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一

1、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一)摘要:不同于上几代老移民作家,也有异于同时代的一些新移民作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作家代表,美籍华人查建英致力于描写北美华裔所面临的文化和性别冲突。她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体会着“边缘化”的状态,其作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透视了“边缘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反映出人物在中/西矛盾对立中特殊的充满悖论式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新移民难以逃遁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等问题,以及在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中所追求的一种自我放逐的自由。关键词:查建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异化Abstract:AsarepresentativewriterofthenewimmigrantswhowenttotheUSAfromChinain1980s,ZhaJianyingisdifferentfromthewritersofeitherthepreviousgenerationsorthesamegenerationWaveringbetweentheWesternandChineseculturesandsufferingthemarginalization,she

2、devotedagreatdealofeffortstodescribingwhatculturalandsexconflictstheNorthAmericanChinesehavefaceduptoHermasterpieceToAmerica!ToAmerica!revealedaninsightintothephysicalexistenceandphysiologicalstatusofthemarginalizedpeople,reflectedtheparadoxicalexistencedilemmawheretheircharacterfadedduetoculturalconflicts,andshowedtheculturalselfidentificationcrisisandthealienationtowhichallnewimmigrantshadtoface,aswellastheirpursuitoflibertinelikefreedomKeywords:ZhaJianying;ToAmerica!ToAmerica;culturalselfiden

3、tificationcrisis;alienation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一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禁锢已久的中国人大批地踏出国门、涌向国外,出现被国人调侃为“世界大串联”的移民活动,由于他们移居境外的时间相对还不够长,故将其统称为“新移民”。他们在海外用汉语写作,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被称为“新移民文学”1。这群作家包括查建英、严歌苓、叶冠南、虹影等,他们在东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语境中思考并创作,既反思东方文化传统,也不忘打量西方文化;既关注海外华裔的生存与抗争,也关心在种族、文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个人的追求和欲望。与上几代老移民作家不同,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作家代表,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在文化的皈依上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反叛和渴望超越;与同时代的华裔英文作家趋附于“西方主流”的殖民心态迥然对立,查建英是在“边缘”文化中自觉地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寻找自己新的文化认同;此外,与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以及叶冠南对中国文化的固守等也有异,查建英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体会着“边缘化”的状态,追求一种自我放逐的自由。查建英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

4、移民特殊的地位和处境,触及了“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理状态。其作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反映了人物在中/西矛盾而充满张力的生存境遇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人的异化等问题,以及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漫长的文化兼容与互补中所经受的艰辛历程。一、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威廉布鲁姆(WilliamsBloom)曾指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因此,文化身份特别适用于考察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漂移的“主体”移民、边缘群体等所面临的身份重建过程。显然,从母国移民到另一国家,人们面临的不仅是生活、工作等现实问题,而且是关于“我是谁”,“我认同什么”的自觉和反思,他们需要有一种令其满意的意义解释,以便消弭在异质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所产生的心理矛盾,使自己与居住国的文化联系得以重建。而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指文化认同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产生观念、心理和行为的冲突

5、及焦虑体验。面对异域文化的不适应所导致的沉重感,百年来移民作家们艰难地寻求着自我的归属,进行着一场破茧似的突围。早期旅美作家在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碰撞之后,对自身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他们更有一种在海外承担传播延续母国文化的使命感。他们以中国人自居,无论从身份、心理上都会倾向于中国,在文化上也有一种不愿被同化的坚守。而新移民作家们首先在反观自身中寻求突破,彰显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和斑驳的文化色彩:汤亭亭对母体文化的弃绝,严歌苓对西方文化的积极认同,以及叶冠南对中国文化的坚守等等,都显现出了新一代移民作家追求自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姿态最为决绝的是查建英。这一点,在她的文学文本中清晰可辨,并显示出远较传统或当代其他华人作家更强烈的动荡不安的特征,其作品不同程度地对文化认同危机作出了生动而真实的诠释。在查建英的文本中,人物在面对历史与文化纠结时往往会滋生矛盾复杂的心理,在芝加哥重逢中作者借一位被挤压在社会边缘的男主人公之口说:“在异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性格和感情会逐渐发生一种分裂,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两种文化会同时对你产生吸引力和离心力,你会品尝前所未有的苦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矛

6、盾。你的民族性在减弱的同时,你的世界性在把你推向一片广阔的高原的同时,使你面临孤独的深谷”3。这无疑是域外流浪者心灵处境的一个真实呈现,反映了移民在特殊的境遇中的尴尬心态和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和重构危机。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是查建英较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所讲述的是一个具有“土插队”和“洋插队”两种人生经历的女性故事,女主人公伍珍所经历的两种生活虽有地域和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但都是背井离乡,同样是抛离了或被抛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而苦熬岁月的艰难。伍珍不满足于在国内时的死寂生活,强烈的物质欲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使她最终冲出家门,并最终跨越国门去寻求新的发展。“出国,这前景使她的眼前突然明亮开阔起来,冒险、机会、见识、荣耀,全都在她的眼前五光十色地闪过,最重要的是使她能冲出这个环境。”2在欲望的召唤下,她怀着复杂的心情跃跃欲试,压抑了多年的欲念、不尽如人意的生存状况使得她远离故土,在异域他乡寻求改变命运的机会,寻求着“美国梦”的实现。然而,作为在本土有过长时间生活经历,并背负着沉重历史的人而言,异域生活使他们注定要在中西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徘徊和游移。因为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故土抑或他乡,对于他

7、们都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和排斥,吊诡的是他们自身根本无法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方并与之形成内在的和谐,并且任何一方也不曾将其视为“自己人”。伍珍必然处于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在作品中,和伍珍一样,客居海外的华人也不同程度地经历着在文化冲突中自我身份认同的错位与失位的危机。人不能离开身份而存在,对于自我身份的寻求与确认是人类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作为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并系之于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中国人,一旦远离了既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而投身域外生活,他们必然遭遇不同文化间的相遇、碰撞、影响和交融等问题。随之而产生的是追求与彷徨、兴奋与痛苦的复杂心态交织缠绕,挥之不去。他们有着弱势文化背景下的屈辱,同时也难以逃脱强势文化包围下的卑微感受,而最为痛苦、冲击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对自我身份难以定位的困惑与迷茫。文化是深入骨髓的,是烙在主体精神深处抹不去的印。解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作为意义的编织者,“人”不是作为一种抽象化类型化的存在,而是始终为他所在的特殊民族和地域习俗所塑造的4。正因为如此,人一旦离开了塑造了他的特殊民族和地域习俗,则必然要面对重塑自我的现实,其文

8、化身份则面临着重新调整或重构的问题。中西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交汇、碰撞所带来的困扰,是任何一个新移民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面临着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和自我定位的危机。“我”是中国人?美国人?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还是什么都不是?伍珍精神抖擞地投入美国的角逐场,然而美国社会或隐或显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人毫不掩饰的民族自豪感,阻碍着伍珍与美国社会的融合。同时伍珍血浓于水的中国文化传统意味的情思和思想行为,也使她抗拒着对美国的认同。到美国半年多后,她依旧怀疑整个经历的真实性,“文革”中的往事也会在她毫无戒备时袭来,使她惶惶然有时空交错、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的错位之感。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作家以犀利的笔调刻画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撞击下的复杂心态和现实处境。他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国社会所同化,比如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对于美国价值观、伦理道德的认同。但在骨子里他们依然有着中国文化的烙印和中国情结。这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判断出来:“艺术家应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嘛,何必为世俗所累。”“一瓶子不满,两边晃荡。”“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56970此处谈论的虽是艺术

9、、政治和人生,但其背后却潜隐着强烈的民族压抑感和身份不确定性的苦痛。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寂寥的生活中,给予伍珍心灵抚慰的不是她所崇尚的美国的奢华,而是丈夫余宝发的来信。对伍珍而言,那些久别的方块字是熟稔而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这种文字承载了她的过去、她的回忆还有挥之不去的文化习俗浸染;而陌生,则是因为欲在异域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疏离甚至忘却母国文字的存在。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承载着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在身处异乡的游子中,文字和语言成为寻求精神寄托和表达情感的最为直接的方式,而对此的矛盾心态也彰显了他们精神的焦虑和危机。关于新移民的这种边缘心态,有论者指出:“确切地说,不是因为他们被抛到海外因而发生适应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至少是以为能够容易适应)于西方作为一种理想生活的文化吸引,才发生出国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始终面对着文化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在海外的经验只是使这种矛盾和不确定以更尖锐和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6。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心灵感受和文化定位仿佛是一种深深烙刻在他们身上的不无悖谬的印记,无论他们如何作艰难的心灵突围,都无法摆脱这种或浓或淡的边缘性感受。对此,查建英有深切的感受:“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经验到了两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个或与之达到较深刻的和谐”7。查建英的可贵,在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处于一种独立于文化“边缘”的创作状态,在于自觉地重建独立意义的文化人格。她一方面深刻地理解了并同样存在着前辈移民作家当年所普遍存在的内心分裂、苦闷失落的心态情感;另一方面,也由于时空的改变,新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使得她比起自己的前辈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豁然开阔和毅然抉择的精神勇气,并以一种个人经历的形式凸现出来。查建英文本中的人物大都身处一个东西方文化引力和斥力胶着的地带,往往会陷入文化身份危机之中。由身份危机演化而来的则是他们内心的寂寞与痛苦,以及无所归依、无所寄托的悲哀,同时也经历着异化和精神的沉沦,在文本中可以确证的是人物随俗的无奈和宿命的感伤。二、人的异化在第一、第二代等移民作家的笔下,人物尽管也不可避免地游移于两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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