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谏议制度

1、元代谏议制度篇一：监察与谏议制度 2页监察与谏议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萌芽阶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这时的御史虽已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二）形成阶段。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秦汉是中国官制的定型时期，也是正式监察制度的形成期。秦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仅次于丞相, 负责监察百官，在地方上,各郡设监郡御史，直接隶属中央的御史大夫，对郡县文武百官进行监督，并负责向中央提供郡县长吏的为政情况。监御史只向中央负责，不受郡守统辖。汉承秦制，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 ，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西汉末年，御

2、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三）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长官御史中丞职权很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 ；另一个变化就是“风闻奏事”制度，也就是说御史不需要有真凭实据，只要听说有什么情况，就可以上奏对某个人进行弹劾。随着监察机构及其长官的权势日益增大，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四）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组织完备、职责明确。形成了台谏并立制度，完善了御史机构，在御史台下分设台院、

3、殿院和察院，三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严密的御史监察系统。另外，设置了政权和规模都比前朝大的谏官。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五）强化阶段。宋元时期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监察机构的控制，确立台谏合一制度的制度。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 。 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六）严密阶段。 明清时期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明代将御

4、史台改为都察院，职掌纠察，它可以“纠察内外白司之官” 对全国所有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纠劾，另外还创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一独特的监察组织，负责纠察六部官吏的违法事件。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结 论总之，古代监察制度是古代中国制度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对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的稳定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轨迹，从中汲取并借鉴古代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与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汉制御史大夫的监察范围，外面是中央地方内外百官，内面是王室和宫廷，全属其职权所及。而谏议大夫则属九卿之光禄勋，隶属于宰相。唐朝台官，是天子的耳目，而谏官则是宰相的唇舌。御史监察权已独立于相权，但谏官仍属门下省，诤谏权仍在宰相手中。宋制谏院独立，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和谏官都由皇帝亲擢。明制1）都察院，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

5、司。2）全国分成十三道，十三道各设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十三道各协管两京、直隶衙门；而都察院衙门分属河南道，独专诸内外考察。3）六部分设给事中，六科给事中从专门业务上进行监察4）厂卫特务组织，作为皇帝的耳目和鹰犬。篇二：古代谏议制度与修辞修辞学课程论文古代谏议制度与修辞学发展学生姓名：黄春霞学号：专业：翻译实践与理论学院：外文学院导师姓名：谢晓莺学期：20XX-20XX/下任课老师：温科学摘要：政治体制和文学文化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中国古代的谏议制度是君主专权制度的重要补充，负责着维护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利益和修正方针政策的重要作用。而用于古代通讯、交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谏官的意见多以文本的形式呈现。而合理的使用修辞法可以使古代的谏官令自己的谏言起到更大的作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风气会导致谏官使用不同的修辞方法以期达到目的。于是，朝代的更迭与同一朝代不同的政策都会影响修辞学的发展，修辞学以不同时代政策影响下不同的些微差别共铸了修辞学发展的长河。关键词：古典修辞学；谏议制度；君主制度；得体性1.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谏议制度夏

6、、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以君主间接统治为主要特征的有限君主制,从夏朝的氏族联盟到商朝的方国联盟,再到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有限君主制的统治效率逐步提高。1随着时代的发展有限君主制始终在春秋战国时期慢慢变成以郡县制为基础、以君主直接统治为主要特征的绝对君主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改革的主题是强化君主在军事、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力。为了提高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各国君主对游说各国的方士和谏言阶层抱着特别宽容的心态，这是春秋时期文化大繁荣的原因之一，也是游说集团和劝说集团起到重要作用的年份。自汉朝到隋朝时期，谏议制度一直发展完善，到唐宋时期达到顶峰，随后的元明清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又在唐宋的基础上不断改变以适应不同的统治方式和统治需求。在这期间，每一次的王朝中兴，都伴着谏议制度的发展和谏议制度对王朝各方面建设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君主向来强调君主专权专制,谓之:“古人有言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故可以观利害之极致;断之独,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欲逞其私志,斯衰乱之政也。”强调君王的独断并不是中国古代君主政治不重视下级官员信息的反馈，而是要让君

7、王要通过朝堂的议事，士大夫的谏议、上书言事，各级官员的监察和考绩活动来敲出振聋发聩之声。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齐桓公设“大谏”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齐国中央官制的主体是在相的下面,设置五个行政部门,即所谓“五官制度”。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官僚阶层力量的日渐成熟,各级官员的分工日益明确通达,在君主权力逐渐强化、集中的过程中,以三国魏晋南北朝为代表贵族集团对君主的权力制约逐渐减弱。对下情上达的方式就有了更多的要求，由原先游说集团（张仪苏秦之辈）和劝说集团（各国变法和治国代表如商鞅、韩非子、孙武等人）较为直接的意见上达方式逐渐让位于更为制度化的信息传递渠道谏议制度。于此同时春秋战国这一文化大繁荣时期谏议的修辞法由汪洋恣肆，百家争鸣,海纳百川之势向更加言之有物，解决具体问题和提供研究方法等更加细化的方向发展。朝代更君权集迭中程度图1朝代更迭、君主制度与谏议制度2.中国谏议制度与修辞学发展春秋战国时期 谏议制度发展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三寸不烂之舌，正所谓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本篇文中把

8、这一时期所有的进言活动也都看成是稀疏的或者是自由度极大的谏议活动，这一活动是被各国君主所允许的谏议制度下的活动。这一时期，游走于各国的先秦诸子们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庄子都是修辞家。奥利弗说，孔子的修辞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他把孔子关于修辞目的的学说分为七个方面，都是为了如何达到社会的和谐而论的:修辞能够使思想交流更清楚，“辞达而己矣”;修辞能打动听众的意志，“法语之言，能无从乎”;修辞具有维系社会的功能，“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通过劝说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忠焉，能勿诲乎”;修辞能赢得个人的进步，提高个人的能力，因为经验证明，“不有祝跄之俊，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修辞能得到别人真正的理解，因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修辞能清楚地表达演说者的真实本性，因为“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2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隐喻学家，庄子一书中存在着极为丰富的隐喻现象。庄子根据隐喻的表现形式、功能、效果、结构以及认知特性,以显性隐喻与隐性隐喻、根隐喻与派生隐喻、发现相似性的隐喻与创造相似性的隐喻、语词型隐喻与篇章型隐喻等多种类型来阐述其观点。3然

9、而这一过程中庄子的“政治”观点是其世界观、哲学观，劝说的只是平民百姓甚至是其自身。大量隐晦的观点由于晦涩难懂而且脱离现实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不深。反而是韩非子商鞅这些变法派代表以及鬼谷子武子孙子这些兵家代表能产生更加大的影响。鬼谷子、孙子十三篇、韩非子中有着更加贴合现实的举例，反讽和众多的逻辑推断。孙子兵法有云“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这一段就严格交代了将军带兵的作法，意义和可以达到的效果，甚至将其通俗的比喻为常山之蛇。这时的中国古典修辞学还处于万花怒放的时期，既不都是抽象化的哲学道理和也不是没有放弃逻辑推断的形成于头脑之中的无源之文。这些著作中也都有着与西方修辞学相近甚至相同的修辞方法，善用严密的推理和通篇严格的布局。也并不是所有的主流学派都强调“实用性”或者和哲学密不可分，而是可以独立出来，以一种朴素的思考和强烈的实践观来劝说统治的君王接受其意见。有学者认为古雅典的演讲针对自由人，演讲的行为，修辞的好坏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建议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它能否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来，修辞学要满足的不是真理而是对听众的所处的背景，利益趋向的迎合。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例子也是普遍存在的。触龙说赵太后是战国策中的名篇。主要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机，大举攻赵，并已占领赵国三座城市。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威后溺爱长安君，执意不肯，致使国家危机日深。触龙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利用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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