具备了扶持各类现代企业的必要手段”② 辛亥革命以后，国家鼓励并保护民族工商业，《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规定“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自由营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成立实业部，鼓励和统筹政府及民间投资实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对政府与私人经营的关系问题上，政府明确表示：“推进经济建设之原则，必依个人企业与国家企业之性质而定其趋向凡夫产业之可以委诸个人经营，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由个人为之，政府当予以充分之鼓励及保护，使其获得健全发展之利益③ 为了保护民间经济的发展，政府表示要裁汰苛捐雜税、改善收税制度、统一货币、发展金融等④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明确规定：“对于民营矿业予以奖励及保护”，“为发展国计民生，国家对于人民生产事业，应予以奖励保护”，并颁布了《公司法》、《工厂法》、《公司施行法》等一系列法律，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法制保障自清朝末年起，不少城市就将城市公用事业的经营向私人资本开放，如汉口宁波商人宋炜臣就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举办了暨济水电公司，包揽了汉口华界自来水和电力供应。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许多城市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的方式向民间资本开放城市基础设施营建和城市公用事业的经营，民间资本投资现代经济部门，参与城市基础建设和公用事业经营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和鼓励，客观上促进了民间商人力量的壮大，各地商会发展为一支独立的民间社会力量他们在创办地方实业，发展城市工商业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如苏州商会集款筹办苏州经丝厂、苏州纶纱厂从1900年到辛亥革命前，民间办厂已经超过400家，资本总额超过100万的有9家⑤ 与此同时，地方民族商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任1900年，为抵制公共租界的扩张，上海闸北绅商祝承桂等奏准组织“闸北工程总局”，在此修筑马路，建造楼房，开辟商场，实际是承担了官府无力担当的一部分地方管理和建设的职能绅商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又反过来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缫丝、布厂、碾米厂、制革厂、印刷厂、肥皂公司、面粉公司、风琴制造厂等纷纷在这里落户⑥ 20世纪初，各城市先后出现商会、商团，工商业者有了保护自身利益的团体他们开展地方自治运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活动，都在客观上推动了城市现代化事业的进步从1905年到1911年，上海地方士绅主持了声势浩大的地方自治运动，推动了租界之外的上海市区城市早期现代化建设。

期间共开辟、修筑了100多条道路，修理、拆建了60余座桥梁，新辟、改建了9座城门，建筑驳岸10个，修造码头6个，对于改变华界旧貌、缩小华界与租界差距、提高整个上海城市早期现代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⑦辛亥革命后，在联省自治浪潮中，城市自治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力量的壮大，其主体意识和制衡官府的能力与清末相比，已经有了明显提升，这必然有利于城市自治的发展在武汉，这一现象尤其突出，辛亥革命期间，维持地方秩序、筹措军费、发行货币、运粮等诸多事项皆要仰仗商民，军政府也解除了许多对商民限制的陋规，促使武汉商人集团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辛亥首义为武汉商界积累了参与重大城市事务的政治资本以汉口各团联合会、各保安会为代表的基层自治性社团组织，在民国建立后很快恢复、重建、重组;汉口商会也很快恢复活动;在辛亥首义中协助民军起到重要作用的商会会董李紫云当选为民国建立后汉口商会的第一任总理这些都是汉口商人制衡政府的力量壮大和自身主体意识提高的表现，也为民间资本主义势力自下而上地推动城市化运动创造了空间北洋政府时期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宽松，推动了民间“实业救国”的热情逐渐高涨，民族企业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并将城市过剩人口转化为生产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1915年后，营口棉丝业在“欧战期间，布价骤增，颇有赢利，销售东北及西伯利亚，俨然大宗出口货……营埠棉织工厂，分为织布、织袜、织带、毛巾、针织线毯各种，依此为生者，几达万人⑧ 地方商会在协助政府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也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如1919—1920年间，天津商会成立维持市政会等组织，主动配合政府整修街道、挖河修堤、添设浮桥等，按照政府的规定，承担了诸如筹款、协调、拆迁等事务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资本持续扩张民间私人企业的发展，为容纳城市外来人口，发展城市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据天津社会局1929年调查，天津纺织业有34264人，占全市工人数72%，工人人数47564人，以河北最多，山东次之⑩ 1931年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上海2001座工厂进行调查，共有工人212822人，其中以江浙人居大多数 民间组织也常常主动承担和兴办当地的经济建设，推动城市化建设如1936年5月华洋义赈会拨款35万元，修筑由蘭州到西安间的汽车路，便利了城市之间的交通往来民间企业的兴办，使有的地区甚至在抗战时期仍然出现了城市化运动的趋势，如1938至1948年间，江苏南汇县鲁家汇镇“近十年来，碾米、榨油、轧花等厂，以及各式商店，时有增设，市况渐盛。

民间商人投资办厂，大兴实业，直接催生了一批工矿城镇如上海、川沙，“文兴镇，……有张炳华、曹翔青等开设南北杂货、花、米行，渐见发达于是，各商闻风咸集，至光绪三十年间，异常兴盛文兴镇，成为全沙各镇之冠 江苏嘉定“周家桥在法华西北四里许，本一小村落，民国五年，有无锡富商荣氏傍吴淞江购地数十亩，开筑申新纺织厂;八年，欧战发生，纱价大涨，富商购地设厂者接踵而至，地价骤贵，亩值千金，百工麇集，遂成市焉 类似的情形在清末民初江浙相当普遍二、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张謇、卢作孚与刘歆生之个案分析20世纪初地方精英推动当地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当属张謇、刘歆生、卢作孚分别在长江下游的江苏南通、长江中游的汉口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北碚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有益尝试最为典型一）张謇与南通的城市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通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县：南通古名通州，苏省一小县也……论其繁华则不如沪，论其才（原文如此）富亦不如苏，论其土质物产均不足以齿于江南各县以故二十年前，人民故步自封，不事改进，教育实业之事，均寂无所闻满清末年，时方多难，需治孔殷，县绅张季直先生深系世事之艰，欲思而挽救，非实行自治不可欲行自治，又非振兴实业不为功。

至民国成立，入长农商，逮袁氏称帝，以道不合而退归乡里，急办自治兴学校，置工厂，辟商场，拆城垣，建马路，惨淡经营，不遗余力不数年间，而寂寞无闻之南通，一进而为实业教育发达之区，再进而得全国模范县（Model District又所谓中国之地上堂Paradise on Earth in China密勒氏评论报尝以此二语称南通）之名自是而声振一日千里举凡中外之教育家、实业家无不以一至其地，得先睹为快焉张謇在南通的城镇化试验始于20世纪初年1903年，张謇东游日本，曾参观考察北海道札幌市政，其先进的市政设施和管理水平，给张謇留下深刻映象：“札幌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宏敞整洁;工厂林立，廛市齐一相（原文如此）见开拓人二十年之心力” 日本考察归来，张謇对于南通发展思路渐趋明晰，这就是关于地方自治之“村落主义”：“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其“村落主义”的地方自治路径是先实业，再教育，然后地方公益事业，“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先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慈善，乃及公益” 经过一番努力，将南通由一个传统的乡村社会建设成为区域性现代化大都市：“由垦牧乡而通海地区，由通海地区而徐州建省份，这就是张謇所追求的成聚、成邑、成都之构想”。

为了实行“村落主义”主张，张謇在南通大兴实业自1895年在南通唐家闸创办大生纱厂，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謇在南通及周围共开办了30家企业南通工业，近十余年来，始臻发达气象工厂均次第建设，而大生纺织公司为其实业发达之母该公司发达后，计设大生第二厂、第三厂及第八厂，均拟民国十一年完全成立，后以天灾频仍，故今仅成立四厂而广生油厂、复兴面厂、资生铁厂、阜生织布厂、大生织物厂、颐生酒厂、通明电厂、通燧火柴厂、通耀皂烛厂、开源纺织厂以及大达公电机碾米公司等，亦因大生纱厂发达之故相继而起其关于工业上经济之转动机关，有银行五所，即中国、交通、江苏、上海及淮海实业银行等是也区区一弹丸之县，工厂发达如斯且多，系一二人之手所创办，岂不令人钦仰哉”在兴实业的同时，张謇还十分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他以通州师范为起点，创办多所学校，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到特种教育，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在当地形成了多层次、多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南通之教育，虽仅具雏形，未臻十分完善，学校之多，设备之完全，人民智识之增进，远非他处所能及南通在中国千七百余县中，不过一极小县耳，而竟有高等教育三所，中等教育六所，小学校三百七十余所，特殊教育二，及职业教育四。

他如通俗教育馆、幼稚子教育之设立，亦不在少数也”张謇尤其对南通的城镇布局和市政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其市政建设的思路是先规划再建设，“地方自治，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