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户藉制度

1、唐代户藉制度篇一：唐代的赋税制度唐代的赋税制度唐朝再度统一中国，经武德贞观之治，重行均田制，并建立了唐代的新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唐代的农民生活，可以分做光明的和黑暗的两面来说。唐代的农民，在安史之乱以前，生活相当安定而富庶。最重要的是租役的负担很轻，譬如唐初所实行的“租庸调”制，这种制度，都是减轻负担，给人民以方便。当时除了“租庸调”之外，地方上也没有什么苛捐杂税，唐初不征收盐税、茶税，不禁酒，只要国家太平，没有战事，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安定而富裕的。所以史称贞观之治是：“外户不闭，行旅不贲粮。”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到开元、天宝之际，达到一个最高点。因民生之安定，而人口繁荣，物价低落，贞观四年的米价是一斗三钱，开元十三年东都米价每斗十钱，安史之乱后，代宗时的米价上涨到每斗一千钱以上。各地仓储皆满，一个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十几万人，想见其民生之富庶，所以杜甫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事，稻米流脂粟米百，公私仓廪俱丰实。”元结也有诗咏当时的农村生活：“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当时人民不仅平日生活安居乐业，旅行也很舒适。四处路边都有酒肆

2、旅店待客。杜甫描写秦州通西域的驿亭说：“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不过这种繁华和舒适，经安史之乱而全面破坏。以后农村便日益艰难，民生也日益凋敝了。（一）均田制甲、丁年的规制唐代成丁之年的规制凡三变，逐次缩短其年限。丁年即役龄，唐时最初为四十年的役龄，缩短为三十八年，在缩短为三十年。唐初至开元时，二十一岁为“成丁”；天宝三年更定二十三岁为“成丁”；广德元年更定二十五岁为“成丁”。乙、授田的规制1、唐初规定，一般百姓，丁男给田一百亩（即一夫一妇），一百亩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年老及残疾者，只给四十亩，守寡的妻妾给田三十亩，如改嫁，增加二十亩“永业田”。总之，以二十亩为“永业”。“永业田”作为固定的私人财产，死后传授与承户人（继承者），口分田则收入官府。2、田有“宽乡”“狭乡”之别，凡地广人少，土地可以按法定额度分配的地方，称为“宽乡”。地狭人多，土地不能按法定额度分配的地方，称为“狭乡”。唐初规定狭乡授田为宽乡的一半。3、开元二十五年，男子十八岁以上，也得按丁男之制授田。4、授田以农民为主，工商业者，宽乡按法定额，永业与口分田，都减半授予，狭乡不

3、授。5、国家对于亲贵、职官与勋臣，另有赐给的“永业田”“职分田”与“勋田”。丙、赋役法1、租庸调制 每丁授田后，每年上缴粟二担，称为“租”。丁男为国家服劳役，每年二十天，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服役，可以按日计算，每日缴绢三尺以代替，这称为“庸”。随地方土产，每丁每年上缴绢、绫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缴绢、绫的，另加绵三两，缴布者另加麻三斤，这称为“调”。所谓：“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课户与免课户 租庸调是农民对国家的正常义务，但并非全民如此，因为唐朝规定有所谓“课户与免课户”之别。“课户”是一般应有租庸调的户口，“免课户”是受到优待而免除租调的户口。这类不课户的特殊身份，其规定诸如：皇亲郡王以上，命妇一品以上，勋官三品以上，职事官九品以上，老、残疾、寡妻妾与僧尼、部曲、客女、奴婢等，皆为不课户。（二）两税法甲、 租庸调的破坏租庸调在唐朝的盛世贞观永徽之际，颇具成效，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但是不到百年，就发生了弊端。主要原因之一，首先是课户与不课户这项不合理的规定。许多课户，设法取得一官半职与勋功，或出家为僧尼，而变为不课户。使得不课户日增，而课户日少，甚至不课户超过了课户。

4、更有许多隐匿逃避的户口。其次是田地的转移。原则上，无论永业田还是口分田，是不许买卖的，如不得已而买卖，也须经过政府的核准与法定的手续。可是事实上有许多贫户，迫不得已常常私自转让，将所授之田卖给那些不纳课的特权之户，发生这种现象，国家也无可奈何。再则租庸调法的推行必须有完密正确的户籍。到了开元时候，户籍已坏，许多丁口的死亡，田亩的转让都没有登记，户部所上的版籍徒为空文。更有戍兵死亡在外，边将不报，到了兵役满时，仍有籍贯。安史之乱后，人民的流离死亡，地方大乱，租庸调乃全面破坏，无从实施。于是唐德宗时的杨炎就创立“两税法”。乙、 两税法的实施唐德宗时宰相杨炎，指出了当时田赋与户籍的败坏情况。德宗采取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是废授田之制，将人民现有土地，全改为永业，归百姓私有。然后取消租庸杂役。按其田亩收获多寡征税，每年国家征税两。所谓：“户主无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率是以代宗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两税法实施之初，据说它的好处是：“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收，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这是说的统一征收，没有版籍的麻烦，但是实行不久，又发生了新的

5、问题：一是说税额固定以大历十四年的额度为标准，然而乡有宽狭，田有丰腴，依然分为若干等级，这些等级也被固定了，总有天灾人祸上的变迁，这税额是不变的。这是府兵制早已破坏，人民没有版籍的顾虑，也没有“浮游”的禁令，于是田亩税额重的地方人民，都流亡到税额轻的地方。国家是照田征税，而农民的耕作力是有限的，于是税额重的地方，农民的负担更重。所以在贞元四年，唐德宗再次下令“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三年一次审定调整，是很困难的，何况在那藩镇作乱的时候，其执行成效如何，史焉不详，恐等于虚文。二是两税法制定之初，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正需钱财，征税额以钱计，农民乏钱，所生产的是实物，于是按钱额折合实物，缴收布帛。后来富豪操纵，钱价上涨，布帛价格下跌，豪商大获其利，农民生计日窘。穆宗时，决定赋税仅以谷粟布帛缴纳为准则，而不以钱计。三是过去的均田“租庸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计丁授田，是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现在又恢复了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于是又恢复了汉代土地兼并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德宗时陆贽便说：“?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

6、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可是法令已行，德宗也无法挽回，后来这种情况日趋严重，经济上弊端百出。其实两税法的推行，也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早在代宗时就已经以亩定税而敛钱了，不过到杨炎时才定为法制。“均田式”的“租庸调”因其不能贯彻而破坏，改为“私田式”的“两税法”，又有其新的流弊，往往一个政策，扶得东来西又倒。而且唐朝中叶后发生的经济困难，很多受到政治的影响，其背景因果，十分复杂。（三）唐代的杂税 杂税是指田赋以外的一切税收，而以盐、酒、茶、关为四项全国性的最大财源甲、盐税 唐人兴起于河东，河东自古为产盐之区，唐初即拥有盐池十八区，盐井六十四所，直属于户部度支管辖，成为国家一项重要财富，都由政府经营。另外沿海一带的居民，自由煮盐买卖，并不课税。唐初盐价很低，直到天宝年间，每斗不过十钱。而国家也无须与民争利。直到安史之乱，国家经济困难，才改盐法，把天下山海井灶之盐，一律收归国有，由政府官卖，始有“榷盐”。当时官卖的盐每斗一百一十文。凡产盐之区，都设立监院，监管盐务。代宗时再改盐法，由各盐区的“亭户”（政府雇用的盐民）制盐，而分别由商人批发销售，于

7、是政府的盐利收入大增，天下的赋税收入，盐利占了一半。但是国家的收入虽增，多了一层中间商人的剥削，盐价到德宗时，河中的池盐，竟卖到三百七十钱一斗，。以后战乱频仍，国家军政所需，都依赖于盐利，地方的盐务又被藩镇所劫持，政府屡次欲评定盐价以解民怨而不能。于是各地盐价有增无减，百姓铤而走险，盗卖走私的渐多，国家不得不用严刑峻法来约束。唐末随着政治的腐蚀、地方的叛乱，盐政的本身也弊端百出。河中藩镇多次的叛变，都与争夺盐池有关。到这时国家未受其利，而百姓深受其害。乙、酒税 唐初无酒禁，直到唐肃宗时，遭遇安史之乱，为了节约与严肃风气，曾规定京师禁止卖酒，非朝廷祭享宴会大典，不得饮酒。到了代宗广德二年，颁布限酒法令，确定天下各州的“酤酒户”（酿制与卖酒之家），并限制其酿酒的数量，按月征收酒税，此为酒税之始。到了德宗建中三年，又禁止人民酤酒，改由政府专卖，开办酒肆酿酒，每斛取值三千，有私自酿酒者治罪，当时以这笔官卖酒钱补助军费。到贞元二年，天下开办酒肆出售酒的，每斗征收酒税五十钱，凡是代国家经营官卖的“酒户”免除徭役。文宗年间，全国酒税的收入是一百五十六万多缗（一缗等于一千钱）。到了晚唐，政令紊乱，时而

8、官卖，时而民营，变易颇为负杂。 丙、铁税 盐酒铁自汉代以来，经常是三项国家专营的事业。唐朝的矿石生产主要是银、铜、铁、锡，而黄金不多。据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全国官营的上述四种矿场有一百六十八处，此外也有地方私人开采的矿业，在玄宗时征收赋税。宪宗元和年间统计，全国一年所开采冶炼的铜有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藩镇之乱，矿业多为地方所把持，文宗时，曾将其划归州县，当时中央所能统辖的矿区收入，还不能抵一个县的茶税。丁、茶税 唐朝多了一项特别的收入，就是茶税。饮茶到了唐朝已成为了全国人的普遍习惯，和盐酒一样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在唐初也和盐酒一样没有征税。从安史之乱后，国家多方开辟财源，才又增加了一项茶税。 唐德宗贞元九年，开始征收茶税。方法是：于产茶州县，茶山所在之地，在茶商经过之地，普遍设置收税机构，按茶品分为三等估价收税，税率是茶价的十分之一。当时每年所征得的茶税有四十多万缗。穆宗时，茶税率增至值百抽五十。后来茶税有增无减，茶商经过之处，地方州镇，往往重重征税，百姓不堪其苦。同时私贩渐多，政府控制茶税的法律也日益严格，私贩超过三百斤且连犯三次者处死。宣宗时制定了“税茶十二法”

9、，说明晚唐时，国家如何重视茶税。戊、关税 关市之税，由来已久，至德宗时而加重，与各关卡津口广设税吏，征收过往商人的货物税。税率是每千钱（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则税十分之一。后来这项关税的范围越来越广，不仅税及商人，而且税及旅客，不仅税及商品，而且税及非商品，发生扰民的现象，税制日滥。唐代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泉州、杭州等地，管理对海外的通商，都设有市舶司，监督管理通商事宜与征收市舶税。己、其他杂税与苛敛 晚唐杂税很多（其中有许多临时救急的措施），其中有“买告身与度牒钱”、“户税”、“青苗钱”、“率贷钱”、“房屋税”、“除陌钱”等等。从黑暗的一面来看看唐代农民的生活状况：第一是赋役的不均，实行租庸调制的时候，就有课户与不课户的区别。譬如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的统计，八百九十万户中，不课户竟有三百五十六万户之多，几乎占了天下户口之半数。这些不缴租税的户口，除了法定的鳏寡孤独废疾之外，其中包括很多的豪强户。这对于其他缴税的良民来说，是个很不平的现象。在安史之乱的前后，版籍不实，租庸调法已坏，地方豪粮富户往往私自收买口分田与永业田置为“庄田”，私改簿籍，任意兼并，授田之法，乃名存实亡。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一般小农民向大地主租田耕种，于是有官税私税之别。地主用假名籍向官府纳税，而向佃农征收私税，私税有达到公税的二十倍的情况存在。这完全恢复了汉代末叶的土地病态，这又是一种不平的现象。老百姓的租赋不均，负担又重，加上兵役和匪乱，于是发现了大批的逃户和欠租。国家多难，税收不足，于是严令搜查逃户和收缴欠租。百姓不服者，就施以严刑，农民不胜其苦。这是第三种不平的现象。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政治日益腐败，体现在赋税制度上的就是对百姓的盘剥日益严重，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复盛唐时的景象。据上述唐代的税收概况，可知唐初，一般的赋税很轻，所有重要的税收尤其是苛捐杂税，都始于安史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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