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2017我的读书榜

1、荣剑：2017我的读书榜 一年下来，各种总结、表彰、评奖和排行榜层出不穷，评选好书肯定是读书人所期待的，各大出版社、出版人、书评家和文化类媒体纷纷推出十大好书或畅销书排行榜，令人目不暇接。好书畅销书推荐，肯定对读者阅读有引导作用。看到一家新媒体推出的刘苏里年度书单，有个性，亦有专业性，他推荐的书单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并非所有垮塌的帝国都能留下“背影”，涉及帝国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家史、亚洲史、数学史、艺术史、大历史、哲学史，分门别类而有主线贯穿，引人入胜。读书是写作的起点，一篇文章，总要引经据典，总要吊一些书袋，否则怎么显示学问渊博？钱锺书是大学问家，其实就是一个大读书家，一部管锥篇吊的书袋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出处，按他给出的注释再去读他引述的书，那是要把人累死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显示博览群书还是报一下书名即可？就像侯宝林报那个菜单，吃没吃过那个菜不重要，报得出菜名才是重要滴！至于刘苏里这样围绕一个主题写一个书单的推荐文章，那也是要熬上几个晚上吧，而这几个晚上做出的文章是要把推荐的十几本书读完。这么笨的功夫有多少人还在做？真正的读书人讲的是实诚，读书没有捷径。现在流行

2、快餐文化，提倡碎片化阅读，微博体140字由此兴盛，许多读者读一篇2000字的文章还头疼，他们最希望刘苏里多一些，把几本书的精华提炼出来，然后一口吞下去，也算是饱读诗书了。我读书不多，时不时也有人会问我，读什么书好？能不能推荐几本书？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说了：这是我遇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我读书漫无边际，全凭兴趣，既喜鲍鱼肥牛，也好卤煮火烧，此为泛读，泛读就是没有重点，怎么推荐给人家？还有一类阅读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答案也想看别人的答案，此为精读，精读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别人会有兴趣？不好推荐。刘苏里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卖书写书评书知书，几个身份集于一身，既了解公共阅读需求，又有自己的丰富阅读经验，读什么书，找他。熊彼特在他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序言里，首先写的是他的一个阅读体会，他说有些书看完之后一袋烟时间就忘了，而有些书则可以反复阅读，甚至可以读一百年。他认为马克思的书具有读一百年的品质，堪称伟大的学说。在做出这个高度评价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对马克思的理论给予了彻底否定，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是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从科学意义上讲则是虚浮的。熊彼

3、特的这个说法，显示出这是一个会读书的立场：我在赞美你时，忘不了对你的下巴狠狠一击，谁叫你是我的敌人。当然，以打架的态度去读书，是极而言之，大多数时候的读书，还是先把自己脑袋的水放空，不预设立场，对人家书里说的东西哪怕是生吞活剥也行，以后再慢慢消化。一本书管不了一个时代，能解决一个问题，能生产一个知识，能有一个启发，就很了不起了。现在是信息爆炸，书如浩海，读什么书？鲁迅先生在他的时代有过忠告：尽量读外国的书，少读本国的书。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忠告至今依然有效。我看刘苏里推荐的书单，也是译著居多，是中国人写不出好书？好书的生产肯定受制于各种限制性条件，不仅涉及作者的生产能力，从知识、阅历到写作经验，需要时间的积累；也涉及书的各种生产环节，从审查到自我审查，那是各种过滤网，最后是把渣滓都留下来了，而把精华又塞回到作者的脑子里。科斯教授提出了一个思想市场的概念，高度概括了思想成型的基本机制，即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好的思想产品主要是以书的形式出现，就像LV包的生产一样，由消费者自由选择，优胜劣汰。现在国人纷纷去国外买LV包，和读好书的道理是一样的。人家的生产机制和流通机制好，生产出来的产品就好

4、，这是硬约束。书的生产除了硬约束，还有软约束，何谓软约束？我的理解是书的选题，离政治远一点，或者讲政治策略点，诸如历史、思想史、经济学、工具性、知识性类的书，约束会少一些，再加上有一个好的书写策略，像易中天说书式的写作，是可以把思想产品写成畅销书。要不就是把书写成天书，佶屈聱牙，晦涩幽暗，没有几个人看得懂，那就畅行无阻了，至于有多少读者，就别指望了。章太炎先生治小学，研究古文经学，出了一本訄书，估计这“訄”字就没有几个人认识，得翻字典，但这没有妨碍太炎先生成为大家。所以，思想市场这个概念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思想为核心。在软约束条件下，经由与政治正确性的多重博弈而出版的书籍，是值得重视的，它们的“难产”或许就是好书的标志，而那些在目前条件下可以顺利在市场上大行其道的书，则未必值得关注。上面说的这些话，是为我的2017读书榜做一个铺垫，其实也是确立我去年的一个读书范围何以读书，读什么书？就主题性而言，日本研究，思想史研究，政治转型研究，艺术史研究，是我这些年来持续关注的重点，因此，读书是围绕这些重点而展开，是跟着问题走，用林副主席的话说，是带着问题学，边学边用，急用先学，有些书需要反复

5、阅读，在泛读的基础上精读，既是六经注我，也是我注六经。以我注六经来看，读书必有取舍。首先是三千弱水我只取一瓢饮，这一瓢指的就是书中的观点，应该是独到的见解或创见，煌煌大作，没有创见，岂不就是文字堆砌？不读也罢！其次是看能不能提供增量知识，有无新的信息量。诸如智能科学、网络革命、野史秘闻、旁门左道，皆可同等观之，以拓宽新的知识资源。三是看叙事方式或方法，同样的材料，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表达，会呈现出不同品质的成果。那个被人称作阿姨的男性作者，重写经与史，猛一看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再细看似乎也没有什么思想突破，就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讲故事。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从大里说，是范式革命，从小里说，是叙事转换。有时候是观点不重要，叙事很重要。最后是看修辞和语言，一本书既然是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语言粗陋，文字低俗，思想的形象岂能完美？新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修辞取代了思想、学说或观点，中国梦成了治国总纲，但似乎并没有提升修辞水平反而是语言的粗鄙化大行其道，那些不加掩饰的忠诚以无条件的、绝对的、彻底的词汇来展示，怎么看都有点急赤白脸的感觉，太不文雅了。由此可见，修辞很重要，一本书即使没有思想，如果

6、语言精美，文字精炼，郁郁乎文哉，那就可读。基于上述我对读书的理解，我的2017年读书榜，以10为限，图个圆满。对每本书的理解或评价，限于篇幅，只能略谈一二，点到为止，不及其余。读者对我推荐的书如有兴趣，还是自己去读为好。1，洛书河图，阿城著，中华书局2014年第1版。把阿城的洛书河图排在我读书榜的首位，坦率地说，是出于我对阿城文化产品的高度偏爱。如果一个人要想附庸风雅，附庸阿城不算丢人。阿城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不用再说了，他推出的这本洛书河图，原来是他在中央美院给研究生的讲课稿，谈的是文明的造型探源，而探源的动力则最早来自于四十年前在哈佛大学一个讲座上一位老者的提问：河出图，洛出书，这个问题最重要，搞清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清楚了。阿城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惦记着对这个问题的解决。2013年，洛书河图出版在即，我邀请阿城在锦都艺术做了一个关于本书的讲座，不夸张地说，京城半数公知都到场了。一个清史研究专家，自己不好意思来，派了自己的一个博士来听，博士听了后向自己的导师汇报：阿城讲的不过尔尔。但一个电工听了后对我说：阿老师讲的真好。市场的反应证实了这位电工的判断，书连续印了六次，卖了二十几

7、万册。一本学术专著，非常偏门，未经任何宣传而有这么大的销量，堪称奇迹吧。清史专家及其博士对阿城这本书的评价，可能具有普遍性，至少从现在来看，学术界对洛书河图几乎就是沉默。我以为原因可能在于：或者是因为读书不求甚解，没有读懂；或者是读懂了而装聋作哑。阿城的中国文明探源，是从原始初民遗留下来的器物造型和现在仍然保存在苗族服饰的图案中，洞见到天极崇拜对于构建中国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以我的理解，洛书河图从最早的知识人巫师关于天文星象和地理的知识垄断，构成对现实统治者的一个知识性制约，最后却被收归国有即国家统治者所有，巫权和王权合一，实质是中国的政教合一。这么一个深邃的见解，被阿城埋在了一个美术讲座中，而且涉猎广泛，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器物造型、服装服饰到思想史，几乎都有所涉及。知识范围之广，读者可以各取所需，电工亦可体会，惟冬烘先生不知所以。特别值得期待的是，阿城关于造型艺术的第二本书即将出版，该书亦是出人意料地从佛像造型中探讨弥勒信仰的形成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吾等翘首以盼。2，东洋文化史研究，日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最近几年读日本

8、的书多。2014年首次去日本考察，形成一个看法，中国自由知识人对日本关注不够，研究不够，日本反而成了中国新左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汪晖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从宋代开始言说，即是将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上溯至宋代，以表明中国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是两个不同路径，中国现代性是内生的而不是外来的，包括毛的现代性，被其称为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个重构中国现代性的说法，应该说是受到了内藤湖南的影响，内藤在本书中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打开了中国诸多新左的脑洞。内藤治中国历史和思想，可谓大家，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对中国长期居于主流的历史分期理论是一个颠覆。在他看来，唐为中世之终结，实乃相似于欧洲中世纪贵族时代的崩溃，宋为近世之开端，实乃平民社会的兴起，亦可视为近代（日语中和现代同义）社会之前阶。内藤对唐宋时代差异的多方面描述，无疑是切近历史的真实。宋代的政制安排被当下儒者极为推崇，认为已经达到了宪制水平；宋代不立田制，彻底告别唐均田制，土地充分私有化；宋代理学提倡格物致知；宋词打破唐代格律诗的限制，以长短句的形式更易于自由表达；包括禅宗和简约的美学观；凡此种种，都指向了宋代作为现代性起源的特质，宋代的“近世”亦可称

9、为“前现代”，和英国比起来，中国的现代起源岂不就是早了五百年？！和“唐宋变革论”想配合的理念，是内藤的文化观，文化的重要性被内藤置于远高于经济、政治或制度的位置上，其逻辑必然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或许不如西方，但中国的文化肯定高于西方。内藤看不惯西方，根据就在文化，如他批评美国：像美国之流，造起五十层七十层的大楼来，底下的部分连阳光都照不进，这哪里说得上是什么文化？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对于认识唐宋之别意义重大，但对中国帝制时代而言，则力有不逮。唐宋不管区别有多么大，都是属于帝制形态。我的看法是，自秦建立帝制以来，秦汉是第一帝国，隋唐是第二帝国，宋明清为第三帝国（元可另说），唐宋之别，抑或只是两个帝国形态之别。而文化决定论，说白了就是文化特殊论，这是从晚清以来顽固派到当下新左们抵抗世界普世价值的主要武器，在二战前，也曾经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有力武器。内藤的理论包括整个京都学派一度沦为日本军部的帮凶，教训实在是深刻。3，政治秩序的起源，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福山这本著作于2012年在中国出版时，我和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正好有一个长篇对话，我在对话中对黎安友教授说，福山先生被中国迷住了，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2016年11月，我受邀在哥大东亚研究所发表演讲山重水复的中国，在第三部分中以“中国转型的福山路径”为题，全面展开了对这本书的解读，我甚至说到，该书是福山专门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去年，我曾试图在两个场合继续讲述这本书，无奈没有成行，但中国现行的发展趋势表明，沿着“福山路径”前进，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至于能不能走下去，则是另外一回事。福山在本书中，完全抛弃了西方政治史的主流叙事框架，即从古希腊民主到古罗马共和国再到中世纪的分裂状态最后以英法德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构成了世界政治演化的一条经典路径，在这条路径之外，诸如中国印度这类国家，被认为是长时期陷于没有变化也就是没有历史的状态。福山颠覆了西方的这个叙事模式，他的历史叙述部分首先是把中国置于首位，把国家建设视为政治秩序的起源，而国家建设则有赖于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力。福山独特的历史叙事是基于他的一个理论建构：从国家建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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